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报馆又派我到汉水前线去采访新闻。这时候，全国团结抗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到处充满着猜疑和摩擦。许多最具有新闻价值的实际情形不能够在报上发表，发表出来的多是些虚伪的消息。但虽然作战地记者有这些精神痛苦，我仍然乐意接受报馆的派遣，冒着千里风雪来到汉水前线，那是因为我暗怀着一个热切的希望，想打听出我的表妹的生死下落。

　　大约在半年以前，她所参加的那个话剧队在这儿突遭解散，她和一部分队员失踪了。关于这几个不幸的失踪者，曾经有很坏的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一直半信半疑。我的舅母只有这一个女儿，看待她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因为很久得不到她的音讯，舅母认为她准是在前线上死于敌人的炸弹或枪弹之下，所以常常痛哭得死去活来。近来她老人家已经为这事卧病在床，除非我的表妹像奇迹似的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生命怕是不会久了。我曾用各种办法去安慰我的舅母，但她老人家是那么精明，完全看穿了我的欺骗。如今任何安慰的言词都不能使她的心情有些微宽解。我是由舅母抚养大的，同表妹的感情也非常好。这不幸的事件很沉重的压在我的心坎上，使我非赶快弄一个水落石出不可，所以就毅然跑来前方。

　　防守汉水前线的某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一个很小的村落中，西边是汉水，东北边紧靠着大洪山余脉的丘陵地带。正是我们的冬季攻势结束以后，前线上风平浪静，只偶尔在早晨会听到几声炮响。我在总司令部停留了一个星期，天天同总司令和他的几个高级幕僚们吃酒、聊天，到附近的田间散步。关于表妹的问题，我曾经小心的向他们打听过，他们只说那个演剧队的解散是奉的上边命令，至于失踪队员的下落他们也不清楚。我知道在这个集团军中，军政两方面充满着不公开的矛盾，从总部到团部，带兵官和政工人员很少能十分融洽。既然这样，我就不敢再详细打听。

　　一个星期后，我骑着马走进了大洪山中，访问这集团军所属的最精锐的一师，师长是这一集团军中最有学问的将领，也是我在各战区所认识的将领中最能够理解现实的人。同师长在一起谈了半天，除关于这次冬季攻势的问题以外，大部分是关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情势。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更增加了我们的互相了解。晚饭后，他亲自送我到招待所中，那是在距师部两里多远的很小的街市上，一座比较干净的房子。师长在我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偶然谈到了半年前被解散的那个话剧队，我便趁机会打听我表妹的消息。他想了一想，答应设法替我问一问，不过他声明说他没有什么把握。随后，他轻轻的喟叹一声，露出来一丝苦笑。

　　因为一天来骑马和谈话过于疲倦，我很早就上床睡了。半夜里，我忽然被招待所的勤务兵叫醒。他不等我完全清醒，就把一张名片送到我的眼前，小声报告说：

　　“师部的军法主任要见你，他现在在院里等着。”

　　我揉揉眼睛，接过来那张名片仔细的看了看，想不起来这位军法主任同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深夜来访很使我不快，不由的自言自语说：

　　“为什么不明天来呢？”

　　“他说有要紧的话要告诉你，是师长派他来的。”

　　我突然猜想他的来访一定和我表妹的问题有关，便叫勤务兵请他进来，同时我也赶快坐起来披上衣服。军法主任进来后同我匆忙的握一下手，就坐在我的床沿上，客气的说：

　　“对不起，陶先生，打扰了你的睡觉。”

　　“没有什么。杜先生有什么事情？”

　　“事情很小，说出来请陶先生也不必放在心上，”他望着我的脸孔说，“师长本来不打算告诉陶先生，可是我们研究了一下，还是说明白了比较好。”

　　“还是说明白的好，”我机械的附和说，竭力的保持镇静。“师长到底怎么说？”

　　“你在总部时谈过什么政治上的问题没有？”他突然放低声音问，却故意在脸上挂一丝微笑。

　　“没有，”我莫名其妙的说，“我什么政治问题都不谈。”

　　“总司令也没有问过你什么问题？”

　　“没有。我们天天在一起只谈笑话，谈打仗，谈女人。”

　　他笑着点点头：“他的外号就叫做‘小零碎’，最喜欢谈无聊的话。”

　　“你为什么问我这问题？”我忍不住问他，已经知道他的来访并不是为我的表妹的问题了。

　　“一个钟头前，”他说，“我们的师政治部主任去见师长，说总部政治部来个电话，叫注意你的言论和行动。明天政治部主任一定来看你，你同他谈话的时候留心一点就得了。”

　　“啊，我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

　　“问题一点也不严重，”他安慰我说，“可是告诉你让你对他们说话时留点神总比较好些。”

