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毕竟无法理解她现在身处的环境，于是我劝了一句：“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月月，你说过不想再和别人争了，面上不争，心里也不争。我一直以为你在经历了人生波折之后，突然大彻大悟，有了包容心和平常心了，我一直以为你今后会生活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心灵净土上了。”

　　吕月月摆了一下手，说：“得了，你别书生气了，在潘家，善良就等于糊涂。”

　　她居然嘲笑我书生气，我想替自己辩解一下，可她已没兴趣再谈这个话题，打断我说：“海岩，有件事，我想求你帮忙。”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以为你请我吃饭只为叙旧呢，没想到又是有求于我，还是关于那个采访记录的事吗？”

　　“不，我把我妈接到北京来了，我想在北京租间房子给她住，北京的生活条件毕竟比东北好多了。我想，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照顾她一下。”

　　“哦，”我庄重起来，“怎么照顾呢？”

　　“我给她请个保姆，你帮我管管那保姆就行，别让她骗了我妈，另外我妈万一有个什么重要事，总得有个明白人能照应。”

　　“日常照顾一下可以，可你妈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责任。”

　　“日常照顾一下就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肯定会付你一定的报酬。”

　　她居然谈到钱，这使我感到意外，但从她泰然的神态上，又觉得也在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样一个社会环境，请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钱的。

　　我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香港人了。

　　她通过她母亲的同学在西直门那儿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单元楼，付了房东一年的租金，把母亲和一位江苏乡下来的小保姆安顿下来。

　　她母亲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虽然百病缠身，但除非强迫绝不求医。她的简朴、谨慎、寡欢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目月月这样一位贵妇的母亲。

　　吕月月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包括小保姆的工资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及她母亲看病吃药的开销，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买的彩色电视）。凭天地良心，我并未从中留出半点剩余作为我的所谓报酬，我想我还不致于贪这孤儿寡母的活命钱来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骑车子到她01那里坐坐，和她母亲聊聊家常。她母亲虽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钱，但依然把享受和铺张视为罪恶。她自己干活，教那小保姆干活，两人不像主仆倒似师生。她从不看报，闲时就看些知识性的杂志，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过期杂志。杂志是过期的但知识并没有过期。她也让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给她讲解，但小保姆不爱看，她爱看电视一《戏说乾隆》和《包青天》之类。

　　有时我问她：“您想女儿吗？”

　　她总是说：“哪能不想呢。”

　　“您爱小外孙吗？”

　　“哪能不爱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和他们同住？”

　　回答总是沉默。

　　后来我发现她的桌子上不知从什么时候摆了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禅理散文《风·花·雪·月》，这使我感到惊奇，她女儿出国发财，她自己吃穿不愁，怎么还会对这种出世之作产生共鸣呢？不久我又在她的枕边看到一本台湾林清玄所著的《身心安顿》，更甚不解，于是我问她：“您要皈依佛门了吗？”

　　她答：“入了苦海，再进空门，恐怕太晚了，只是看看这些书心里明净点儿。咱们凡人的心都太脆弱了，只有读读这些道理，才活得下去。”

　　我问：“什么是‘身心安顿’？”

　　她翻开书，指着其中一页，一字一句地给我读：“身心的安顿始于智慧的开启，中间经过烦恼、恐怖、颠倒梦想的断除，然后越过生死的大河流，达到一个清静不动的境界。”

　　她读书的神情虔诚而投入，读得很慢，但我依然没有全懂，风马牛不相及地问：“您一个人带个保姆住在这独门独户的单元里，难道还嫌不够清静吗？”

　　她面带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问，就像面对一个冥顽不灵的少年讲经布道：“愤怒和悲哀都是虚妄的，人生是一个大舞台，可是人千万不要太入戏，不要计较得失。

　　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欢乐和苦难，都是有因缘的。人要随遇而安。”

　　这个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这些话题就变得侃侃而谈了，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交谈还是与自己的人生对话，因为她的话听上去确实有点玄机密布，自言自语。

　　有一天她说：“我给我女）［写信了，我告诉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这儿叫人这么伺候着，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过了，不管月月怎么样，不管她是穷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

　　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这么多年陪着她爸爸，拉扯着她，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窝心的事都受过。我太爱他们了，所以每逢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受不了，我头发都急白了。可现在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无论我的女儿怎么样，哪怕她再也不回来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会活下去，我会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几乎难以置信这样冷静坚强的声音是出自我面前这位围不禁风的瘦小的妇人之口。

　　后来我和吕月月通电话时，传达了她母亲的这番话。

　　吕月月哭了，她说她也明显地感到母亲对她原来那种感情上的依赖越来越淡了，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那种生死相依的挂念和焦灼不安的关切，渐渐被一种平静而简短的自述代替。

