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起来了，一路押往公社。当时不免有些慌乱，怕他们动不动就打人，我反复提醒他们记住革命纪律：“你们不能虐待俘虏！”

　　我的严正立场使他们果然客气了一些。他们是乡下民兵，没有像样的枪，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其中一位还挂着鼻涕浑身汗臭，让我有点莫名的失望。

　　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谁出卖了我？不知道这一点，就不好准备口供，就不知该如何控制案情减少损失。我尤其担心孟海，他被捕已经一年多，假如他扛不住，把什么事都吐出来，那我和很多人就完了。

　　我心里虚虚的，但装出一副死相，企图博得审讯者的同情，其实是在暗中察言观色，紧张地分析和判断着形势。

　　场长有一种心满意足的表情。“我早就看出你是个现行，成天抱一本书看，还看外国书，还晓得写艺术字，思想也太复杂了吧？”

　　另一位主审官是公社政法委员，老谋深算得多，皮笑肉不笑的，只是要我自己坦白。我说一件，他点点头，要我再说。我又说一件，他点点头，又要我再说。他不时看看炭盆里炖着的一个瓦罐，闻闻那里冒出的肉香。直到我说出偷电线、不慎撕坏毛主席肖像、有一次把革命歌曲“万物生长靠太阳”猖狂篡改成“外婆出来晒太阳”……他仍然不动声色，只是往一罐肉里添加姜片和蒜花。

　　第二天，审讯没有继续，这位委员不见了，而且一连几天没看见人影。我估计他们正在广泛深入地调查取证，正在广州、桂林等地我所有的朋友那里翻阅口供，分析疑点，搜集证据，准备对我给予致命的最后一击。我的监房离公社电话室不太远。一听到电话铃响，我就觉得那电话与我大有关系。我注意到接电话的人都面色严峻并行走匆匆，相信他们在广州、桂林那边已大有斩获，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正越拉越紧。

　　大概七八天之后，委员终于回来了，指挥值班民兵从拖拉机上卸瓦，也要我这个囚犯去帮一把。我听见他对别人说，他这些天回家做屋，累死了。

　　我这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去调查取证，更没有一个兵强马壮的庞大专政机器在对付我。我当然松了口气，但再一次感到失望：我来干什么的？只是个来卸瓦的伙计？

　　我的案子久拖不决。政法委员的最后疑问是：“老实交代，你曾经想去什么地方？”“我……想去北京，看毛主席呵。”

　　“不对，你仔细想想。”

　　“我想招工回城。”

　　“你不要避重就轻。”

　　我做出苦苦回忆的样子，一件件试着说。我说曾经想去县城玩耍，想去西藏和云南旅游，想去某个海港看看军舰和潜艇……委员一直在摇头，到最后，他实在不能继续老谋深算下去了：“你没想去苏联？没想叛国？”

　　我没听懂。

　　场长甩了我一耳光：“你没想去苏联？就是修正主义那里？”

　　我的半边脸立刻失去知觉，一手捂上去，手指触到了热烘烘的一堆。那是我的脸么？怎么突然膨胀如球？怎么安装在我的肩上？

　　我其实被这一巴掌打得心花怒放，因为我立刻洞察了目标：看来事情是邢立引起的。只有她看过孟海的来信，也只有那封信上提到过苏联什么的。谢天谢地，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有关广州的聚会，有关私藏之后又丢弃的手枪，有关胎死腹中的地下筹备建党……更可怕的那些炸弹都摘除了引线。但我必须掩盖自己眼下的喜悦，两手发抖和结结巴巴，拿出走投无路坐以待毙的样子，继续把审讯引向误区。

　　“有是有……这么回事……但我是想去解放苏联人民，让他们摆脱修正主义的黑暗统治呵。”

　　“不要狡辩！你只说，哪些人同你一起去？”

　　“人？没什么人。”

　　“骗得了谁？干这么大的事没有同伙？你以为是去上街赶集？”

　　“联系人倒是有，我不敢说……”

　　“那好，你明天就到公安局去说，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我说我说，他们是外国人……”

　　“外国人？果然是里通外国了，狗胆还不小哇！”

　　我再次结结巴巴目无定珠，深呼吸两三次，似乎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才真正认清了眼下的形势，终于痛下决心回头是岸。我说到一些人名，都是些很反革命的那种人名，第一是普西金，第二是托尔斯泰，第三是果戈理，接下来还有肖洛霍夫和柯切托夫……我还得加上不厌其详和颠三倒四的情节，看他们脑袋大不大，看他们眼睛花不花，看他们舌头转不转筋。我要用一个无比复杂的故事把这些乡下人彻底拖垮。

　　“普什么？你慢点说，那个人姓普吗？……”委员果然开始皱眉和冒汗了，一只手正在发抖，往笔记本艰难地下笔。

　　“就是普志高的普。你知道普志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