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当了老大哥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品行，就拿我来说，有时候我就是我，有时候王二，他是一个随时随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岁的男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小徐没有摩托车，必须有人接他去上班。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么王二就去接他吧——这时根本就没有“我”这种东西。等到“我”回来时，就会发现这样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毁了我的车——这种小摩托设计载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个就有八十公斤。除此之外，他像个**者一样趴在我身上。小徐这东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说你好。这都是责任心过重带来的害处。

　　责任心过重常常使我大受伤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踪了，我都到处去找：去公安局，去医院，甚至低声下气去问保安（他们对我最不友好，摩托车在他们门前停片刻，车胎就会瘪）。到处都找不到之后，坐在技术部里长吁短叹道：假如某某能回来，咱们就开party庆祝——我贡献一百美元。同事们说：算了吧老大哥，这小子准是得了数盲症。但我不爱听这话。我从来不相信哪个某某会得数盲症。结果他真地就得了数盲症。每次发生了这种事，我都有被欺骗、遭遗弃的感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给我拿救心丹来！其实我根本不像表面上的那样天真。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认识的人发数盲的，多到我记不住。这就是说，我完全知道谁会发数盲——我见过的太多了。就以目前为例，我可以打赌，技术部有一个数盲，就是趴在我背上这个姓徐的。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里面只有点底子，或者底子都没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应饮水，自己不带水就是想喝别人的）；头上戴顶二战时期飞行员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边上，拖着两截清鼻涕，长得尖嘴猴腮。就是把他行将发数盲这一点撇去，也足够不讨人喜欢。我不知道有谁喜欢他，不论是男人女人。但是他现在没有发数盲，他是我的人。他没有钱可以找我借，当然事后准不还；没水喝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这就是说，我必须爱他，因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来过北戴河，这地方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葱茏，中间是一片马鞍姓的地带，有海滩，海滩背后的山坡上树林里面是一些别墅——一些优雅的小房子。现在海滩的情形是这样的：海滩背后没有了树，那些别墅还在那里，但都大大地变了样。所有的门窗都不见了，换上了草帘子、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纸箱，里面住着施工队、保安员、小商小贩，总之，各种进城打工的人，门窗都被他们运回家去了。他们在院子里用砖头垒起了一些类似猪圈的东西，那是他们的厕所。烟囱里冒出漆黑的烟，因为烧着废轮胎。海滩上一片乌黑，全被废油污染了。海面上漂满了塑料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废轮胎、废油、塑料袋我们大量地拥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断地往这里送。简言之，海滩变成了一片黑烟和废油的沼泽地，如果山上很脏的话，这里就是个粪坑。而小徐却偏愿意住在这里——这就是说，我不得不拐过来接他。假如不是这样，我情愿永远不上这里来。出于过去的职业训练，我见了丑陋的东西就难受。

　　技术部的房子在东山边上，三面环有走廊，这说明这座房子有年头了，过去是某位达官贵人的避暑别墅。前几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见大海，现在在刮大风的日子里还可以看见，在其他的日子里只能看到一片黑烟。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这些玻璃原来是无色的，现在变成了茶色。这些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柴油机冒出的黑烟，现在这所房子顶上有一根铁管烟囱也在突突地冒这种黑烟。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间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机冷却水来供给暖气，照明则需要柴油机带动地下室里的发电机。这个嘣嘣乱响的鬼东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时的能力。现在我应当能设计出一种柴油机，起码像泰国的产品，那种机器发出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或者像日本柴油机，那种机器无声，也不排废气；当然，谁也不能要求我设计出瑞典柴油机，那种东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开动了没有。但是应当是应当，实际上我就会造这种鬼东西——开动起来像打夯机和烟雾弹的东西。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们这样，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机，这是因为那里能找到足够多的未患数盲症的人，来设计、制造、维修那些清洁、有效的集中供电系统。虽然现在已经证明了数盲不传染，但是要请这种人到中国来做技术顾问，却没人应聘；因为人们怀疑它与环境有关系。人们还说，数盲是二十一世纪的艾滋病，在未搞清病因、发现防护措施之前，科技人员绝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险——事实上，的确有几位到中国服务的科技人员在这里发了数盲症，后来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享受中国政府的终身养老金。此后有人敢来冒险，但各国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员到中国来——科技人员是种宝贵的资源。来的和平队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学专业都是艺术、人文学科。就算在来中国前学习一点科学技术的突击课程，顶多只能胜任科技翻译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未患数盲症的中国人身上。这些人在早上八点钟以前到了这间房子里，满怀使命感开始工作。

