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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残局 唐达天 5265 2024-10-16 21:36

  

  与田振军打了几个月的交道,方笑伟觉得田振军思想僵化,头脑简单,能力水平太一般化了。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应该说不费脑筋,但事实上却非常累。因为他和你想的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你想与他达成共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要么你屈从,要么就是说服他。比如说他在签发工资的时候,砍掉了记者的稿费和编辑费。理由是编辑、记者都有固定工资,他们写稿、编稿这是份内的活儿,不能再拿额外的报酬。这犹如机关工作人员看材料、给领导写材料都是份内的活儿一样,工作量已在工资中包含了,再拿报酬从道理上很难讲得通。再说,同一单位也应讲个平衡,编辑、记者拿了工资又拿稿酬,让干财务、干后勤的怎么办?财会人员制表、报表要不要拿报酬,司机出车、领导开会需不需要拿报酬?同样干着一份革命工作,不应该是两种制度。

  编辑费、稿费就在他的这些理由的驱使下一刀砍掉了。

  一时间,记者、编辑们沸沸扬扬,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哪个新闻单位没有编辑费、没有稿费?这样一刀砍了,以后谁还认真编辑,谁还会认真写稿?

  于是,就有人来向方笑伟发牢骚,要求方笑伟主持公道。方笑伟就不置可否地笑笑说,这是田台的决定,现在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嘛。来人说,方台,你可是电台的老领导了,他们未必熟悉情况,你必须出面干涉一下,否则,这样搞下去,电台会越搞越糟。

  对此,方笑伟也非常矛盾。不干预吧,显得我这个二把手太无能,以后大家也不会把你瞧在眼里,觉得你无非是个聋子的耳朵,仅仅当个摆设而已。更重要的是,这样会更加放纵田振军的独断专行的霸气。像这样纯属制度方面的事,即使要废除,也应该上个班子会,征得大家的意见才是。他这样做显然突出了个人的作用,而蔑视了他人的存在。如果对此不加以制止,以后他就会更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但是,如果找他去做说服工作,把这个事儿扳过来,自己也算争回了面子,也在大家心目中有了一定的地位,而倘若扳不过来,谈僵了呢?岂不让人耻笑,反而与田之间多了一层隔阂。

  总之,这是一件让他伤脑筋也使他非常憋气的事儿。然而,当他睡了一觉醒来之后,想法却完全变了。我为什么要去自讨没趣呢?为什么要去替他化解矛盾呢?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也严重地损害了大家的利益,肯定会给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他跟大家的矛盾越激烈,对我越有好处,我应该偷着乐才是,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要同他去争那个理?有时候,隔岸观火需要一定的境界。他觉得他在这方面还得进一步修炼。

  事实正如他判断的那样,自从停发了编辑费和稿费后,广播质量明显下降。而且,接连出了好几处错。

  比如:“莘莘学子”错读为“辛辛学子”。“使市民吃上放心肉,是市委市政府长期探索的问题……”(这还需要长期探索吗?)有人损伤人民币,说“这是对人民币的极大污蔑”。(污蔑是语言上的,不是行为上的。)主持人说:“中国有句古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不是古人说的,是列宁说的。)“九岁的女孩放学回家,突然遇到一位歹徒。”(称歹徒为“一位”,是不是太尊敬了,差点儿叫叔叔了。)养猪专业户的同期声:“我家的猪眼睛是蓝的,跟外国人一样。”还有一标题为“银都市召开大气污染动员大会。”主持人采访造假者:“您就是在这里造假的?”(对犯罪嫌疑人称“您”太客气了吧。)“生活真是富有戏剧性,工作了三十七年的师傅突然下岗了。”(工作三十七年该退休了。)

  有的听众听完后,就打电话来责问方笑伟,说你们懂不懂语法,最起码也应该把病句消灭掉吧。这还算客气一点的,有的甚至责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不能把电台变成垃圾箱。

  方笑伟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都非常客气地说:“谢谢你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因为我是管技术的副台长,不懂行,请你拨打8234567,那是台长的电话,这些事儿由他主管。”放下电话,心里一阵窃喜。他想,朝此发展下去,还会出大错。

