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是一个戏剧故事，我写了很长时间，也改了很长时间，搬上舞台后，演出效果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赢得那么多掌声和热评，甚至包括时尚的网络，也都跟着加热、传热，确实让一个写作者受到了堪称热切的鼓舞。在短短两年多、二十几个省市的数百场巡演中，最大的观众群是当代大学生。他们利用微信、微博随看随发的即兴评论，为这个戏奠定了“民间”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与主流声音汇合后，更显出让人放心的评价真实来。

　　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是因为在这部戏的构思剪裁中，十分不舍地割去了很多有意味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戏剧的长度总是被控制在两个小时多一点，过了这个时间段，再文明的观众，也得考虑脊柱和屁股的物理抗议，因而，在戏剧文本尚未完成之时，我就一直有伺弄小说弥补缺憾的冲动。

　　我不知多少次说过，写这个故事，源自我居住的西安文艺路的那个农民工群体。他们也可能天天都不是昨天的那帮人，但那种形态，在我眼中，又分明是好多年都没有改变的一个古旧群落。这是一个自发的劳务市场，所谓自发，就是政府并不希望他们这样一日一两千人发散式地占据着半边街道，任喇叭喊、人驱赶地挥之不去。有时下硬手，也见驱赶者把现场能清理得一干二净，可过几小时，那地方又会人头攒动，聚成一个又一个涡流，在与驱赶者躲猫猫，捉迷藏，打巷战、游击战。久而久之，这个市场也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地顽强生存下来了。

　　我开始细心关注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在这个市场存活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家也请他们干过活儿，话都不多，很难问出点什么来。城市人对他们在尽量封锁着很多秘密，其实他们对城市人也从不想敞开信任的胸怀。埋头干活，低头吃饭，饺子一人能吃一斤六两，干完活拿钱走人。动作都很机械、畏缩，哪怕是瞒着年龄的十几岁的打工孩子，几乎都感觉不到一颗活蹦乱跳的心的搏动，这是我对他们最初的印象。但我总觉得他们有故事，有很多鲜活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对我的戏剧创作生命有所破题和帮助。何况自己近二十年来每天从他们身边走过，总有一些情结，想弄懂一点他们的心思。这样，我放下了手头正研究的司马迁、唐玄奘，他们都是我准备搬上舞台的历史人物，端直走进当下，在西安好几个农民工集散地，开始了可以叫作深入生活的采访工作。

　　在西安西八里村，我先后访问过数十户人家，有些是当地的安排，有些是私下串访。只有深入进去，触摸到了那一家一户、一摊一店地形复杂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特殊群落的人性温度与生命冷暖。很难想象，一个当地居民仅三千多口的东、西八里村，竟然居住着近十万农民工和在附近上学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叫木塔寨的村子，一千五百多口所谓土著，却容纳了五万多农民工的密集充塞。每到上下班时，所有进出口，都有一种面临出海与入海口的感觉。人流放胆恣肆地汪洋着，永远也无法测出广度与深度，就像在一张张木讷表情背后，永远也测不出他们内心的广度与深度一样。在巷内，人与人之间的进退避让，是需要提气收腹、侧身打转的。有些租房，床是错落无序的叠加状态，一家几口挤在一个四面不透风的也叫房的密室中，即使外面阳光当顶，进房不开灯，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我曾经问过几个农民工的**问题，他们总是羞于开口，问得多了，也会抖搂两句：累得要死半活的，哪还有心思朝那儿想。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没有条件，不是集体租房，就是举家迁徙而来，在一间房里，胡乱叠架几张板床，哪里还容许弄出那种“失却人伦”的响动来呢。

　　我的故事主人公罗天福，带着一家四口，就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了他们的西京故事。罗天福进城打工，完全是为一双儿女上大学的学费在劳碌奔波。当儿子由信心满满进城，到彻底绝望，自沉数千米深的矿井，意欲逃离现实，自毁人生长城后，这个故事的残破，就拽起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家庭与社会难题。而像罗天福这样的家庭故事，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就是我要反复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

　　我在写城市农民工，随之与他们产生对应关系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来与他们搭腔、交流，共同编织一种叫生活的密网。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五年，到现在也不敢说就融入了这个城市，但我在努力与他们交往。我把这种交往认知，也都付与了这里面的故事和人物。这部作品因为涉及教育问题，因此，大学校园也就成了不得不反复涉足的地方。我那在大学读研的女儿，总是会在我写出的这些段落里面，增添进她认为更真实的资料，并且提供了大量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尚语汇与生活细节。妻子也会在城市平民生活状态中，帮忙找到更真实的生命情感铺陈。

　　城市与乡村，永远都是两个相互充满了神秘感的“不粘锅”营垒，城市人偶尔会向往田园风光，但终究是去转一圈，对乡村的亲戚发几声嗲、拍几张照片、发几条微信就拍屁股走人了事，那种蓦然回首，那种惊诧和爱怜，始终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乡村人对城市既充满好奇，又充满了恐惧、茫然与不安，几乎不知道摊得那么大的煎饼，该从哪里下口。上了年岁的人，转一圈，新鲜一下，就能找到一百条理由急于逃离，只唯恐撤退的速度慢过了心理与生理的最后承受能力。唯有年轻人，才染了红发、黄发、绿发和彩色指甲，穿了迷你裙，背了假名牌包，尽量尝试着外表的时尚、接近与乱真，一次次向城市的中心地带抑或主流舞台冲去，但最终还是被心理与实际距离，阻挡在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边缘，甚至灰色地带，做着一个又一个欲罢不能的梦。罗天福与他的儿女，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其实，我们谁又不面临这样走向各自的现代的困境呢？他们在努力往出走，并且不希望以变形的人格获取幸福，因而，他们便付出了更大的人生艰辛，以持守做人的本分与尊严。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的打破与融会贯通，将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因此，乡村的罗天福们，包括他们的后代，还无法回避这种融合中的精神撕裂甚至肉体的植皮、切腹、换肝……

　　故事没有结尾。

　　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党靖社长，是他两三年来，无数次要我把我的戏剧《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三部曲”改写成长篇小说，并且十分信任地提前签了合同。在写作过程中，又几次探访、敦促。还有他们的总编韩霁虹女士，不仅带着她的编辑队伍组稿来访，而且在我写作的几个月中，几次三番地发信息、打电话，询问进度，嘘寒问暖。我每天白天正常上班，一到下午六点，即进入私人空间，一直写到凌晨一两点。周末与节假日，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应该说完全是靠业余时间完成作品的。初稿出来后，他们即时给予了热切鼓励，让我感到近两百个日夜的劳作有了价值。编辑申亚妮、闫瑛，更是一遍遍地看稿，每每为几个字的更动，反复征求意见，让我学会了敬业精神的重心在注重细节。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帮助、鼓舞，很难想象，我能在心绪与事情都特别繁杂的2012年，拿出这部拙作。无论如何，我都得给他们深深鞠一躬。

　　尤其要感谢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先生，还有文学界大名鼎鼎的大编辑脚印老师，能够不弃拙作，给予审读、鼓励、编辑、提升与出版支持，甚至让我对于手头正创作着的另外一部长篇，都有了蛮大的“日攻一卒”的信心。

　　一件事结束了，夹杂着这件事的事情有很多，好在好天气、好心情总是占了多数，这是我对生活始终抱有信心的原因。

　　陈彦

　　2013年4月3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