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铁皮铅笔盒，带着上海产品特有的结实和挺括，尽管制造我的只是一家位于杨树浦区的里弄工厂。
我的盒盖上喷的是一层金灿灿的漆，左上角印着一轮蛋黄似的太阳，太阳的光芒被分解成一道道从中心向边缘扩散，渐行渐粗的直线。右下角是三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大大地伸展着胳膊，仿佛在向太阳索取拥抱，又仿佛是要拥抱太阳。打开盒盖，内里印的是一张九九乘法口诀表，底下有一行类似于注解的斜体小字：“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我的售价是三毛九分钱，这个价位在那个年代可以买八张油饼，或者二十个小实心包子。我躺在西湖边上一家文具店的柜台里，被一位从温州出差经过杭州的供销员相中。其实，当时被拿出来供他挑选的，还有另一只铅笔盒。那只铅笔盒比我略大一点，盒盖上喷的是象征着积雪的白漆，上面印着一束又红又黄的蜡梅，黄的是花瓣，红的是蕊。那个供销员最终选中我的原因，应该还是价差——那只铅笔盒的售价是四毛四分钱。五分钱对他来说也许不是障碍。他看上去穿着体面，从他卷起袖口的那只胳膊上，我看见了一只崭新的上海牌手表，表面的那张塑料贴膜还没来得及揭下。我猜想促使他决定花三毛九分钱而不是四毛四分钱的，是因为他考虑到这五分钱的差价，到底能不能为他产生五分钱的价值。
我被这个男人买去，带到温州，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位替他洗衣服的女人。女人接过礼物的时候，心下就明白了，这礼物是用来买太平的。第二天早上，当别的孩子不在场的时候，女人把这个铅笔盒悄悄地给了她的小儿子。这个孩子见到我的时候，眼睛噌地睁大了。他虽然读到了初中，却从来没拥有过一个属于他的铅笔盒。他的铅笔圆珠笔橡皮擦和米达尺，都是放在一个他母亲用零头布缝制的小布袋里。每逢需要在课堂上使用文具的时候，他总是偷偷摸摸地在课桌的抽屉里松开那条抽口的绳子，他无法忍受把布袋亮在桌面上的耻辱。
他把那个铅笔盒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如果非得要挑一根刺的话，那根刺就是那三个想拥抱太阳，或想被太阳拥抱的孩子脖子上的红领巾。他宁愿那是红袖章，因为他已经过了戴红领巾的年龄。当然，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瑕疵。就在他想把我放进书包的那一秒钟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疑虑。他知道他母亲的手通常握得很紧，不太可能在一个不是年也不是节的日子里，突发奇想把指缝松到一个可以一气漏过几毛钱的地步。
“你出门踢到钞票了？”孩子疑惑地问母亲。
母亲顿了一顿，才犹犹豫豫地说：“这是，你孟叔叔，送给你的。”
孩子一怔，站起来，把那只铅笔盒往地上狠狠一扔。在落地之前，它先撞到了凳角上，铁皮太薄，经不起摔打，红太阳上砸出了一条细小的凹痕。
“把你的裤腰带看紧点！”
男孩倏地跑出门去，扔下一句石子一样坚硬的话。这话是他偷听父母吵架时学来的。女人被拦腰砸着了，身子矮了下去。女人从前已经忍受过许多疼痛，后来还要忍受更多的疼痛，她没工夫为每一样疼痛叫嚷上半天，所以她只是默默地捡起破了相的铅笔盒，把它放到男孩的床头。
她很快就忘了这件事情。
可是男孩没有。
那个夜晚男孩枕着那只铅笔盒，像枕着火。他一夜没睡，心里有两样想法在彼此掐着颈脖。男孩半夜起来解手，看见地上拖着两个影子。到了早上，当男孩和他的哥哥们一同起床时，有一样想法已经被另一样杀死，男孩又成了一条影子的人。尊严是白脱油，经不住温火的**，再硬再实也得化成水，男孩最终还是背着那个带着伤痕的铅笔盒去了学校。
男孩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书包里掏出来，摆在了书桌最显眼的位置，给别人看，也给自己——他只是没有看够。他每看一遍，就会发现一些新的细节，比如在第三遍的时候，他就发现从左到右第七根太阳光芒线上，有一块比灰尘还小的气泡。再看到第五遍时，他发现中间那个孩子的书包带上，套色略有移位。
这天的第一堂课是语文课，任课的老师也是班主任。这堂课讲的是《国际歌》歌词，可是老师并不着急进入主题。老师用的方法是从外到里、由广至深。老师先是从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身世开讲，然后才渐渐进入歌词本身。老师那天的课备得很认真仔细，当然也藏了一点私心。班级里正在排练一个叫《国际歌声》的节目，要参加市里少年儿童文艺会演。节目里有一段《国际歌》的大合唱，前后还穿插着有关鲍狄埃和巴黎公社的一段诗朗诵。老师想把背景知识介绍放在她的语文教案里，一石二鸟。
