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尽管将天抬到至尊的地位，但其思想的基本倾向则是人本主义的。可以说，董仲舒的天学即人学、天论即人论。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1]将人的地位举到与天地并列，各有所主，不可或缺，人实际上处于万物之上，最为天下贵，“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2]

　　董仲舒的这些论点，显然与前述其论天之地位的思想有矛盾，但这并不是突兀而起，实际上是先秦思想家关于人的思想的逻辑继承和发展。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较之外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着重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在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中，主要的都是人生问题，即人在宇宙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一般说来，先秦思想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可分为两派；一种认为人在宇宙系统中是微不足道的，极其渺小的；另一种认为人的身体在宇宙系统中虽然渺小，但其作用则是卓越的。[3]前一种说法，以庄子为代表。庄子认为，人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在乎见小，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空碉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梯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4]庄子采用相对主义的方法，轻易地矮化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庄子的意见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毕竟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与庄子意见相反的是老子。老子说人为宇宙中“四大”之一，高于万物之上。这就开启了荀子人为天下最贵者的思想，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5]

　　无疑，董仲舒关于人的学说吸取了先秦学说中的有益成分。他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故其治乱之故，动静顺逆之气，乃损益阴阳化，而摇**四海之内。”[6]

　　当然，董仲舒的这些议论难免有抽象谈人的嫌疑。但他在具体地论述君臣关系时，其民本思想则较为明显。自从荀子以舟喻君、以水喻民以来，社会实践不断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证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道理，作为思想家，董仲舒自然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说：“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7]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活应该因民所好，因势利导，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求。“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失，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8]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董仲舒关于天人的理论决不是虚无飘渺的玄谈，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简单地说，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为他的政治学说寻找自然科学的依据。历来的研究者惑于此点，常常不得其门而入，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指点，将神学问题降为世俗问题，将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放到西汉中期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透过其神学的面纱，就能揭示本质。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放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而先王之遗道亦天下规矩六律已。故圣人法天，贤人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9]

　　很清楚，“奉天”、“法天”都只不过是为政治哲学寻找自然科学的依据。这种情况，并不始于董仲舒。汤武革命，奉天以有道伐无道自不必说了。孔子“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其虔诚之状可以想见，因此，他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作为政治的楷模，“三畏”中首条也是“畏天命”。墨子的天与董仲舒的天有相似之处，都是假天的名义要求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政治实践。当然，相似不等于相同。墨子的“天志”代表着小生产者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所谓“顺天意志，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10]天意的总趋向是要“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交，有财相分”。[11]这就通过宗教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以功利主义为特色的兼爱互助思想。而董仲舒则要求“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也”。这在方法上也是拙劣的无类比附，其目的是要求帝王的一切活动都应按天的意志去行事，行当其时，行当其处，而最主要的是通过“天意”表达了董仲舒“更化”思想。

　　如前所述，董仲舒认为，汉兴以来，承秦之弊，“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犹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无奈何”！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董仲舒以为在于统治者执行了一条不合时宜的路线，以致积弊太多，负担太重，结果使得“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怎么办呢？必须尽快改弦更张，改变旧有的统治方式。他说：“譬如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12]

　　改革，历来都是难事，改革成功的效益尚是小事，而重要的是必须为改革寻找理论依据。生当二千年前的董仲舒，其理论依据并不在现实的生活中，他只能向他的自然科学即天论中去寻找。他认为天子受命而起，所面临的问题代有不同。因而，“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已受之于天也”。[13]

　　既然王者受命于天，那么其变革就只能按天意进行，“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14]董仲舒的这些论证，虽然几近武断，但他毕竟为汉代统治者即将进行的变革找到了理论依据。这都足以说明，董仲舒论天论人并不是在抽象思维王国里的玄想，而是现实生活在思想家头脑里的折射和反映。

　　[1]《春秋繁露·立元神》。

　　[2]《汉书·董仲舒传》。

　　[3]参见宇同《中国哲学大纲》上册第187页，商务印书馆1958年。

　　[4]《庄子·秋水》。

　　[5]《荀子·王制》。

　　[6]《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7]《春秋繁露·无国上》。

　　[8]《春秋繁露·保权位》。

　　[9]《春秋繁露·楚庄王》。

　　[10]《墨子·天志上》-

　　[11]《墨子·城志下》：

　　[12]《汉书·董仲舒传》。

　　[13]《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14]《春秋繁露·楚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