我的记忆越来越糟。我明明记得朋友就住在这个学校，住在荷塘边一列平房的最南端，我去敲门时，应门人却是一位眼生的老头。他说他痔疮出血无法排便，一听说我不是李医生，没好气地狠狠关门。

　　这使我惊讶不已。我在校园里来来回回至少蹿了半小时，从各个视角来核对我记忆中的印象，最终还是来到了老地方。不可能不是这口荷塘，不可能不是这列平房。我再次敲门，把老头惹火了，说你神经病呵，我要报警啦。

　　但我明明记得上一次自己就是在这扇门前告别朋友。朋友不甘心惨败，定要拉我再战三盘棋。他那天喝醉了酒，照例把明天说成昨天，把昨天说成明天。他结结巴巴地威胁：“你昨天要是不来你你你就不是人。”他的妻子则在他身后捂嘴一笑。

　　我不敢再敲门。我想打一个电话，问问另一个朋友我是否记错了地方。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一个汉子从亭里冲出来与我撞了个满怀。他发出见到蝎子时的尖叫。

　　我看见他的笑脸，才知道叫出的是喜悦。

　　他叫了我的名字：“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见过面么？”

　　“你怎么这样健忘？”

　　我实在想不起来。

　　“我是苏志达呀。”

　　我假笑，差不多默认了这张胖脸，这几根稀疏的胡子以及破旧眼镜。这是我认识的，是我应该认识的，对我完全拥有尖叫和拳击胸脯的权利。

　　“我是长坡公社的，不记得了？那时候经常到你们那里去挑种子，买秧苗，下象棋。你想想看。”

　　依稀有这么回事。我慢慢能记起种子和秧苗，但还是没法回忆出这张胖脸。

　　胖子又给了我一拳：“真是贵人多忘。”

　　“对不起，对不起。”

　　“你太对不起我啦！”他哈哈大笑，“听说你去俄罗斯至少赚了一百万，有没有这回事？放心，我不会找你借钱的。”

　　这年月，关于钱的谣言一造就有人信。其实我没去什么俄罗斯，更没有贵到多忘的程度。就说知青吧，我能记起李建国，他刚下乡就疯了，戴着满胸的毛主席像章去寻找花果山和水帘洞，后来被母亲接回城。据说，谁去见他他都不认识了。我还能记起徐辉幼，他年岁最大，但总是笑眯眯的可以被任何人开心，病退回城不到三年就死于癌症。我还能记起田敏，好像没记错，是叫田敏，走路像是一惊一跳的，算是回城最晚的之一。我有次看见她推着小车在街上卖咸菜。我能记得很多很多，只是记不起眼前这张脸。

　　按照他的揭发，我与他相当熟，为什么我没留下一丝一毫印象？我既然忘了与他下棋，是否也可能忘了借他的钱？忘了抽他的耳光？忘了与他合谋偷卖队里的牛？……他突然出现了，如同检察官在法庭上突然出示要命的铁证，使我自以为是的陈述和申辩变得不堪一击，全部动摇瓦解。

　　我不服气，怀疑以前并不认识这个苏什么人，他不过是拿我开心，像我一样喜欢胡说八道，在情面上先占个上风，下一步就让我请客赔礼。这家伙！

　　我们握手和抽烟。

　　他说他在等人，说他在等他的那口子。他有点羞涩地说，他那口子以前叫邢立，你们不是认识么？你们不是还很熟么？

　　我再次吃了一惊。我好久没见邢立，只听说过她再婚了，没想到最近落网的是眼前这一张胖脸。苏、志、达——我努力记住这个名字，努力记住现在是下午两点多，记住在这个公共电话亭边有擦皮鞋的小贩，有卖西瓜的摊子，有汽车卷起的尘浪。我记住公共电话的牌子已掉了个“共”字。我记住苏志达在这个时刻正不无焦急地把右脚一踮一踮，正等待着他的老婆，即那个人间消失多年的邢立。我得把这一切记清楚。

　　一个女人在菜市场那边出现了，左顾右盼注意来往的车辆，准备横过马路而来。这个身影太眼熟，尤其是她侧看什么时甩动的头发，还有尖削的下巴线条，总是散发出莫名的寒意，让你感到一阵隐隐的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