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真的。

　　我想跟你说的是战前世界的样子，看到海报上索古国王的名字，我闻到了那个世界的一丝气息，也许我什么都没跟你说。或许你记得战前世界的样子，不用我告诉你；或许你不记得了，跟你说这个用处也不大。说了这么多，说的只是我自己十六岁以前的故事。十六岁以前，我家的境况还是挺好的。十六岁生日前，我对人们嘴里的“真正的生活”略微有了些了解，那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

　　从我在宾菲尔德山庄旁边的那个池塘里看到大鲤鱼的那天算起，又过了三天，父亲进屋喝茶，他的样子看上去很焦虑，脸色比平日里还要苍白一些。他神情凝重地喝着茶，没说几句话。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喝茶的时候神情总是很专注，他的牙所剩不多了，只能用槽牙吃东西，胡子随着嘴角的动作上下动着。我正要从桌旁站起来，他叫住了我。

　　“等会儿，乔治，我的孩子，我有话跟你说。坐下，就一会儿。孩子他妈，昨天晚上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吧？”

　　母亲坐在那个棕色的大茶壶后面，双手交叉，搭在膝盖上，表情严肃。父亲继续说着，还是那么凝重，不过有块面包屑跑到了他的后槽牙上，他想把它弄出来，这么一来那种凝重就破坏掉了。他说：

　　“乔治，我的孩子，我有点儿事要跟你说。这事我想了很久了，是关于你辍学的事。恐怕你得出去工作了，挣点儿钱给你母亲带回家。昨天晚上我给老威斯克斯先生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可能会让你辍学。”

　　当然了，这种事是早就有过先例的——我指的是父亲事先连招呼都不跟我打就写信给老威斯克斯先生这件事。其实，那个年代的父母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为孩子做主的。

　　父亲继续嘟囔着，神情焦虑地解释了一番。最近这段时间他过得很不顺当，生活有点儿艰难，解决办法是我和乔得独立谋生，养活自己了。我那个年纪，是不太知道也不太关心铺子里的生意好坏的。我对生意这种事不了解，不知道为什么生意会变得艰难。实际的情况是，父亲在竞争中受了重创。萨拉金斯——最大的种子零售商把触角伸到了各个郡，下宾菲尔德也没幸免。六个月前，他们在市场里租下了一个店面，好好装饰一番，把店铺上下用那种很闪亮的绿色的漆刷了个遍，铺子的名字是烫金的，花园里用的那些工具统一漆成了红色和绿色，还为甜美可口的豌豆做了大幅广告，站在一百码远的地方，都会灼伤你的眼。萨拉金斯除了卖花种子，还把自己的铺子描述为“一家全球性的家禽和牲畜饲料供应商”，除了小麦种子、燕麦种子等等这种东西，他们还专门出售几种混合型的饲料，鸟儿们吃的种子用五颜六色的袋子包着，狗儿们吃的饼干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都有，药品、药膏和药粉也是一应俱全，甚至还有老鼠夹子、狗链子、孵卵器、卫生鸡蛋、鸟笼子、电灯泡、除草剂、杀虫剂等等这些东西。还有，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家畜部”，卖兔子呀、小鸡呀这类动物。父亲固守着他那间布满灰尘的铺子，又拒绝上一些新的货品，是不可能竞争过人家的，他也不想跟人家竞争。那些有货车的零售商和跟零售种子商打交道的农民都不跟萨拉金斯做生意。可仅仅过了六个月，萨拉金斯的人就把当地的中上阶层笼络到了一起，这些人有四轮马车或者两轮马车，自然也就有马匹了。对父亲和另外一位谷子商来说，这个损失真是太大了。当时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以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一切的，我对做买卖根本没有一点儿兴趣。我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去铺子里帮忙，有时候，父亲会让我跑跑腿儿或者给他搭把手，比方说把麻袋抬上阁楼或者从上面搬下来，我是能偷懒就偷懒。我们班上那些男生跟公立学校的男生还不太一样，知道工作就是工作，六便士就是六便士，他们都把自己父亲的买卖当作一件无聊的事。那时候，钓竿、自行车、嘶嘶直冒泡的柠檬汽水等等这些东西要比成人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让我受用。