　　我感谢了他同师长的好意，并对这笼罩在抗战建国长途上的暗影表示了一点牢骚。他没有多停留，好像怕别人会注意他的来访，匆匆的告辞走了。

　　重新躺进被窝里，我才感觉到这冬夜特别寒冷。地上的木炭火快要烧完了，最后余下的一点红炭在寒灰和冷气中继续挣扎。我索性吹灭了小油灯，用被子将头包好，只露出鼻孔和两只眼睛。满屋里黑洞洞的，望不见一点什物的影子。我久久的不能入睡，想着我可能遇到的讨厌问题，觉得做一个清白的中国人实在太苦。随即我又想到了我的表妹。我仿佛看见她被人们用绳子绑着手和脚，又系一块大石头在她的身上，把她往汉水的深处扔去。她的头发披散在带有血痕的脸上。她的嘴里被塞着什么东西，使她呼喊不出来，只发出一种吃力的啊啊声音。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含着泪，射着绝望和恐怖的光芒。当她被扔进水中时，我听见了“咚”的一声，还看见水面上所激起的浪花。以后我没有再看见别的反应，江水依旧滔滔地奔流着，好像人间原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感到十分恐怖，立刻用被子将我的眼睛蒙住。刚才军法主任来报告的不快消息，使我不能不格外担心了。

　　夜里，我做了许多恶梦，还梦见了我的舅母。天刚闪亮，师长亲自跑了来。他不等我穿衣服就走进我的屋子，坐在一把椅子上，笑着说：

　　“恐怕我们的政治部主任等一会儿要来看你，所以我先来了。你没有睡好吧？”

　　“睡得很好。”我回答说，赶快穿我的衣服。

　　“政治部主任打算派一个人跟着你，明的是派他帮助你搜集资料，抄写稿子，暗的是……”

　　“那很好，”我不等师长说完就接着说，“我可以省许多事了。”

　　“唉，他们这班人有的对抗战工作还热情，有的就专会打报告，只怕别人多做点抗战工作。别说你是外边来的文化人，他们连我的报告还打哩。”

　　我们都笑了。自然，这笑里都含有无限感慨。

　　师长刚走，政治部主任就来了。他非常客气的问问我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连连的称赞我在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写得好，还称赞我在这样严冬的季节来前方实在精神可敬可佩，甚至使用了“伟大”一词。我是不会虚假客气的，被他的一排子客气话弄得很窘，简直不知道怎样应付。最后，他问我：

　　“陶先生还打算到各团里看看么？”

　　“是的，”我说，“来前方一次不容易，所以想尽可能地多看看。”

　　“吓，那太辛苦了！”他仿佛想到了什么问题，停了一会儿，忽然说：“要不是我事情忙，我应该陪陶先生到各团里去走走。现在让陶先生一个人受辛苦，实在抱歉啦。”

　　我笑了笑：“做记者应该多跑跑，这是我的责任嘛。”

　　“我看陶先生一个人辛苦实在叫我们心里不安，派一个人陪着你，做你的助手好不好？”

　　“好极！好极！”我表示十分同意的连声说。“那样我太感谢了！”

　　“那么我马上就去请师长派一个人来，师部里大概还有爱好文艺的青年。”

　　“不必找师长麻烦，”我说，“还是由政治部派一位好了。”

　　“请师长派妥当吧，”他说，仿佛知道我看透了他的用意。“政治部的人怕不能胜任呢。”

　　“还是请老兄直接派一位，一定胜任！”

　　政治部主任推辞了几遍之后，就答应马上派一个人过来。他走了不到两个钟头，果然有一位政治部的青年人来了。我看毕政治部主任的介绍信，就同他谈起话来。他姓杨，是我的河南同乡，在政治部是少尉阶级。他对我十分恭敬，好像我是他的先生一样。因为是同乡，又看他不过二十岁出头样子，我心中很对他惋惜。他说他很喜欢学写东西，但不知怎样入手，希望我多多的给他指教。从他的态度和语气，我看不出他的话是不是谎，也许他同一般青年一样有一个好的梦想。虽然我仍然不能不在心中对他戒备，但同时也对他的前途感到了关心。

　　当天下午，我们就离开师部，前往各团去进行采访工作。为着企图多了解部队中的实际情形，每一个团里我停留三天或四天，从营到连，都去访问。在我和中下级军官或士兵谈话的时候，杨君就在旁边记下来谈话要点。晚上，我们有时将采访来的材料加以整理，有时谈着闲话。每次闲谈，他总有问题问我，有的是关于学习上的，有的是关于国际或国内的政治问题。不管他提出来什么问题，纵然明知他是在对我作调查工作，我也只好大方坦白的，根据我所知道的，诚诚恳恳的替他解释。那时苏联正在同芬兰作战，在前方到处可以听到攻击苏联的言论。有一天杨君突然问我：

　　“陶先生，苏联进攻芬兰算不算侵略？”