  后来,果然出了大错。国家某部委的一位领导来银都视察精神文明建设,播出来后,这位领导的名字竟然错了。

  这位领导恰巧在小车上听到了这篇报道,大为光火,对市上领导说:“我这次来你们银都可是收获不小呀,名字也被你们的记者随意改了,要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也会改名字的话,我不知道我该有多少个名字。”彭书记、李市长被说得非常尴尬,向领导赔情道歉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完了我们一定要追查责任,严肃处理。”这位领导一看市上的头儿这么认真,怕把写稿的人给撸了,气也就消了一大半,反而宽容了起来,说:“过去就过去了,这也不是什么政治事件,追查啥呀,处理啥呀。以后让他们多留心一些,尤其是人的名字,不要给人家搞错了。”

  这件事儿很快就反馈到了电台。

  方笑伟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得无法自已。

  下午召开公务会议,田振军历数了广播接二连三的错误后,非常严肃地说:“今天早上,接连接到了市上领导的批评电话,市委宣传部王部长非常恼火,说这一次市上领导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完了,说你们是干啥吃的,你们要是真不想干了,统统下来,把位子让开,让能负责的同志去干。他要求我们查清这次事故的原因,上报市委市政府。我们今天召开编委会的目的,不仅仅是把这一事故给诸位通报一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查清原因,加强管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土有责,各自把好自己的关,你把不好关,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你负不起这个责的,就是撤了你的职你也负不起。最近一个阶段,广播质量明显下降,差错越来越多,希望你们记者部、编辑部一定要高度重视,切不可掉以轻心。也希望桑副台长大胆负责,该抓的一定要抓,该管的一定要管,要坚决做到对电台负责,对市委、市政府负责。”说到这里,他有意看了一眼桑学文,桑学文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在场的人都明白,他这虽然是希望桑副台长如何如何,实际上是变相地批评桑学文。

  田振军一说完,桑学文就首先检讨起了自己,说:“这几起事故都是把关不严所致,我应负主要责任,并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当然,这起事故也有客观原因,比如说,晚上我已经审完了节目,才接到宣传部的电话,说一定要把这篇有关国家部委领导人来访的消息加上去,这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就和责任编辑牺牲休息时间留下处理。等稿子到手,已经六点半钟,我们忍着饥饿一口气干到八点钟,没想到问题就出现了。这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的,问题发生了,讲再多的理由也无用,领导他才不管你是上班时间干的,还是牺牲休息时间忍饥挨饿干的,他们注重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要是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处理这些事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推卸责任,其实责任就是责任,是推不了的,我只是一分为二地讲清这个原因,然后承担责任心里也舒服些。”桑学文不紧不慢地讲了这么多,大家都听得明白,他表面是在作自我检查,实则是推卸责任。

  本来编委会都是各部室的主任参加,这次因牵扯到事故的当事人,就让责任编辑和撰稿的记者也列席参加了。接下来责任编辑的话说得更明了。

  责任编辑何原说:“要说责任,肯定是我这个责任编辑负的责最大,桑台长只能是负点连带责任,从一般道理上应该是这么讲的。但是,从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负不了多少责任,别人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去了,我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干,又不拿一分钱的加班费,还要我们承担责任,这真是不干活不负责任,少干活少负责任,多干活多负责任,牺牲休息时间干活要负大责任。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以后八小时之外,我是绝不加班的,要加班也必须给加班费,按劳取酬嘛。出了错,要扣我的钱。重复劳动,加班加点,又不奖励我们,这不公平。再说,徐建文的稿子写得也太潦草,宋开元的‘开’哪像个‘开’,让谁认都认作是‘井’字。”

  何原刚说完,徐建文就接着说:“你想想,我也是快下班的时候接到指示的,他们都上餐厅就餐去了,我却抓紧在会议桌上写,多辛苦呀。也是加班嘛,可能写得有点潦草,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都是加班加点的义务劳动,我们能义务地干就不错了,都是好同志,犯不着互相抱怨,你说是不是?”