　　父亲早就跟食品杂货商老格里米特说过了，对方表示想要一个聪明伶俐的伙计，想让我立刻上岗。那时候，父亲也想把铺子里跑腿儿的那个孩子辞掉，让乔回家帮着料理铺子里的事，直到乔找到一份长久稳定的工作。乔早就不上学了，总在外面瞎晃**。有时候，父亲说要把乔“安排进”酒厂的会计部；更早的时候，甚至还考虑过让他当一位拍卖商。这两份工作乔都干不成，当时他已经十七岁了，可写的那两笔字就像耕地的孩子写的，七扭八歪，还有，乘法表他也根本背不下来。目前，他正考虑着去华尔顿郊区的一家大型自行车铺“学点买卖上的事”。修理自行车这种工作倒是挺适合乔，像多数傻瓜一样，乔在鼓捣机械方面倒是有点儿天赋。可他总是不好好干，整天穿着油乎乎的工作服，抽着忍冬牌香烟四处乱逛，跟人家打架、喝酒（这事他早就学会了），还跟一两个姑娘“勾搭”上了，骗父亲的钱。父亲很担心他，觉得困惑，还有点儿生气。如今我还能想到他那光秃秃的脑袋顶上沾着的玉米粉，他两鬓上灰白的头发，他的眼睛，还有他那灰色的胡子。对于发生在乔身上的事，他弄不明白。几年来，铺子上的利润逐年上升，缓慢而稳定，这年能收入十英镑，那年能收入二十英镑，可突然之间，利润就急剧下滑了。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手里的买卖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他诚实经营，努力干活儿，卖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从没骗过人——可铺子的利润还是滑下来了。有很多次，他一边吮吸着牙，想把面包碎屑弄出来，一边说日子过得太艰难，生意似乎要永远萧条下去了，不知道原来的那些老主顾都是怎么了，马不可能不吃草料啊。最后他得出结论，也许是那些汽车闹的。“都是些脏东西！”这时母亲便会插上一句。母亲有点儿担心，并且越来越担心。有一两次，父亲正在说话，我看到她一副惘然若失的样子，嘴唇在轻轻抖动。她在想明天是吃胡萝卜炖牛肉，还是吃烤羊腿。除非有些事需要仔细考虑一番，比如买一些亚麻制品或者有柄平底锅，否则母亲是不会想到比明天吃什么更远的事情的。铺子里的烦心事越来越多，父亲越来越担心——母亲就能看出这么多了。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年了，父亲过得一直不顺当，铺子也在亏钱，他会真的为未来感到恐惧吗？我不这么想。我记得那是1909年。他弄不明白自己身上正发生的事，他没有那么深的远见，看不到萨拉金斯正在有条不紊地跟他进行低价竞争，正在毁掉他，吃掉他。他怎么会看到这些事呢？现如今发生的事跟他年轻时经历过的已经不一样了。他知道的只是日子越发“艰难”，生意越发“惨淡”（他总在重复这两个词），可还想着也许有一天生意会突然好起来。

　　要是我这么跟你说：在父亲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帮了他很大的忙，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个男子汉，培养了无人怀疑的品质等等，就像你三十年前常读的那些励志故事，那当然漂亮了。真实的情况是：一想到能不上学了，我就兴奋无比，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想到老格里米特会付每周十二先令、我看得见摸得着的硬邦邦的钱，而这些钱我还能留下四先令自己用时，我就更高兴了。过去三天，我想的一直都是宾菲尔德山庄后面那个池塘中的那些大鲤鱼，可现在它们慢慢在我脑子里消失了。早几个学期离校，我也不反对。我们学校里的那些男孩儿的命运大都如此。一个整天嚷着叫着说要上瑞丁大学，说要立志成为一位工程师，说要去伦敦做大生意，说要去大海上漂泊流浪的家伙，还没两天就从学校中消失了。两个礼拜后，你在街上见到了他，他正骑着一辆自行车为人家送蔬菜。父亲对我说，学恐怕是上不成了，他说了还没五分钟，我就已经在想上班的时候该穿什么样式的新衣服了。我想买件大人穿的那种衣服，是一种外套，在那个年代很时尚，名字好像是叫“男士燕尾服”。我一说这个，父亲母亲当然震惊得不得了，他们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东西呢？不知是怎么回事，那个年代的父母总是尽可能地不让他们的孩子穿大人样式的衣服。在每个家庭中，在男孩儿戴他的第一个高领之前，在女孩子把头发扎起来之前，总会有一番激烈的争吵。

