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一宁

　　《丢掉那少年》是我二〇一七年动笔写的小说，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搁置许久，二〇一九年初我把它重新修缮，再交给编辑。二〇二〇年，等到它出版的时候，“第一批九〇后都要迈入三十岁了”。

　　时隔三年，重新看自己写的小说，难免脸红。

　　但这仍然是一个被我偏爱的故事。

　　编辑跟我说，翻看前几章，以为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往后看，才知道我对“十几岁”的那一段并无深沉的眷恋，我关心的是，少男少女们进入生活后的故事。

　　在想法最初，我想写一个反类型的青春小说。

　　诸多关于青春的叙事，总是把少年时代描摹得优美、纯真或者狗血，总是大闹一场，然后进入安稳乏味的成年生活。但我们真正的“小时候”总是要复杂得多，可能有原生家庭的困惑，可能在集体里被孤立，只有很少一小撮人的青春期可以爱来爱去。事实上那时你很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忍受。

　　成年生活也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成不变。高考结束时，我们误以为那场考试决定了一些事，但七年后我回头看，觉得是性格，性格会指引人走上真正的道路。当年最刻苦的女孩，高考发挥不好，但最后还是去常春藤读博了；上课时偷偷写小说的人，去英国攻读政治学，对专业不感兴趣，成天在家给室友做饭吃，室友夸不错，于是她发现了兴趣所在，去法国蓝带学厨艺了。

　　人总归是越活越像自己的。

　　怀旧固然是很有情调的行为，但如果一生的高光时刻都凝结在十八九岁，那这漫长的下坡路也未免太难熬。

　　所以我设置了“反转”。

　　男女主角周密跟叶蓁蓁，高中时候是同桌，男生毒舌冷面，女生软萌有趣，学生时代悄悄摸摸地暧昧，十年后，兜兜转转又结婚。看起来真美满。王子公主从此生活在一起了，但然后呢？

　　然后俩人的婚姻里暗流汹涌。男的觉得挣钱加不出轨，就很像个人了，而我们这一代女性，缺乏妈妈们的奉献精神，但凡自己有点事业，能经济独立，就会对婚姻有较高的情感需求。男女对婚姻的期许不匹配，搞得双方都很委屈。又因为都是在物质条件较为宽裕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对生活的耐受性不强，通俗的说法就是事儿逼了，玻璃心了，动不动想离婚了。

　　我觉得离婚率飙升也没什么不好的。劳苦功高不是好词。能分得开，说明大家都能独自站立。

　　更何况小说里的叶蓁蓁，还爱上了别人。我觉得一生只爱一个人跟一生爱过许多人，没什么高低分别，这种事情以质取胜，不用以量权衡。

　　叶蓁蓁的结尾也不算常规意义上的好结局。新翻拍的电影《小妇人》里，十九世纪的主编对女作家说，一个爱情小说的结尾，女主角必须嫁人。两个世纪过去，我想读者对女性归宿的理解已经不一样了，结不结婚没什么，被不被爱——也不是决定你价值的标尺。活着的意义是尽可能在生活这把椅子上找到你自己最舒适的坐姿。所以我让学生时代娇滴滴看起来什么都不缺的叶蓁蓁，逐渐地什么都失去，让她重逢旧爱，让她离婚，让她不被爱，让她失去父母的庇护，让她失去亲密的朋友，让她从温暖的屋子走向旷野，让她自己去摸索。

　　我小时候幻想长大后都市丽人式的生活，只会想到二十五岁。我觉得二十五岁是女性最自由又最好看的时候。我很怕老。我曾经是因为一条细纹大呼小叫的女孩。我曾经很渴望那种世俗的标配人生——就像小说里叶蓁蓁看到人家有孩子，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一样——不是真的对孩子有兴趣，而是从小比较乖巧顺遂长大的人，骨子里对世俗目光还是很服从的。

　　现在我很快要二十六岁了。坦白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好年轻。我觉得世界仍在我眼前徐徐展开。我不害怕未知了。我特别喜欢滑雪，因为享受那种俯冲下去的未知感，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教练跟我说，诀窍就是别怕摔。我说那疼呀，他说一屁股坐下来，就不疼了。

　　我发现这话真挺管用的。

　　所以这个小说虽然叫《丢掉那少年》，但不是青春的挽歌。

　　番外篇《落跑伴娘》的最后写：

　　君王意气尽，幸或不幸，她却还有一口气在。

　　他们想要的故事结尾，她不想要。

　　他不再试图寻找的地方，她还是想，再去看一看。

　　我这些年，喜欢过不少人，因为他们换过居住地，养成过相似的习惯，培养过共同的爱好，甚至他们激发过我的好胜心和创作欲。我一直觉得是我在向爱人靠近，因为我喜欢的人总是在前面，所以我往前跑，但猛一回头，发现一些喜欢过的人驻扎不动了，一些已经远离了我的视野。我前面或许空空****没有人了，但还是想去更前方看看。我觉得只要往前跑，总会有新的喜欢的人，新的好玩的事，我觉得新的体验总比回忆更带感。我并不祈祷前方一定水丰草美，是奶与蜜流淌之地，我只祝愿自己一直跑得动。

　　这才是真正的丢掉那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