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过查福德山，朝下宾菲尔德驶去。进下宾菲尔德的路一共有四条，走华尔顿要近些。可我想从查福德山上走，小时候，从泰晤士河钓完鱼，我们骑车回家走的就是这条路。刚翻过山顶，树林一下子便打开了，下宾菲尔德就躺在你脚下的山谷中。

　　重访一座二十年没见的乡下小镇，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你记得它，记得非常清楚，可你的记忆又都是错的。所有的距离都不同了，地标似乎也都移动了。那种感觉仍在你的心中，过去这座小山要陡峭些，肯定是这样的；那个转弯处原本在路的那一边，肯定也是这样的。另一方面，你的某些记忆是极其准确的，不过只是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下。比方说，你会记得一块地的一角，草绿得都有些发蓝了，门柱上盖着一层地衣，一头奶牛站在草地上，看着你。二十年后，你故地重游，却吃惊地发现奶牛站的位置不一样了，看你的眼神也跟当初不一样了。

　　上查福德山时，我意识到我脑子里有的那幅下宾菲尔德的画面几乎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有些事的确发生了变化，这是事实。路变成了柏油路（过去是碎石路，我还记得骑车走在上面时那种颠簸的感觉），似乎也宽多了。树少多了，过去，灌木树篱中经常看到巨大的山毛榉，它们的大树枝跨过路面，相互搭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拱形走廊。如今，它们都没了。快到山顶时，我发现了某些确定无疑的新东西。路右边，有一大片仿园林风格设计的房子，饰有垂悬的房檐，玫瑰藤架等等东西。你是知道那种房子的，站在一排房子中间，有点儿太高调，有点儿类似于侨民区，散落在居民区中间，有直通房子的私人小路。在一条私人小路入口处，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木牌，上面写着：

　　养狗场

　　纯种西里汉犬幼崽

　　狗舍

　　那东西过去也在那儿吗？

　　我想了一会儿。哈，我想起来啦！那些房子所在的地方以前是座小型橡木种植园，树跟树之间挨得很近，所以都长得很高很细，春季，树底下的地面上常常覆盖着一层银莲花。那时候，在镇子外面这么远的地方，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房子的。

　　我到了山顶上。再有一分钟，我就能看到下宾菲尔德了。下宾菲尔德！我为什么要掩盖自己的兴奋之情呢？一想到又要见到它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从我的小腹往上爬，在我的心上做了一点儿小手脚。再过五秒钟，我就能看到它了。啊，我来啦！我松开离合器，踩住刹车——哦，上帝！

　　哦，是的，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不知道。你会说我是个该死的傻瓜，竟然没有想到这一切。我就是傻瓜，我没有想到。

　　第一个疑问是，下宾菲尔德在哪儿？

　　我没说它被拆除了，只是被吞噬了。我朝下望见的是一座大型制造业市镇。我记得——天啊，我记得！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的记忆并没有脱离现实——仍记得过去从查福德山顶看到的下宾菲尔德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当时的大街有四分之一英里长，除了外面的几栋房子，整个镇子大致就像一个十字架。主要的地标是教堂上的尖塔和酿酒厂的烟囱。此时此刻，我都找不到它们在哪儿了。我能看到的只是一条巨大的新房子汇聚而成的河，沿着山谷的两个方向和半山坡朝外面流去。右边，高处，有几大片鲜红的屋顶，瞧上去简直一模一样，像是镇政府住宅区。

　　可下宾菲尔德在哪儿呢？那座我过去认识的小镇到哪里去了？很可能已经散落在各处了。我只知道它被埋在那片砖海中的某个地方了。我能看到五六根烟囱，可哪根才是酿酒厂的呢？我猜不出来。镇子最东头，有两座用玻璃和混凝土搭建成的巨大工厂。我慢慢明白了，那是镇子发展的明证。我突然想到，这个地方现在的人口肯定有两万五（过去是两千五）。似乎唯一没有变的是宾菲尔德山庄。离这么远，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不过它在山的对面，被山毛榉包围着，镇子还没有攀到那么高。我看到一队黑色的轰炸机从山顶上过去了，轰轰响着，飞过了镇子上空。

　　我踩着离合器，开始慢慢朝山下走。房子爬到了半山坡，你是知道那种廉价的小房子的，一长排一长排盖在山坡上，连绵不断，屋顶一个比一个高，就像一组台阶。还差一点儿就到房子跟前了，我却停住了。路左边，又有一些非常新的东西，是墓地。我在停柩门对面停住车子，决定好好看看它。