　　母亲常常给她写信，但信写得越来越短，内容大多转为对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帐式的记录和几句学佛的心得。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出母亲对大都市的这种有闲生活的厌倦。

　　但母亲依然挂念着外孙子，不断地询问他的情况，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儿发出要接外孙回东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恳求。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此时的吕月月，却恰恰万分思念她的母亲，香港虽然繁华，对她却是一个感情的孤岛。我曾经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索性带了孩子回来和母亲同享天伦，她说这不可能，“人家是不会让我把孩子带走的。”而且，她承认：“现在再让我回大陆回老家去住那种没有空调的小房子，自己买菜做饭，上街打‘面的’，我也不习惯了，也受不了。”

　　从和她的交谈中我知道，她的儿子——潘小伟的这个遗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个几个喜欢几人忧的重要人物。作为潘家今后的一脉单传，潘老夫人视其为掌上明珠，呵护倍至。作为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又被家里某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吕月月对香港看来也渐渐熟能生巧了，她已开始悄悄和律师接触，并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务上渗透。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我想没准目月月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一位什么人物呢，说不定会成为电影里描写的那种黑社会的大姐大呢。

　　但后来情况并未如我所想地发展，进入冬季之后吕月月再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有很长时间未去看望她的母亲。下第一场雪的那天下午，吕月月的母亲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到她的住处去一趟，说有事要告诉我。我没有犹豫便冒雪赶去了，因为她从未生动给我打过电话，从未生动麻烦过我任何事情，现在突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请我过去，我预感事关重大。

　　大雪封街，完全找不到出租车，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去了。赶到西直门时天已傍晚。是吕月月的母亲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进屋，一边掸身上的雪一边问：“小阿姨呢，买菜去了？”

　　她没有回答，让我进屋坐下，她也坐下。屋里已暗得看不清脸色。

　　她打开台灯，说：“我让她买火车票去了。”

　　“怎么，您打算出门吗？”

　　这面目苍老的妇人突然声音哽咽，说：“我要回东北，回我的老家去。”

　　我茫然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月月，月月，她不在了。”

　　啊？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您说什么，您说月月吗？”

　　她的脸上看不见眼泪，但声音却分明是压抑着的哭泣，“是，是，是她，她死了！”

　　我猛地看见桌上有一只显然是寄自香港的大信封，上面压着一张半叠着的香港报纸，报纸上赫然登着吕月月的相片。

　　吕月月面孔严肃毫无表情，那显然是证件上用的相片。

　　我拿过报纸来看，迎头扑面两行醒目的标题：“孤儿寡母横遭乱枪狙击，送院救治无奈返魂无术。”

　　这行黑体字让我如坠深渊，心脏几乎停跳。

　　“（本报消息）昨晨沙田正街希尔顿中心外，一辆手治房车突遭两名骑电单车的枪匪袭击，车内一名两岁幼童身中七弹，当场毙命，另一少妇亦中数弹，于十时三十分急送沙田医院，中午十二时证实不治。

　　“据警方透露：死亡少妇名叫吕月月，原籍北京，大前年与负籍米国的本港潘氏实业公司东主之胞弟潘小伟邂逅相遇，生有一子。潘氏实业公司涉嫌黑道多年，在大前年与天龙帮的一场火并中，潘氏掌门人潘大伟与天龙帮首领冯世民同归于尽，震惊黑白两道。其弟潘小伟在火并中吞枪自尽。今年潘家将吕月月母子接来香港定居。与目月月同车惨死之幼童即是其子播念伟。

　　“据目击人上披露，案发时吕月月母子乘坐的平治房车停在道旁，司机不在车内，突然有两名杀手骑电单车从侧道冲出，一左一右在平治车两侧刹停，乱枪齐发，然后迅速向违华中心方向逃逸。潘念伟头部、胸部、臂部均被射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吕氏也被枪弹贯穿头部，送往医院后死亡。

　　“自一九九二年电影公司东主蔡子明和‘湾仔之虎’陈耀兴相继被杀后，近年本港黑帮仇杀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传媒对因此而引起的社会的动荡不安，深感忧虑。由于此案受害者又系无辜妇孺，且死状极为悲惨，相信将进一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现沙田警署重案组和反黑组已联合着手调查工作，目前尚无有力线索。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分析，由于潘大伟系本港黑社会后来居上的年轻辈大哥，与其他帮会人物多有纠纷，积怨甚多，虽然死去已有两年，但不排除被人寻仇报复，殃及后人的可能性，而且潘冯两家当年的恩恩怨怨，至今藕断丝连，并未了结。因此怀疑死者收到的阎王帖，依然是天龙帮人员所发。