男孩听着听着，就渐渐忘记了放在他眼前的铅笔盒。男孩突然觉得，老师讲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只不过套了欧仁·鲍狄埃的名字。欧仁的穷，也是他的穷；欧仁的窘迫，也像是他的窘迫；就连欧仁的爹，似乎也有几分他爹的样式。只是欧仁的革命，却不是他的革命，至少现在不是。欧仁穷，那是因为有压迫他的人。可是他呢？谁是他的压迫者？是谁篡夺了他本该是主人的位置，叫他沦为奴仆？
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姓孟的男人——那人离开他家时后脑上撅着的一撮头发，衣襟上系错的一粒纽扣，裤腰里不小心塞进去的一角衬衫。那男人从不空手来，他不仅带来让妈妈洗的脏衣服，也带来别的东西，比如一小碟炸过油的肉渣，两张裹在粗糙的黄纸里的麦饼，或是一块包装纸已经褪了色的力士药皂。他总觉得那男人带进他家的都是剩货，是从饱餐之后的嘴里剔下来的牙花，或是从某个多年未清理的角落里偶然找到的遗忘物。
那个男人不空手来，也不空手走，他从他家带走的，是最鲜活的东西——他妈妈的身子。那男人把妈妈的身子零敲碎打成很多块，昨天取一块，今天取一块，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可是隔着几个月回头一看，就看出了变化。姓孟的男人从妈妈身上取走的，不是皮，也不是骨头，他要的只是肉。皮还是同样的皮，肉渐渐少了，妈妈就成了一只松松垮垮满是皱褶的皮袋子。
妈妈的变化，只有他看清楚了。爸爸说不定也看见了，可是爸爸没说。爸爸说的，是另外一些话。那个姓孟的不用费心巴结爸爸，因为他知道爸爸需要那些剔下来的牙花和搜出来的剩货。爸爸要找太平，会从妈妈那里找。爸爸对妈妈那些凶狠的叫嚷，其实更多的只是一种姿势——一种找太平的姿势。
那个姓孟的也知道，只有这个十五岁的男孩，才是这一家子里唯一需要买太平的人。姓孟的毕竟走过了很多码头，明白天下没有刀枪不入的东西，只是还没找到插刀枪的那条缝。姓孟的一眼就看到了男孩身上那条埋得很深的缝，他没用刀，也没用枪，只用一只铅笔盒，就把那个男孩给打倒了。男孩收下了他的铅笔盒，就再也不能用炭火一样的目光烧灼他的背影，也不能在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用一声粗重的鼻喷，来回应他几近讨好的招呼。
欧仁呢？欧仁也有妈妈吗？为什么老师的故事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欧仁妈妈的身影？当欧仁被迫辍学，来到作坊和他爸爸一起制造箱笼的时候，欧仁的妈妈是否也躺在**，用一根松开的裤腰带，来换取她儿子的铅笔盒，尽管它对他已经毫无用处？
一阵羞耻浪潮似的涌了上来，把男孩的脑袋瓜子冲成了一堆散沙。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起，两双回到座位上坐下，突然发现他的桌子上铺了一层他先前所不曾看见的粉末。粉末很厚也很粗粝，像是从风化的砖头上剥落下来的颗粒，带着一点棕红色的砖锈。这层粉末覆盖在那个新铅笔盒上，盒盖上的万道金光突然就显得有些黯旧肮脏。
两双拿手一抹，粉末纹丝不动。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才突然醒悟过来，那粉末是阳光。今天的太阳有些古怪，很早就斜了，表面像蒙了一层被很多只手揉搓过的玻璃糖纸，遍布褶皱和污垢。那时他还不知道，其实太阳早就预见了后来要发生的事，太阳想给他递话，可惜他没听懂。
这堂课是工业基础知识课，这门课在正常的年月里会拥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物理。老师在讲电流和电压的关系。这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两双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时间，用远比这个关系复杂的比喻和例子，从一个又一个角度喋喋不休地讲解诠释。他越听越糊涂。
“猪油蒙了脑子。”
他想起了爸爸从前骂他的话。爸爸骂这话的时候，一定忘了猪油是一年里难得尝上几回的好东西，叫这样的稀罕物件蒙了脑子，还能坏到哪里去？
爸爸骂他，是因为他的愚笨。他读书的成绩一直不怎么出众，每次家访，老师虽没告他的状，却也说他还没开智。