　　就这样，谈话偏离了父亲生意上的麻烦，慢慢变成了一场喋喋不休的争论，父亲的火气越来越大，不停说着同样的话——不时把H音略掉，生气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好吧，你不能那么做。你可得考虑好了——你不能那么做。”就这样，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没能穿上燕尾服，而是穿的一件现成的黑衣服，外加一个阔阔的硬领，这套行头让我看上去的确像个成年乡巴佬。发生任何不顺当的事，我总把原因归结到我这身行头上。乔更自私，一说要离开自行车修理铺，他就火了。有一段时间里，要是只能在家里待着，他就什么都不干，四处瞎晃**。他成了一个惹人厌的家伙，根本不帮父亲做事。

　　我在老格里米特的店里干了将近六年。格里米特待人诚恳，为人正直，是个留着白胡子的老头儿。怎么说呢，就像个壮实一号的伊西吉尔大伯，也是个自由派。不过他可不像伊西吉尔大伯那样，惯于煽风点火，而是个在镇上受到普遍尊敬的人。英布战争期间，他见风使舵，非常痛恨工会这种东西，曾把一个私藏凯尔·哈迪照片的伙计解雇。他不是国教徒，在非国教徒当中，他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一家人都是信国教的，伊西吉尔大伯在当时却是个异教徒。老格里米特是镇上的顾问，在当地自由党中有个职位。他那标准性的白胡子，他那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大长老的装模作样的谈话，再加上有时候你从教堂旁经过时听到的他那不打腹稿、随心所欲的祈祷词，使他成了一方人物。他这个食品杂货商还真有那么一点儿要在史册上留名的劲头儿。听啊，他这么说了：

　　“詹姆斯！”

　　“什么事，先生？”

　　“你在糖里掺过沙子吗？”

　　“掺过！先生！”

　　“你在蜂蜜里掺过水吗？”

　　“掺过！先生！”

　　“那就过来祷告吧。”

　　只有老天知道这个故事在店里小声议论的频率有多高。打开百叶窗，开始一天的工作前，我们总要祈祷一番。当然了，老格里米特是不会在糖里掺沙子的。他知道这样做得不偿失。可他在做生意这方面的确眼光敏锐独到，他卖的都是高级货，在下宾菲尔德以及周围的市镇都有他的买卖。他店里有三个帮手：一个跑腿儿的，一个送货的，再加上他做会计的女儿。需要提一点儿的是，老格里米特是个鳏夫。前六个月，我的工作是跑腿儿。然后，有个伙计辞职去瑞丁“做大买卖”了，我就到了店里，第一次系上了白色的围裙。我学着捆包裹、包葡萄干、研磨咖啡、操作切割猪肉的机器、切火腿、磨刀、拖地板、给鸡蛋除尘又不把它们打碎、次货当好货卖、擦玻璃、用眼一下就能看出一磅干酪有多大块、开包装箱、不停抽打一堆黄油让其有形，还有——这个最难——记住每样货的摆放位置。记货品时，我的脑子不像对钓鱼的记忆那么深刻，不过我能记住的货品确实不少。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用手指掐断包装绳的小诀窍。要是你把一台猪肉切割机摆在我面前，我鼓捣它要比鼓捣打字机灵活熟练得多。我能一股脑对你说出各个档次的中国茶叶的专业叫法、人造奶油是怎么合成的、鸡蛋的平均重量以及每一千个纸袋子的价格。

　　这么说吧，五年来我一直是下面这个样子：一位机警灵活的小伙儿，有一张圆而粉红的脸，鼻子扁平，黄油色的头发（不再那么短了，而是精心地打过油，朝后脑勺梳着，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爱拍马屁的家伙留的那种发型），终日系着一条白色的围裙在柜台后面忙来忙去，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以闪电般的速度捆咖啡包，一口一个“好的，夫人！当然啦，夫人！下一个，夫人！”让顾客动动身子排成一队，从我的声音中，你能发现一丝伦敦腔的痕迹。老格里米特弄得我们很苦，除了礼拜二和礼拜天，别的时候每天都要工作十一小时，而到了圣诞节前一周，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了。不过回首这段日子，我觉得还是很快乐的。你可不要因此就认为我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我知道自己不会一辈子都在食品杂货店里干的，我只是在“学买卖中的门道”。有时候，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我觉得有足够多的钱来做点小买卖。在那段日子里，人们就是这么想的。那是在战前，在经济衰落之前，在领取失业救济金之前。想起来了吗？那时候的世界足够大，每个人都能被容下。任何人都能做点小生意，或者开一家店。