　　“但是从现场情况判断，潘大伟身中七弹，当场毙命，似为此次祖杀的主要目标。潘大伟虽来港不久，尚且年幼，但在法律上或可成为潘氏实业的继承人，使得潘氏家族内部，面临利益重整，因此也不排除家族内部倾轧谋杀的可能。

　　“警方分析，此案凶徒手法熟练，计划周详，行事冷静，显系职业杀手……”

　　这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发生的最悲惨最不幸的事件。

　　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最后结局。

　　出乎意料的是，吕月月母亲的悲恸异乎寻常地短促。几天后她镇定果断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东北去了。我给了那位小保姆足够的报酬和盘缠，嘱咐她一路护送这位已变得极为沉默的母亲，直到旅途的终点。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觉得自己和某一块土地有缘。我想象着多年以前这个女知青离开父母双亡举目无亲的北京，来到东北落户，并且毅然嫁给自月月的父亲时，就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老家了。她一声不响地为了那个没落家族的血脉延续和脱胎换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挣扎努力，惨淡经营。当一切梦想最终破碎的时候，她又是那么镇定地一声不响地退回到那块让老吕家兴盛与衰败、罪恶与赎罪的黑土地上，去独自度过自己生命的尾声，这真是一个女人非常动人也非常悲壮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会是那个曾经木可一世的罪恶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车，她买的是硬座车票，她带走了全部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女儿给她留下的最后九亩多块钱。

　　火车开动时，我站在站台上同她们告别，小保姆透过车窗露出一张俊傻的笑脸，无忧无虑地挥手再见。

　　吕月月的母亲仅仅向我短短颔首便全神专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零丁，她对悲痛的麻木，和对北京的毫无留恋的冷淡，让我心颤！

　　我从车站回到家里，从抽屉里取出锁了整整一年的采访手记。我带上这部手记再次来到公安局的侦察处，把它交给了传达室，并且留下一张字条。伍立昌同志：送上我对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访手记，请您审阅。

　　并请告知，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有无不妥。

　　此致敬礼！

　　海岩看传达室的已经不是那个老头儿了，换了一个懒懒洋洋的年轻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后，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电话，约我前去见面。

　　见面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为公安侦察单位的一位处长，他的办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简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与吕月月的描述，无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页不少地交还给我，表示无意干预文学创作的自由。我试探地问：“您是否觉得这个记述不够真实呢？”

　　这位老资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说：“这个记录，我看仅仅是吕月月个人的眼光吧。她当时作为一个下级侦察人员，对案子的很多内幕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不过她对她自己看到的情况以及对她个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还算是基本真实吧。”

　　我想他们这种公安侦察人员对真实性的要求，可能是相当苛刻的。

　　我问：“您知道吕月月去香港了吗？”

　　他点头：“知道。”

　　“您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伍立昌依然不动声色地点头：“知道。”

　　“您对她怎么看呢，您对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聪明，很漂亮，很开朗，是个很有发展的女同志，有人说她太风流我不同意。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责备。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真能培养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刑警的话，那将是很圆满的一个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太善变了。就像过去毛主席打游击时批评的那种机会主义一样。毛主席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毛主席批评的是当时的一种缺乏远见的军事政治倾向，其实对一个人的为人处事来说，也一样适用。今天这件东西吸引你就投向这个，明天那件东西吸引你你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抛弃原来的追求，转过去投向那个，那就很讨厌了。太不安分的人，过于忠于自己的人，是很难相交共事的，因为这种人是不肯为了团体的事业或者他的伙伴而使自己委屈牺牲忍让一点的。如果一个人总以自己一时的喜怒和利益为进退的取舍，那我看实际上就丧失了起码的操守。”

　　我很赞同。

　　从伍立昌同志那里告别出来，我直接去了位于长安街的邮政大楼。大楼前的街道上，积雪未化，人来人往，嘈杂纷乱。互不相识的人擦肩而过，面无表情目中无人地匆匆赶路。这种热闹与冷漠并存的都市生态，又使人感叹：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因物质化、官能化、功利化而变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一场真实的感情激动，都是可歌可泣的。那种真实无邪的感情从发生到破灭虽然总是短暂，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却能给人的世界加入一种美丽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边一排个体摊档还亮着刺眼的灯光。天很冷，风很大，没有生意，只有一个卖录音带的小摊前，偶见一两位骑车的过客驻足流连。那摊子上架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高声放送着一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寂寞的影子风里呷闹的8字，代历的旋律诉说陈采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是年少无知，那一场风花雪目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术一友。

　　我向那位冲我大声哈喝的摊主笑笑，没有买磁带，站在风里听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曲，然后走进邮政大楼。大楼里很温暖，我来到邮寄挂号信的柜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给了出版社

　　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