不过，那都是从前的事。自从他上了初中，那层蒙在他脑子里的猪油突然就被一只神来之手抹得干干净净。所有的课程，除了美术，对他来说都是一点就通，澄明透亮，他开始觉得老师啰唆。从同学看他的眼神里，他渐渐醒悟过来原来他的脑袋好使。
两双今年十五岁，在上初二。刚进中学的时候，他感觉竖在他面前的是一堵厚厚的，几乎没有可能穿透的围墙。围墙隔出的那片天地里，最中心地段站着一群军分区干部的子女。他们不管什么季节永远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不是市面上的冒牌货，而是正儿八经的军装，衣领上还带着领章覆盖过的阴影。他们很少说温州话，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不屑，他们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说在温州人听起来略微有些大舌头的普通话。他们浑身似乎都涂着强力胶水，坐着也好站着也罢，身边永远沾着一群渴望他们青睐的随行。
离那个绿色阵营不远处，站着一堆蓝色的人群，他们是这个辖区的工人子弟。他们不穿军装—— 那样的一套军装是超乎他们能力所及的奢侈品。他们穿的是从父亲或者哥哥身上腾下来的工作服，袖口沾着些刻意不洗干净的机油斑痕。蓝圈子离绿圈子很近，却又不是绿圈子的影子。他们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绿，于是他们就努力维持着蓝的独立和骄傲。
在绿圈子和蓝圈子之外，还站着一群灰色的人，他们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父母大多还处在前程未卜的那个幽暗时期。他们游移在绿色和蓝色的光影之外，神情卑微，目光警觉，他们在恭谦地期待着绿圈子或蓝圈子里随意扔过来的一根橄榄枝，他们渴望与那两个阵营产生关联，哪怕只做影子。
在这个五十名孩子筑成的围墙之外，孤孤零零地站着第五十一个人，那就是两双。
尽管那三个圈子都各揣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在对待他的态度上，却达到了罕见的共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摒弃了他。他们摒弃他的理由，竟也是如此相同。他既不属于绿色覆盖的地盘，他甚至也不是真蓝。他本来应该是蓝色的一员，他父亲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可是他却从来没穿过一件可以引起蓝色联想的衣服。他穿的是经过了两三个人的身体，其中的一个有可能是他姐姐，洗得已经完全没有色调可言的衣服，袖口挂着丝，肘子上补着南辕北辙的补丁。他的裤子几乎从未遮盖过他脚踝，而他的鞋子也总是带着脚趾越狱时顶出的洞。
他似乎从未吃饱过肚子，即使是在午饭之后的第一堂课上，他那根清寡的肠子，依旧会在最静谧的那一刻发出不知羞耻的长鸣。那鸣叫从前排传到后排，一路滚雪球般地滚成轰鸣的笑声。笑是传染病，后排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知道笑的真正原因，他们仅仅是被感染了而已。无论寒暑，他的鼻孔里始终爬动着两根鼻涕，像两条身手敏捷的青虫，随着他的呼吸嗖嗖地一进一出。蓝圈子嫌弃他，像嫌弃一块擦过马桶的脏布一样，他们显示鄙夷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把他扔得很远。当他被自己人扬弃时，他也就同时被世界扬弃。
若干年后，当他长大成人，而且也不再穷的时候，他才真正明白：穷只有高高地举在诗和书里面，才有可能被人尊崇。穷落到地上，只能是一坨遭万人唾弃的臭屎。那个万人里边，当然也包括了和他一样的穷人。
过了一阵子，两双发现那堵五十个人筑成的坚固围墙上，突然裂开了一条缝。当然，裂缝不是一天里出现的，从内里扩展到表面，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两双看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第一条缝隙来自绿圈。一个父亲在军分区里任着高职的孩子，有一天突然开口问两双借代数作业本。“借”在这里是一种委婉说法，这个字的核心含义，应该是抄。这个孩子把两双的作业本又相继传给了别的几个孩子，绿圈和蓝圈的都有。那天老师批改代数作业时，发现有道题目好几个学生用的都是一种不太寻常的解法，不仅化简的步骤完全相同，连化简过程里出现的那个无关紧要的小错误，也都如出一辙。