　　接着，时间在走，1909年、1910年、1911年。爱德华国王去世了，印出来的报纸上都有一条黑边。在华尔顿，有两家电影院开张营业了。公路上的小汽车越来越常见，越野赛和汽车队开始出现。一架飞机——一个轻薄、瞧上去摇摇晃晃的东西，有个家伙坐在中间的一个很特别的椅子上——从下宾菲尔德上空飞过，全镇的人都跑出去看，朝那东西大喊大叫。人们开始说那是德国皇帝在摆架子，觉得自个儿很了不起，“它”（指跟德国开战）就要来了。我的薪水逐渐多起来，到最后，刚好是战前，每周能有二十八先令的收入。每周我给母亲十先令，作为住宿的费用，后来，生意逐渐变得惨淡，我的薪水降到了每周十五先令，可即便这样，我还是觉得自己从未这么富过。我又长了一英寸，胡子开始长出来了，我穿带扣子的靴子，戴三英寸高的硬领。礼拜天去教堂的时候，我穿着整洁的黑礼服，戴着圆顶硬礼帽和狗皮手套，坐在长椅上，觉得自己成了个绅士，母亲不由得为我感到骄傲。在工作与礼拜二“外出”之间，一想到衣着和姑娘们，我的野心顿时大涨，我看到自己正在慢慢成为利弗尔或者威廉·怀特利那样的商业大亨。

　　十六岁到十八岁这个阶段，我开始拼命“增强我的头脑”，锻炼自己，准备开创商业之路。我不断练习，说话的时候不再略掉H音，伦敦腔也差不多没了（在泰晤士河谷，乡音正在逝去。除了农民，几乎每个1890年以后出生的人说话时都带有伦敦腔）。我在丽特伯恩斯商业学校进修了一门函授课程，学习记账和商业英语，一本正经地研读一本叫《推销艺术》的废话连篇的书，提高算术能力，甚至是书法水平。十七岁那年，每天我都会在卧室桌前坐到深夜，吐着舌头，借着一盏小油灯发出的光疯狂练字。那时候，我阅读了大量的书，主要是犯罪和探险类的小说。有时，店里的伙计会偷偷传阅一本包着书皮的书，他们说这书写得呱呱叫（莫泊桑和查尔斯·保罗·德·科克的翻译品）。可直到十八岁那年，我才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挺有学问的人，我有了郡图书馆的阅览证，开始用玛丽·柯罗利、霍尔·凯恩和安东尼·霍普的东西填充头脑。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成了下宾菲尔德读书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是教区牧师创办的，整个冬天，每周都会举办一次碰头会，他们称其为“文学讨论会”。在教区牧师的施压下，我开始阅读《芝麻与百合》，甚至摄取了一点儿勃朗宁的东西。

　　时间在流逝。1910年，1911年，1912年，父亲的生意每况愈下——不是一下子就完了蛋，而是慢慢变得萧条。自从乔离家出走之后，父亲和母亲都像变了个人。这事是在我去老格里米特的店里上班后不久发生的。

　　当时乔十八岁，已经成了一个丑陋的恶棍。他是那种很壮的家伙，块头比家里人都大，宽宽的肩膀，大大的脑袋，一张早就留起小胡子的脸总是带着愤怒。不在乔治酒吧时，他总是在店门口闲逛，双手深深地插入口袋里，满脸怒气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人，似乎要把他们一个个打倒在地，除非碰巧走过来的是姑娘。碰到有人进店，他就会挪挪身子，刚好能让人家进来，然后隔着肩膀朝后面吼一嗓子：“爸爸，有人来啦！”这时候他插在口袋里的那两只手是不拔出来的。他能帮父亲做的就只有这点事了。父亲和母亲经常绝望地说“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个家伙”，他喝酒，没完没了地抽烟，花了家里很多钱。有天深夜，他从家里出来之后，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他把家里放钱的抽屉撬开，拿光了里面的钱，幸亏不多，只有八英镑。这些钱足够他坐个三等舱去美国了。他一直想去美国，我认为他肯定这么干了，尽管对此我们都不太肯定。这事在镇子上引起了一点儿轰动。官方的说法是，乔把一位姑娘的肚子搞大了，因为害怕所以溜掉了。这个姑娘叫莎丽·芝华士，和西蒙斯一家住同一条街，就要生孩子了。乔肯定跟她有过来往，不过她跟差不多一打的男人都上过床，没人知道那孩子到底是谁的。母亲和父亲相信了官方那番幼稚的说法，甚至还在私底下以此作为他们那“可怜的孩子”偷了八英镑、离家出逃的借口。他们根本不知道，乔之所以离家出走只是因为他受不了一辈子都待在一个乡下的小镇上，过一种体体面面的生活。他想要的是一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打架，还有女人。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也许他成了一个十足的恶棍，也许在战争中死掉了，也许只是嫌写封家书麻烦。幸好莎丽的孩子一出生就死了，省去了不少麻烦。至于乔偷走八英镑这件事，对外，母亲和父亲一直瞒到了去世。在他们眼中，这事要比莎丽·芝华士的孩子丢人多了。

