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常和父亲到桥儿胡同谢家去。谢家院里东房三间已经盖起来了，一抹青灰的小厦房，由六儿住着。树上的枣也结了，微小而丑陋，各个儿像是没长大就红了，急着赶着要去办什么事情似的。
我很快熟悉了我的角色。父亲之所以把他的隐秘毫无保留地**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他把我当成了出门的幌子，当成了障眼的法宝，他带着我出去，我母亲能不放心吗？其实我母亲很傻，她就没想到我和父亲是穿一条裤子的，我早已为父亲所收买，成了他的死党。
父亲收买我的条件也很低，几个糖豆儿、大酸枣就封住了我的嘴。这使我从小就相信，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到谢家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地，我对他们的情况也多少有了些了解。谢家当家的男人叫谢子安，死了有些年头了，听说活着的时候做得一手好针线，是宫里内务府广储司衣作的裁缝匠。广储司衣作是司下属七作（音zuō）之一，七作是染、铜、银、绣、衣、花、皮，应承着皇宫内部和主要宗室的衣物手使。慈禧时期衣作最繁盛，有匠役三百余人，到了溥仪的小朝廷，承职的也有二三十。我们家瓜尔佳母亲穿的蟒纹四爪命妇朝服，就是出自广储司的衣作。据我母亲说，谢子安本人是个很活络的人，聪明而善解人意，凭着别人不能比的手艺，他时常走动于大宅门儿之间，受到了宅门儿里夫人、小姐们的欢迎和喜爱。请谢子安做衣服的人都是有根有底的人家，图的是他做工精致、名气大。当然，人们也不乏有想了解一点乾清门里服装流向的好奇，诸如逊了位的皇上每天穿西装还是穿马褂，皇后衣服上的绦子兴的是什么花样等等。随同谢子安出人大宅门儿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个被大家称为谢娘的美丽小媳妇。谢子安之所以带着媳妇，是为了跟女眷打交道方便，避嫌。有做不过来的活计，谢娘也搭着手做，我父亲出门常穿的兜边镶着刚钻的外国缎一字襟坎肩和二蓝宁春绸夹袍就是出自谢娘之手。相比之下，谢娘和家里的母亲们更熟，往来也更密切。
那是皇上被赶出紫禁城的前一年，宫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早晨，天阴欲雪，北风正紧，溥仪的贴身太监伺候溥仪起床，因为变天，要将贴里的小衣换作绒布小褂。太监将衣服在烘炉上烤热了，将小褂趁热恭进，为缩在被窝里的溥仪穿上。溥仪将手伸进袖筒，像被什么蜇了一样，呀的一声，猛然坐起，抽出胳膊一看，胳膊上已经划出了长长的一道血印。太监吓得立即翻检衣服，发现衣服的袖口别着一根缝衣针。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搁溥仪这儿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生性多疑的溥仪说这是有人刻意要谋害他，责令追查，严加惩办。追查的结果，就追到了裁缝谢子安的身上，算溥仪开恩，没要了谢子安的命，就这也受到鞭打四十、枷号一个月的惩罚。时值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天气，身受重伤的谢子安，在大牢里羞愤交加，没出十天就咽了气。
谢娘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为了生计，照旧走动于大宅门儿之间，揽些针线活，然而毕竟不如她丈夫手艺精湛，所承接的活计便渐渐有限；又因为丈夫横死，有人视为不吉，对她也就冷淡了许多，她所能走动的人家，到最后就剩了东城的两三家，我们家是其中之一。
我母亲们的衣服都是由谢娘承包的。谢娘给我的母亲们做活就住在我们家后花园的小屋里，有时一住能住半年，因为我母亲们要做的衣服实在太多。谢娘很懂得大宅门儿的规矩，在我们家做衣服的时候从来不出后花园一步，也不跟我们家的男人搭讪，低眉敛目，只是一人飞针走线，谁瞅着这个小媳妇都觉得怪可怜的。我母亲问过她有没有再往前走的想法，谢娘直摇头，眼圈也红了，说，太太您再别替我往这儿想了，那死鬼才走，坟上的土还没干呢……我母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后来，谢娘到我们家来的次数逐渐减少，慢慢地竟变得杳无音信了。母亲们说，多半是嫁了人，一个年轻小媳妇，怎能长期守着？能寻个人家儿终归是好事，没人再来做衣服就没人吧……
我跟父亲到谢家的时候，谢娘已经不是什么小媳妇了，从相貌上看，她比我母亲还显老，我想父亲之所以肯和她亲近，愿意到桥儿胡同来，大概图的就是她的温馨可人，图的就是类似虾米皮炸酱这种小门小户的小日子，这种氛围是大宅门儿的爷们儿渴望享受又难以享受到的。已经拥有三个妻子、十四个子女的父亲，还要将精力偷偷摸摸地倾泻在桥儿胡同这座小院里，倾泻在姿色并不出众的谢娘和她那拧种般的儿子身上，究竟为了什么，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