　　墓地很大，我想有二十英亩。新墓地总给人一种暴发户般的、不友好的感觉，砾石铺就的小路，很粗糙，绿色的草皮看上去也像是胡乱铺上去的，机器制造的大理石的天使就像从结婚蛋糕上分离出的某样东西一样。不过，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以前这个地方是没有墓地的。那时候没有独立的墓地，只有教堂墓地。我隐约记得，这块地是属于一位农场主的——对了，他的名字叫布莱奇特，是养奶牛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到这座新修的墓地让我意识到这里的变化有多么大。不是因为镇子发展得太快，人们需要一块二十英亩的墓地埋葬尸体，而是因为他们把墓地放到了镇子边上。你注意到了吗？如今人们总是这么干，每一座新兴的市镇都会把墓地放在郊区。把它推走，不让它在眼前出现，不能让人想到死亡。甚至连墓碑也在诉说着同样的遭遇，从来都不说埋在它下面的那个人“死了”，写的永远都是“逝去”或者“睡着了”。过去可不是这样的。教堂墓地位于镇子中间，每天从它身旁经过，都能看到你爷爷的墓碑，将来某一天，你也会躺在那里。我们是不介意看到死人的，不过说真的，在很热的天气里，我们总能闻到尸体的味道，因为有些坟墓密封得不是那么严实。

　　我开着车，缓慢下山坡。真奇怪！你想象不到有多奇怪！下山路上，我看到的都是鬼影，主要是树篱的鬼影、树木的鬼影和奶牛的鬼影。似乎在我眼前同时出现了两个世界，有点儿像某种东西上生出的薄薄的气泡，而那个真的东西在气泡里散发着光，在外面都能看到它。那就是金吉·罗杰斯被公牛追的那块地！那就是马吃的那种蘑菇生长的地方！可如今再没有什么田地、公牛和蘑菇了。只有房子，到处都是房子，红砖盖的房子，很粗糙，窗帘肮脏而破旧，巴掌大的后花园里除了荒草和散落在野草中的几块飞燕草，再没有别的东西。男人们晃来晃去，女人们抖落着床垫，鼻涕直流的孩子们在人行道边玩耍。这些人我竟然一个都不认识！在他们看来，我才是陌生人，他们对过去的那个下宾菲尔德一概不知，从未听说过舒特尔、维泽罗尔、格里米特先生和伊西吉尔大伯，我敢说，他们对这个镇子的过去也越来越不关心。

　　人的适应速度是那么快，真可笑。我在山顶上停了五分钟，刚才还在激动得喘不过气，心想马上就又能见到下宾菲尔德了。可现在，我已经接受了下宾菲尔德被吞噬、被埋葬的事实，就像秘鲁那些消失的城市。我重新鼓起勇气，面对它。话说回来，你还有什么别的期待吗？镇子得发展，人们得有住的地方。还有，老镇也没有消失。仍在某个地方存在着，尽管周围已不再是田地，都是房子了。再过几分钟，我就能再次看到它了，就能再次看到教堂、酿酒厂的烟囱、父亲的店铺和市场上的马槽了。我到了山脚，路岔开了。我向左转，结果一分钟后，我迷失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是过去的镇子开始的地方。我只知道，过去这条街是没有的。我沿街向前开出去几百码——那是一条破破烂烂的街，两旁都是房子，不时能在拐角处发现一家杂货店或者昏暗的小酒馆——我不知道这该死的街通向何处。最后，我把车子停在一位女士旁边，这人系着一条脏脏的围裙，没戴帽子，正在街上走。我把头伸出车窗。

　　“喂，麻烦问一下——你能告诉我市场怎么走吗？”

　　她“告诉不了”我，因为她的口音太粗糙，用刀子割割正好。我猜她是从兰开夏郡来的，如今在英国南部，有很多兰开夏郡人。那地方很穷，人们都往外跑。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穿着工装服的家伙，拎着个工具袋走过来，我打算再试试。这次，对方是用伦敦腔回答的，可在说话之前，他不得不想了一会儿。

　　“市——场？市——场？让我想想。哦——你说的是不是老市场？”

　　我想我说的的确是老市场。

　　“嗯——向右走，然后拐——”