　　为乔这事，父亲老了不少。乔没了，家里的开销少多了，可这件事刺伤了他，让他觉得丢脸。从那时起，他的胡子更灰白了，我觉得他的个子似乎也变小了。也许我对他的记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胡子灰白的小个子，有一张皱纹堆积、满是焦虑的圆脸，戴着一副布满灰尘的眼镜。慢慢地，他越来越担心钱的事，对别的事的兴趣越来越少。他对政治和礼拜天的报纸谈论得少了，对商业上的种种恶事谈得多了。母亲的身体似乎也萎缩了一些。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身体肥大，有着黄色的头发、泛着光的脸和宽阔的胸脯，有点儿像是大战船上的船头雕饰。如今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忧虑也越来越多了，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也越来越老了。她在厨房里的那种高傲劲儿也减弱了，买得越来越多的是羊脖子上的肉，对煤的价格越来越担心，并且开始用人造黄油，这种东西过去她是不让带进家门的。乔走后，父亲只得重新雇用了一个跑腿儿的，不过从那时起，他雇用的只是很小的孩子，拎不动重的东西，人家往往在店里待上一两年就走了。在家的时候，有时我会给他搭把手。我太自私了，不总是帮父亲做事。如今我仍能看到他慢慢穿过院子时的情景，他的腰弯得与地面平行，身体差点被一个巨大的麻袋遮盖住，就像一只背着壳的蜗牛。我觉得那个巨大的麻袋足足有一百五十磅重，都快把他的脖子和肩膀压到了地面上，他那张焦虑、戴着眼镜的眼睛从麻袋底下看着前面的路。1911年，他因血管破裂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几个礼拜，临时雇用了一位经理，这样他的钱又损失了一部分。一位小型零售店的店主走下坡路是件可怕的事，不像工人的命运那么突然，那么明显，失业了能够及时领到政府发放的救济金。生意在慢慢减少，几乎没有什么起落，有时刚挣几先令，又赔了几便士。跟你打了好几年交道的人突然离你而去，成了萨拉金斯的主顾。有的人买了一打母鸡，订购了一个礼拜的谷物。你的生意仍能做下去，你仍是你自己的老板，只不过随着收入的慢慢减少，你有点儿越来越担心，有点儿越来越小气。这种情况能持续几年，要是运气好，持续一辈子也有可能。伊西吉尔大伯是1911年去世的，在身后留下了一百二十英镑。对父亲来说，这笔钱用处实在是太大了。1913年，他不得不把他的保险单抵押了。当时我还没听说过这种东西，不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觉得父亲的生意不会再变好了，反而会变得越发萧条。我想着等我有了钱，到时候再做点小买卖，当时我想的就这么多。像父亲那样，我也觉得铺子是永久的事业，他没把铺子打理好，为这事我还有点儿生气。我没有能力预见，他或者别人也没有能力预见，他正在被慢慢毁掉，他的生意不会再有好起来的那一天，如果他能活到七十岁，残年就会在救济院中度过。有很多次，我在市场里从萨拉金斯的店门前经过，心里想的只是跟父亲那布满灰尘的老铺子相比，我有多喜欢他们那擦得光洁明亮的玻璃。父亲的铺子名“S.保龄”几乎已经看不出了，是用白色的字镌刻上去的，鸟儿吃的种子用褪色的袋子包着。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萨拉金斯是绦虫，正在把父亲活活吃掉。有时，我会一遍又一遍把我从函授课程的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说给他听，还有推销艺术和现代管理办法，可他总是不注意这些。他做生意用的是上辈人传下来的那一套，他拼命干活儿，公平交易，为顾客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想着事情总会有转机。说真的，在那个年代，很少有开铺子的人残年会在救济院中度过。不管怎样，死的时候身边还是有几个仍属于自己的英镑的。这是死亡和破产之间的一场比赛，感谢上帝，死亡跑在了父亲前面，也跑在了母亲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