　　王二来上班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他从摩托车座位下面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塑料水箱，走进那间房子，有一个大号的洋铁壶放在小小的门厅里，旁边放了一个量杯。王二从水箱里量出一升水，倒进水壶里，然后旋紧盖子，把水箱放到一个架子上——那上面已经放了四十多个水箱，每个水箱上都有一块橡皮膏，写着名字。然后他脱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拧开水管子，里面就流出一种棕色的**——这种东西被叫做自来水。王二从水池边拿起一条试纸试了，发现它是中性的，就在里面洗了手。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没人敢在里面洗脸。因此他拿出了一块湿式的卫生纸巾，先擦了脸，又擦了手，然后走进大厅。这是一种精细的作风，和数盲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开大会时，你常能看到领导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矿泉水，喝上几口，把剩下的扔在那里，过一会再去倒一杯。等开完了会，满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这就叫领导风度。好在这些谁也不会浪费，我们当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保安员都喝了，他们也渴。水这种东西，可不止是H2O而已。

　　因为每人每天只有五公升的饮水，所以烧茶的开水都要大家平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想利用一下自来水——这种水是直接从河里抽上来的，没有经过处理——就算不能达到饮用的标准，能洗澡也成。有时候它是咸的，这不要紧，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总比海水淡，甚至可以考虑用电渗析。有时含酸，有时含碱，这可以用碱或酸来中和。有时候水里含有大量的苯、废油，多到可以用离心机分离出来当燃料，有时候又什么都不含。有时它是红的，有时它是绿的，有时是黄的——水管里竟会流出屎汤子——这就要看上游的小工厂往河里倒什么了。有时候他们倒酸，有时倒件，有时倒有机毒物，有时倒大粪。要净化这种水，就要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净化系统。能从酸、碱、有机毒物甚至屎里提取饮用水。这对于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我们四十一个人里有四十个是半路出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洗澡问题，其一是在夏天到海里去游泳，上岸后用沙子把身上的柴油渍擦去，然后用毛巾蘸饮水擦，因为柴油渍总不能擦得很干净，故而洗了以后像匹梅花鹿；另一个办法是在冬天用蒸馏水来洗澡——我们有利用柴油机废热制蒸馏水的设备。蒸馏水虽然无色透明，但也不干净。洗这种澡鼻子一定要灵，闻见汽油味不要大惊小怪；酚味也不坏，这是一种消毒剂；闻见骚味也不怕，有人说尿对头发好。假如闻见了苯味，就要毫不犹豫地从喷头下逃开，躲开一切热蒸汽，赤身**跑到寒风里去。苯中毒是无药可医的毛病，死之前还会肿成一个大水泡，像海里的水母一样半透明。同事们说，洗澡这件事要量力而行，并且要有措施。跑得慢的手边要有防毒面具，女孩子要穿三点式，但是老大哥和有病的不准洗。他们坚决劝阻我在冬天洗澡，虽然我自己说，老夫四十有八不为夭寿，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在干净和肺炎之间一搏，并且说，现在我们需要你，等你得了数盲症，干什么我们都不管。所以我只好脏兮兮地忍着。

　　我到现在还在设计净水器，一想就是七八个小时，把脑子都想疼了。一种可能是我终于造出了巧夺天工的净水器，从此可以得到无限的干净水，这当然美妙无比。但我也知道遥遥无期。另一种可能是我没有造出这样的净水器就死掉了，死了就不再需要水，问题也解决了；但也是遥遥无期。最好的一种可能性是我得了数盲症，从此也没了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