　　路很长，我觉得有几英里长，但其实连一英里都不到。房子、铺子、电影院、小教堂、足球场——新的，都是新的。我又有了那种被敌人追赶的感觉。这些人从兰开夏郡和伦敦郊区挤进来，在这个讨厌的烂地方住下，甚至都不去费心记记镇子的主要地标。可突然间，我明白了以前的市场如今为何被称作老市场了。因为那地方成了一个大广场，尽管那样子不太像。它没有什么形状，就在一座新兴镇子中间，有几个红绿灯，一座狮子叼着鹰的巨大铜像——我想这是战争纪念物。什么都是新的！看上去那么粗糙，那么俗气。一座镇子，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像气球那样被吹起来了。这种镇子的模样你是知道的，海因斯，达格纳姆、斯洛都是这样，看上去令人沮丧，到处都是红砖，临时搭建的橱窗里面装满了减价巧克力和收音机零部件，就是这个样子。不过，突然间，我拐入了一条有老房子的街。天啊！正是大街！

　　我的记忆终究没有跟我开玩笑。现在我彻底把它记起来了。再走几百码，我就到市场了。我们家的老店铺就在大街尽头。我想吃完午饭再到那儿去——我打算在乔治酒吧先住下。现在我彻底记起它来了。那些铺子我都认识，只不过换了名字，里面卖的东西差不多也都变了。瞧，那边是勒夫格罗夫的铺子！那边是陶德的！那家又黑又大的店，有横梁，有老虎窗的那个，就是布商莉莉怀特的，艾尔茜曾在那儿工作。格里米特的店也在，很明显，还是一家杂货店。该到市场里的马槽了，前面有辆车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

　　走进市场时，那车拐走了，却不见马槽的踪影。

　　有个汽车协会的人正站在马槽原来的位置上指挥交通。他瞟了一眼我的车子，发现没有汽车协会的标志，就没有打招呼。

　　我绕过拐角，朝乔治酒吧开过去。马槽没了，这让我心烦意乱得不行，我没有再去看酿酒厂的烟囱是否还在。乔治酒吧也变了，除了招牌。门脸儿装饰得更漂亮了，就像河岸上的酒店，招牌也不一样了。奇怪的是，尽管时隔二十年，直到那一刻我才想起那个老招牌，却对它记得非常清楚，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在那儿晃**。那是一个很粗糙的牌子，上面画的是圣乔治骑着一匹非常瘦的马踩踏一条非常胖的龙，招牌一角，尽管裂开了，褪色了，却仍能看到上面的小字签名，“画匠、木匠，威廉·桑福德”。新招牌看上去挺有艺术气息。能看出来是位真正的艺术家画的。圣乔治看上去就像位惯搞同性恋的男子。鹅卵石铺就的那个小院，农夫的马车过去常在那儿停着，每逢礼拜六晚上，喝醉的人常在那儿呕吐，如今也扩大了，几乎是原来的三倍，地面也变成了水泥的，周围都是停车场。我把车子倒进其中一个停车场，然后下来了。

　　我注意到了一点儿：人的感觉变得很快。没有什么感觉会一直陪着你。在最后的一刻钟，我着实震惊了。在查福德山顶停下车，意识到下宾菲尔德已经消失时，我觉得肚子上像被人狠击了一拳，然后，当我看到马槽也没有了时，感觉又被人刺了一刀。我怀着沮丧的心情，唉声叹气地从街上驶过。可此刻，当我走下车，把头上的软毡帽朝后推推时，我突然感觉到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关系。阳光明媚，天气真是不错，酒店的院子也给人一种夏季般的感觉，绿色的花盆中，鲜花正在开放。加之我饿了，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你想订房间吗，先生？当然了，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我犹豫了一会儿。毕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她肯定知道我是谁。这名字不常见，有很多叫这个名字的人如今正在教堂墓地躺着呢。我们是下宾菲尔德一支古老的家族，下宾菲尔德的保龄家族。尽管被认出来是件很痛苦的事，可我还是挺想让人家认出来的。

　　“保龄，”我的发音非常清晰，“乔治·保龄先生。”

　　“保龄，先生。保——哦！保？是的，先生。你是从伦敦来的吧？”

　　我没有回答，登记簿上什么也没有。她从未听说过我，从未听说过塞缪尔·保龄的儿子，乔治·保龄——塞缪尔·保龄又是谁？该死！塞缪尔·保龄就是那个每周六都要在这间馆子喝上半品脱啤酒的家伙，而且喝了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