第二条裂缝，是从蓝圈里生出来的。有一天，两双所在的学习小组的组长，一个蓝圈里的小头目，突然找到两双。他神神秘秘地翻开小红宝书的某一页，让两双就那条伟人语录写一点体会。“明天学习小组交流用。”他这样告诉两双。两双很快就写完了，交给他，却再也没有下文。两个星期之后，那篇文章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班级的黑板报上，署的却不是两双的名字。那篇文章从班级的黑板报跳到学校的黑板报，又从学校的黑板报跳到了学区的高音喇叭，辗辗转转地跳了很多个地方。那个署了名字的蓝孩子，也因此大大地出了名。两双没吱声，却发现那人看自己的眼神里，有了一丝从前不曾有过的闪烁。这丝闪烁，在有的字典里会被诠释成忌惮。不久，两双就被那位同学提名为学习小组的副组长，一个再小不过的芝麻官，可是两双就是从那个时候悟出了一个道理：声音得不到的东西，沉默有时反倒可以。
那堵围墙上的裂纹开始时很细，细若蛛丝。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一丝没抹干净的水迹般的笑容……这些裂纹随着时间渐渐变粗，并且相互交缠渗透，渐渐汇合成一条容得下一个身子的宽缝。两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从那条缝里钻进来的，只是蓦然回首，他发现墙已经被他甩在了身后。他穿的依旧是说不清颜色打着南辕北辙补丁的旧衣服，他的肠子依旧会发出最不合时宜的喊叫，他的鼻涕依旧会在他的鼻孔里毫无廉耻地随意进出。可是突然他不再害怕了，因为他知道他的脑子是工兵，会为他一样一样地清除贫穷所设下的重重路障。
“一段导线中的电流强度跟电压成正比，跟电阻成反比。就好比教室的门很窄，下课时人挤出教室就很费劲。阻力一大，单位时间里走出去的人流就稀少了。”
老师依旧还在用第n个例子解释着欧姆定律。两双听着听着，就觉得老师的话成了一盘散沙，他把每个字都捡起来了，却怎么也拼不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有一根细细的绳子，在隐隐约约地牵扯着他的小肚子。不是胃，甚至也不是肠子。那个时候两双还不知道，绳子扯的那个地方有个学名叫**。
绳子并不是新绳子，绳子早在前一堂课里就生出来了。他本来是可以在课间的那十分钟里和绳子做个了断的，可就在他跨出教室门的那一刻，他被几个同学喊住了。那几个人挤在墙旮旯里，头黑压压地凑在一起，脊背个挨个拱成一个神秘的圆圈，连脖子上都睁着警觉的眼睛，他们不用开口就已经暴露了秘密。两双很快扫了一眼，发现他们都是军分区子女中的核心人物，绿中的深绿。两双无法抵御这样的**，他不由自主地挤进了他们单为他敞开的那条幽谧窄巷。
他们在看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眼睛很大也很深，睫毛长得像笤帚，嘴唇潮湿而丰润—— 那是一种两双从未见过的女人。
“沈艳玲的书包里，有好几张这样的玩意儿。”一个孩子小声说。
沈艳玲是班里最丑最蠢的那个女生，她的姐姐嫁了一个开餐馆的香港人，只有她的书包里，能翻出这样的洋玩意儿。
明信片递到了两双的手里，两双颤了一颤，赶紧把它扔给了旁边的那个孩子，仿佛那是一枚已经点着了引信的炸弹，他不想炸在他手里。
那个孩子就笑，说：“你真的不想见识见识香港的稀罕货？”
两双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从那个孩子手里，拿回了那枚哧哧冒烟的炸弹。
炸就炸了吧，也算稀罕过一回了。他暗想。
拿得近了，两双才发现，那张明信片其实不是纸，更像是一张薄薄的塑料片，上边有着密集的条纹。
“斜过来，斜过来看。”旁边的孩子提示着。
两双把塑料片斜了一个角度，发现那个女子突然变了个模样。她一只眼睛依旧睁得大大的，另外的那只却扑闪了一下，送过来一串水波纹。
两双觉得有样东西在他心尖上搅了一搅，身子有些瘫软，而两腿中间却突然硬了起来，硬得几乎有点疼。在这之前，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的眼睛，是可以派这样的用场的。一串眼波，竟然可以叫一个人身上的肉软了，也硬了。
“要不要报告老师？”有个孩子问。
“先玩几天再说。今天归我，明天归两双，再一个一个往下轮。”另一个孩子说—— 他是那群人的头。
上课的铃声把两双拽回到课桌上，可是他依旧还在想着那只轻轻一眨的眼睛，还有似闭未闭的一瞬间里，那只眼睛里溢流出来的水波纹。他把他十五年里认识的女人都想了一遍，他妈妈，他姐姐，他妹妹，常来他家里通知开会的居委会主任，街道上收水费电费的那个阿姨，给他家送煤粉的那个婶婶，还有，他班级里那些瘦骨嶙峋的女生……没有一个人长着那样的眼睛，一个也没有。见过了这样的眼睛，所有其他的眼睛就再也不是眼睛了。