在金家什么心不操的父亲，在谢家却成了事无巨细都要管的当家人，连桌上的座钟打点不准，他都要认真给予纠正。我看着他在谢家的窗台下，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帮着谢娘和泥、搪炉子，谢娘亲昵地替他摘掉脖颈上的头发，我就想，这人是我阿玛吗？是金家大院里那个威严肃整的阿玛吗？
但是父亲很快活。
谢娘也很快活。
我当然更快活。
父亲在回家的车里常摇头晃脑地对我念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马上会接上一句：贤哉回也！
父女相视一笑。
金家知道父亲这个秘密的还有厨子老王，他常常秉承父亲的旨意给谢家送东西。老王是父亲的心腹，嘴很严，很讲义气。老王在我跟前从来没提过谢家半个字，我、父亲和老王对谢家的关系，用后来很著名的样板戏上的一句词儿是“单线联系”。能与某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是很刺激、很幸福的事情，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让我快乐，让我时时地处于兴奋状态。
谢家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袼褙。打袼褙是件近似游戏的轻松活，首先要将那些烂布用水喷湿，第一层尽量挑选整块儿的，用水贴在板子上，以便将来干了好往下揭。第二层才开始抹糨子，然后像拼七巧板一样，将那些颜色不一、形状纷杂的小布块儿往一起拼，要拼得平整而恰到好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往往要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设计，一张袼褙要打三层才算成功。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自己的手，将那一堆脏而烂的破布变成一块块硬展展的袼褙，再揭下来，一张张地摞在屋里的坑上，最终变成一斤斤香喷喷的杂面，就着大瓣蒜吃进肚里，想想真不可思议，神奇极了。
我对这个工作很着迷，开始是蹲在六儿跟前看他操作，后来是给他打下手，将布淋湿，将那些缝纫的布边撕去，后来慢慢从形状上挑选出合适的递给他，供他使用。六儿对我的参与呈不合作态度，常常是我递过去一块，他却将它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自己在烂布堆里重新翻找，另找出一块补上去。开始我以为他是成心气我，渐渐地我窥出端倪，他是在挑选色彩。也就是说，六儿不光要形状合适，还要色彩搭配，藏蓝对嫩粉，鹅黄配水绿，一些乱七八糟的破烂儿经六儿这一调整，就变得有了内容，有了变化，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六儿的袼褙打得精美绝伦。
六儿的书念得一塌糊涂。
六儿都十五了，还背不出“床前明月光”，他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永远念成“举头望明月，低头撕裤裆”。父亲纠正了他几次，均未改过来，看来是有意为之。
谢娘从附近收揽些针线活，以维持家用，穷杂之地的针线活毕竟有限，加之谢娘的眼神已然不济，花得厉害，做不了细活了，所从事的也不过是为些拉车的、赶脚的单身做些缝缝补补的简单活计，或是给某家的老人做做装裹什么的，收入可想而知。谢家之所以还能经常吃到虾米皮炸酱面，这多与父亲的资助有关。至于这院房与父亲究竟有什么关联，我说不清楚。六儿拼命地打袼褙，其中难免没有要摆脱虾米皮炸酱面笼罩的成分在其中，他要自立，他要挣脱出这难堪与尴尬，就必须苦苦地劳作，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袼褙上。
毕竟是能力有限，毕竟是太难了。
他很无奈，焦急而忧郁，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残酷无情，这是他与我注定不能融洽相处、不能平等相待的原因。
我那时不懂，后来就懂了。
我老觉得我很聪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比起我的母亲来差远了。
我身上常常出现的糨子嘎巴儿和那不甚好闻的气息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一天，我和母亲在老七舜铨房里，母亲摸着我那被糨糊粘得发亮的袖口说，又跟你阿玛去裱画铺了吗？我说，是呀。母亲问，都裱了些什么画呀？是不是老七画的那些啊？老七舜铨正在纸上画鸭子，他一边画一边说，我是不会把我的画拿出去让我阿玛糟蹋的，您看看丫丫身上的糨子，您闻闻这股馊臭的糨子味儿，料不是什么上档次的裱画铺。母亲问，你上回说的那个叫六儿的，他们家哥儿几个呀？我说，哥儿一个。母亲说，哥儿一个怎么会叫六儿呢？我说，因为他像咱们家的老六，他脑袋上也长了角。舜铨突然停了画，惊奇地看着我，一脸严肃。母亲问，那个六儿在哪儿住哇？我牢记着父亲的嘱咐，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朗声答道：桥儿胡同。我特别注意了“桥”的发音，让它尽量与“雀”远离。母亲说，是雀儿胡同啊，那是在南城了。我慌忙辩道，您搞错了，是桥儿不是雀儿。母亲笑了笑说，上回你阿玛不是说六儿在东单吗，怎么又到了雀儿胡同呢？我急赤白脸地争辩道，是桥儿，不是雀儿！