  本来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却让这两个当事者一唱一和,把会议的气氛搞得一塌糊涂,仿佛这次会议不是分析原因,追查责任,而是把矛头转向了体改上。方笑伟听着他们的发言,心里止不住地一阵窃笑,他觉得太幽默了,太滑稽了,太出乎人的意料了。何原和徐建文,是电台的大拿,平时有点恃才傲物,如果对他们加以合理地使用,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失为干才,倘若对他们不尊重,他们会以同样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自从田振军上台取消了稿费和编辑费之后,他们也曾在会议提出建议说这种做法不合理。田振军却一意孤行,不把他们的建议当回事。没料时至今日,出了问题,他们却用这样的态度,很巧妙地将他们的过错转嫁到了田振军的头上。

  看着田振军紧蹙双眉,拼命抽着烟的样子,方笑伟开心极了,真是开心极了。他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要通过实践让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田振军无能,你田振军根本不适合当台长,你田振军当了台长,就会把一个好端端的电台搞糟,搞得乌烟瘴气,搞得一塌糊涂。

  徐建文的话音刚落,田振军就将烟头狠狠地掐灭,铁青着脸说:“说完了?你们说得都很精彩,十分地精彩。你们不愧是编辑、记者,是高素质的人才,讲出的话就是有水平。按你们的逻辑,八小时之外工作就应该出错,不出错反倒不合情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呀,你们的道理讲得很充分,桑副台长,你就负责把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形成个材料,上报市委市政府。就说电台没错,我们的编辑、记者更没有错。要有错,只是宣传部错了,他们不应该让我们上那篇稿子,不上那篇稿子,你们也就不加班了,你们不加班了,也就不会出错了,是不是呀?”田振军越说越激动,脸色也就被激动得越发铁青。

  一通脾气发完之后,他又留出了时间让大家发言。在场的部室主任面面相觑了一阵,有的想趁机讨好田振军,责怪徐建文和何原态度不端正,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批评。有的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不疼不痒地敷衍了几句。

  方笑伟听着这些发言,心里却暗想,这是个什么会呀,本来很明确就是追查责任,杜绝漏洞,结果是查责任的人被责任人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其他人却成了裁判员。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件事的处理上,足见田振军的能力平平,水平一般。他从田振军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分明看到了求援的企盼。他倏然间感到田振军很可怜,堂堂的一个电台台长,却无能力驾驭住这样的一个局面,不知道他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是怎么混上的?他想,在这种时候,他应该站出来为田振军解个围,给他一个下坡的台阶。尽管他的心里非常恨他,甚至还要比其他恨他的人不知要恨多少倍,但他必须要在面子上维持着他们的和谐。尽管他也希望别人同田振军搞得越僵越好,但他却不想同他搞僵,因为,有好多事儿他还需要他点一点头,否则,就无法操作。他要把对他的解围当作一个交换的条件,隐埋在田振军的生活中,隐埋在他们之间。

  等大家发完了言,方笑伟开门见山地说:“我讲两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事故,严肃认真地查找工作中的失误。客观条件要讲,但更多的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只要有重大的新闻需要我们采访,我们绝不能找种种借口贻误工作。同样,我们的新闻需要调整时,也绝不能找种种理由拒绝调整或推卸责任。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你要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何原和徐建文两位同志过去都很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工作干得很出色,这都是大家公认的。这次的责任事故虽说你们能找出很多客观理由,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们主观上不够重视,应该从主观上寻找原因。第二,我希望在座的编委会成员都守土有责,把好自己的关,做好自己的事。要对电台负责,对田台负责。根据电台党组的安排,让我分管调频台的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表个态,向田台表个态,我不敢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出错,但我至少要竭尽全力地搞好工作,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方笑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留意观察了一下田振军的表情,看着田振军向他投来了感激的一瞥时,他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底,觉得这“马屁”拍到正点上了,既博得了田振军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向在场者公开宣称了调频台是由他负责的,使这一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下子明朗化了。他觉得应该明朗化,只有明朗化,才能迫使田振军明确态度,好一步步地达到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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