两双还想好好地回顾一下那只眼睛，每一个细节，每一道纹理，直到他的脑子再也想不动为止。可是他的脑子没过多久就停了工，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分神。那根隐约牵扯着他小肚子的绳子渐渐变粗了，在狠狠地拉扯着那扇守护着他肚腹的门。他的脑子在调动全身的肌肉，跟那扇松动了的门拼着命。它往外拉，他往里扯；它撞的时候，他顶。渐渐地，他发觉他的肌肉像拉松了的橡皮筋，再也使不上劲。
坏事了，今天。他暗想。
就在这时，下课的铃声响了。他来不及把那个崭新的铅笔盒收进书包，甚至来不及把书包从抽屉里拿出来，就往门外冲去。
一切，都等以后。他需要刻不容缓地解决那个不怀好意地等候在他肚腹门外的魔鬼。
他冲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撞到了一个人身上。是班主任，那个在早上讲授过欧仁·鲍狄埃生平和巴黎公社故事的语文老师。
“会演就在下个星期，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排练。”
女老师将手里的教鞭在空中画了个不容置疑的句号，把所有试图在第一时间逃离教室的学生堵回了屋里。
在那根教鞭的指挥下，课桌被推到了墙边，课椅被排成了四排，五十一个学生被铺成一个错落有致的扇面。
这是风琴弹出的前奏。
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两双的胸腔里却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回声。过了一会儿他才醒悟过来，那是他的血。他的血被那旋律激**着，像涨潮时的浪，在凶猛地拍打着他的身体，拍得他遍体生疼。他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多的血，他也从来不知道他的血可以变得这样烫。血急切地想涌出皮肤，他连脖子都涨得通红。血让他的身体膨胀了许多倍，他觉得他渐渐变成了一棵树、一个城、一座山。疲乏的肌肉，不耐烦地蠕动着的饥肠，还有扯着他肚子的那根绳子，突然就渺小如齑粉。
在巴黎五月的腥风血雨中，
你是那颗永不熄灭的火种；
你还没来得及洗去身上战友的血迹，
就已经在奋笔疾书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诗歌……
这是男女声诗朗诵。之后的歌词两双早已烂熟于心，可是他还是错过了第一个节拍，是因为紧张，他的手心开始出汗。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两双看见老师朝他瞟了一眼，她在责怪他的走调。他不仅自己走调，他还在领着别人走调。可是他顾不得。这样的旋律，只能配这样的血。而这样的血，只能配这样的声音。他觉得他的声音也涨大了许多倍，他的喉咙盛不下，他的身体盛不下，甚至连整个教室，也像是要被那个声音掀翻。
突然，他觉得那根紧紧地勾扯着他肚腹的绳子断了，一股憋了很久的热流，顺着一个他暂时还没想明白的渠道奔涌而出，**。他感觉前所未有的惬意和轻松。他看见前排那个女同学的绿格子棉袄罩衫上，突然出现了一串褐黄色的斑迹。
那个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在那个时候—— 水迹透过棉袄渗进内衣，还需要几分钟。
第一个明白过来的，是站在两双身边的一个男生。他指着两双，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叫喊，像遭了雷劈似的从椅子上跳落了下来。
很快，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那个错落有致的扇面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满地都是惊恐炸出来的弹坑。
等到尘埃最终落下，五十个惊魂未定的孩子，看见那四排失去了次序和形状的椅子上，孤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那人的前裆上，有一块锅底那样大的湿迹，短到脚踝的裤腿上，还在滴滴答答地淌着水。
那人的裤子已经洗过了不知道多少水，早已失去了经纬交织的力度，水迹却意想不到地还原了它最初的颜色。
那是蓝。
工作服的蓝。