我们家人都说老七傻，其实我比老七还傻。老七在旁边都听出破绽来了，直冲我瞪眼，我却还没心没肺地嚷嚷什么桥儿、雀儿。母亲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算了，你别跟我争了，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儿狼，我是白疼你了。我说，我怎么是白眼儿狼了？怎么是白眼儿狼了？
母亲叹了口气，神情黯淡，歪过脸再不理我。我还要跟母亲理论“白眼儿狼”的问题，老七从后头把我拦腰抱起，三步两步出了屋。我在老七身上踢打哭闹，让他把我送回母亲身边去。老七舜铨不听，我就往他的袍子上抹了一把又一把的鼻涕，唾了一口又一口的唾沫，直到他把我夹到后花园的亭子里，狠狠地撂在石头地上。
老七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胡说了些什么！我说，我怎胡说了？我什么也没说。老七说，你个缺心眼子的二百五，你还嫌这个家里不乱吗？！老七说“家里乱”是有原因的。不久前，他的“媳妇”柳四咪刚跟着我们家的老大金舜铻跑了，他心里烦，气儿不顺。我说，你媳妇儿跟着老大跑了，你去找老大呀，挟持我干什么？老七听了我这话气得脸也白了，嘴唇直哆嗦，反不上一句话来。我看老七没了词，越发来劲了，说，连自个儿媳妇儿都看不住，还有脸说我呢。老七想了一会儿，终于伸出手来，啪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子。
真挨了打我反倒不哭了，我学着六儿的样子，显出一副无耻与无赖相，也像六儿那样一字一顿地说：我、操、你、妈！
老七愣了，他像不认识我一样地看了我半天，结结巴巴地说：你说……说……什么……我母亲她……怎么你了？
我很得意，我觉得六儿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创造的这句箴言可以降服我们家任何一个老几，我的那些虾米皮炸酱面可真是没有白吃。
我把发呆卖傻的老七扔在园子里，自己晃晃悠悠转到厨房来。厨房里，大笼屉冒着热气，那里面传出了肉包子的香味。老王正在熬红小豆粥，豆还没烂，他正坐在小凳上剥核桃仁。我在核桃仁碗前蹲下来，老王把碗端开了。
我说，刚才老七打我了。
老王没言语，也没有表情。
我说，老七打了我一个嘴巴。
老王将一颗硕大而美丽的核桃仁丢进碗里。
我说，这事儿我跟老七没完。他说我给家里添乱……
老王说，小格格您到前头玩儿去吧，您也甭给我这儿添乱了。
我说，老王你客气什么？咱俩谁跟谁呀！
老王说，不是客气，是怕太太们怪罪。不管怎么着，老王也是下人，是伺候人的人，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我说，老王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生分？咱们俩平时的关系可是不错！
老王一边把我往外推一边说，谁敢跟您不错呀！您是《捉放曹》里的曹操，我是里头的陈宫，我不跟着您跑啦，我改辙啦！
我傻乎乎地问，我是曹操，那谁是吕伯奢，我把谁杀啦？
老王说，你把你阿玛杀啦！
我说，我阿玛跟老三上琉璃厂看古玩去了，他活得好好儿的。
老王说，今儿晚上他就好好儿不成了，你等着吧，有场好闹呢！
我说老王是替古人操心，说完啾个空当儿，抓了一把核桃仁，撒腿就跑。
老王追出厨房跳着脚地嚷嚷，我大半天的工夫，让你一把抓没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院里进进出出，却没一个人理我，使我感到自己不是只好鸟。后来实在没事干，我就跑到老姐夫的院里去陪老姐夫喝酒了。
晚上，并没有老王说的“好闹”，父亲从琉璃厂买回来一个会闹鬼的洋钟，一到点，两个小鬼轮番出来打鼓，挤眉弄眼的，还会扭屁股。父亲说这是从宫里流散出来的物件，因为钟背后有英吉利敬献孝和睿皇太后的字样，推算起来该是道光时候的东西。母亲似乎也很高兴，让那俩鬼打了一遍又一遍鼓，还说其中的一个长得像厨子老王。
我没心思看鬼打鼓，我为肚子里的三个包子两碗粥一盘白肉而折腾，愁眉苦脸地弯在炕桌边上，没完没了地哼哼。刘妈说，这孩子今儿是吃撑着了，让老王给她沏碗起子水喝吧。母亲说行，又说以后我吃饭不能跟着大人们在一起混，得给我单拨出来，否则没数，说我像这样的撑着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刘妈一边搅着起子水一边说，要光是包子和肉也用不着喝这个，要紧的是她肚子里还有半肚子酒呢，下午在五姑爷那儿喝了个肚儿圆，不是我进去看见，她还喝呢！母亲说，这个占泰，真是的，怎的给个小孩子灌酒？我得说说他了。母亲说着，捏住我的鼻子，刘妈将那碗起子水毫不含糊地全灌进了我的肚子里，她们俩配合得默契而熟练，已经成了一套完整程式，这说明她们对我进行这样的摧残绝不是一次了。灌进我肚里的“起子”，其实就是苏打，发面用的，她们让我肚子里的包子们像面一样地起泡发酵，这招儿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
喝了那又苦又涩的起子水，我回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