我是一只标价为三毛九分钱的铅笔盒。我被一位从温州出差经过杭州的供销员从西湖边上的一家文具店里买走，作为礼物送给一个替他洗衣服的女人。女人早过了使用铅笔盒的年龄，这件礼物的真正主人，是女人的小儿子，一个名叫两双的十五岁少年人。男人送这件礼物的用意，女人很清楚——他是想在进出女人屋子的时候，少一把锁，多一刻太平。
我被放进那个少年人的书包里时，曾以为会跟随他一些日子，至少到他中学毕业的时候。没想到我却成了一只世界上最短命的铅笔盒——我作为文具的使用寿命，竟然只有短短的一天。
少年人最初在母亲手里看见我的时候，眼睛便被意外的幸福充满。可是幸福也和我一样短命，随后耻辱立刻如泡沫涌上来，掩埋了幸福。幸福不甘，在耻辱的泡沫里奋力挣扎着，还想浮上表面。幸福和耻辱打了一夜的架，早上少年人起床的时候，幸福和耻辱都不再单纯，它们已经各自掺杂了对方的成分。
少年人带着我去上学的第一天，在排练《国际歌》的现场，就发生了那起爆炸性的丑事。事件的核心人物——我的主人，在清醒过来之后，抓起书包夺门而去。他没有回家，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狂奔。一路跑，一路把书包紧紧地捂在身前，用以遮挡裤子前裆那一片潮湿的印记。等他终于跑到了一个再也没有路的地方，他才意识到他已经到了江边。
那个下午太阳斜得很早，却又在天边待了很久，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把它牢牢地拴在了离地很近的方位。那天的太阳面相丑陋古怪，像一块被岁月侵蚀风化了的旧砖头，颜色龌龊，表面满是龟裂的纹路。少年人认出了这就是那轮先些时候在他的铅笔盒上洒下了一层粗粝粉末的太阳，这时他才明白了太阳的预言。
少年人用街道树木听了都会颤簌的恶毒，咒骂着太阳，以及任何一个给世界带来光亮的物体。这是一个不配有太阳，甚至不配有蜡烛的日子。这个日子压根不配有光亮。这个日子从早到晚都该是暗夜，这个日子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像鼹鼠一样生活在十八层地狱，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自己。
少年人咯咯地咬着牙齿咒骂着。
少年人到了江边，走下了和水相连的滩涂。他每个夏天都在这里游泳、摸鱼、偷船上的瓜果，他认识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他知道岸下每一片水的深浅和浪的急缓。他挑了一块石头坐下，弯下身来看水。那是个大冷的天，风不急，却很细碎，一嘴一嘴地啃得人体无完肤。他以为他在水里什么也不会看见，可是在两排细浪的间隙里，他还是看见了自己冻得通红，被耻辱揉皱成一团腌菜的脸。他厌恶地闭上了眼睛。
那轮太阳，是个句号。他对自己说。那是他青春岁月的句号。
他还没有来得及拥有青春，就已经失去了青春。从今天起，假如他熬得过今天，他将会跳过青春直接进入成年。那是一串没有黎明没有早晨没有正午的永恒傍晚。
不，他不要那样的日子，绝不。
少年人暗暗地做了一个决定。
我在他的书包里奋力挣动着，声嘶力竭地对他叫喊着：
“你熬得过，你会熬过今天。今天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明天会有明天的太阳。明天的太阳兴许是一张好脸，明天的太阳兴许会递给你一句好话。你等一等，你再等一等。”
他听不见我的话，但是他感觉到了我的动静。他把我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掌心。他有点奇怪我怎么会湿漉漉的，他以为这是他裤子上的水透过书包渗透到我身上。他不知道这是我的眼泪。
他还太年轻，还不懂得物件也会流泪。
他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厌恶，就像他在水面上看见他自己的脸一样。
“滚！”
他站起来，狂吼了一声，把我远远地扔进了江水之中。
我落到了一片漂浮在水面的烂菜叶之上。菜叶被猝然的重量吓了一跳，在水上簌簌地转着圈，寻找新的平衡点。
在我即将沉没到水里的那一刻，我看见少年人爬到了一块高处的岩石之上，犹豫片刻，弯腰纵身跳入了水中。就在他伸展开双臂，做着跳跃前的最后一个准备动作时，他寡瘦的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
我不知道那是决绝，还是留恋。
初稿 2014年1月25日—2014年12月4日
二稿 2015年1月17日—2015年1月28日
三稿 2015年3月30日—2015年4月23日
多伦多—温州—多伦多—台北
2020年10月27日修订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