　　他的眼光凝注在我的脸上，在等着我的回答。我知道这问题非常严重，暗暗的感到吃惊。但我不能说我不懂，那样他会认为我故意回避。但如果我回答不谨慎，我知道他可能立刻就报告上去，那结果我纵然不会像表妹一样的失踪，也要中止我在战地的采访工作。如果我像别人一样承认这是侵略战争呢？那在我是不能想象的。因为我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多年来相信苏联和斯大林，凡是攻击苏联和斯大林的话一概排斥，不能动摇，另外我只认为旧芬兰是法西斯的一个工具，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突然一惊之后，我赶快笑着说：

　　“我对于这问题还正在研究，在研究阶段中还是不讲出肯定的结论为好。这儿有两种不同的逻辑方法：一种是形式逻辑，一种是……”

　　像一个教授似的，我详细的为他解说用不同的逻辑看问题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我先告诉他怎样用形式逻辑看苏芬战争，又告诉他另一种逻辑是怎样看法，最后说：

　　“我对这问题没有成见，但真理只有一个，只有虚心的人才能够找到真理。你觉得用哪一种逻辑所得出的结论比较对呢？”

　　他的眼光从我的脸上移开，很困惑不安的望着蜡烛，一会儿又望望他的指头。沉默了很久以后，他重新抬起头来，不好意思的望着我微微一笑，叹口气说：

　　“国际问题真不简单啊！”

　　他对我的态度本来就不坏，经过几天的谈话以后，格外的显得好了。但我却很不放心，不晓得他到底对我是真好还是假好。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些关于他个人的问题问我，要求我不客气的给他指示。他说他想离开政治部，到后方读书或做一点文化工作，问我肯不肯帮他的忙。我觉得他的话可能是一种试探，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想干政治工作？”

　　他摇摇头，露出来一丝苦笑。我似乎看出来他的内心里深深的含着矛盾，有一种难言的痛苦在折磨着他。为着不使他失望起见，我胆大的回答说：

　　“我当然很愿意帮你的忙。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就给我写信好了。”

　　“你不讨厌我？”他突然说，眼睛里隐约的浮着泪水。

　　“你在工作上帮了我许多忙，我为什么讨厌你？”我笑着说，赶快避开了他的视线。

　　“唉，我想不到你对我这样的好！”他很感动，放在桌上的一只手微微发抖。“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的眼睛可怕，好像刀子一样的尖锐……我以为你一定很讨厌我跟着你一道……”

　　“我们睡觉吧，”我截断他的话头说，装做很倦的样子打一个哈欠，“今天特别冷，也许要下雪了。”

　　他咂咂嘴唇，苦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

　　我躺在被窝里很久睡不着，暗暗的研究着这一个大孩子今晚的特别情形，心中也不由的起一点说不出来的难过。我已经看出来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有两种力量在他的心中斗争。过了很久，听见他在叹气，听见他用力的搔着头发，我忍不住翻转身子问他：

　　“你失眠了？”

　　“陶先生，”他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什么问题？”我问，但同时心里说：“他的人性还没有死啊？”

　　“你看我有没有前途？”

　　“一切的希望都是创造的，”我鼓励他说，“只要你肯努力去创造，自然前途很光明。”

　　“应该怎样去创造？”

　　“你所说的前途是指个人升官发财呢还是指什么？”我突然问，因为发现了这问题并不简单。

　　他慢慢的叹息说：“我想做一个文艺作家。”

　　我虽然晓得这句话并不是我所要求的答案，同时理解到他的心情是如何的紊乱，但我却装做不懂似的，从枕上抬起头来问：

　　“你为什么想做作家？”

　　“因为假若我有很高的文艺技巧，将来我打算替我自己写一本传记，一本坦白的传记！”

　　“你的年岁还很小，不过好像你已经有不少的痛苦。这样长久下去，你的精神会失常的。”

　　他又叹口气，又咂了一下嘴唇，以后就不再做声了。

　　我们继续着白天在一道工作，晚上在一道闲谈。他一天比一天显得忧郁，分明有一种不可消解的痛苦在他的心里边越来越深了。我知道他的这种痛苦不是坏现象，起码证明他不是死心塌地的出卖灵魂。我看出来他对自己的正当前途抱着渺茫的希望，他很想改变他自己的目前处境。我有时故意用言语挑他一挑，刺他一刺，增加他内心的痛苦。但好像是受了他的忧郁的感染，我也常常想着我的表妹的失踪问题和舅母的悲痛，很少有快活的时候。杨看见我常常皱着眉头，有时不由的叹口长气就关切的向我问：

　　“陶先生，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压在心上，”我回答说，“要不然，我也不愿意到这汉水前方来。”

　　觉得他大概不至于毫无良心的陷害我，我将表妹的事情和我这一次来前方的真正目的，简单的告诉了他。他听了我的话，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儿吃惊的神色，却装做淡然的态度问：

　　“你的表妹叫什么名字？”

　　“她在演剧队中的名字叫李萍。”

　　“啊，李萍！”他忍不住叫了出来，“我认识她的！”

　　我赶快问：“你怎么认识她？”

　　“我在那个队上曾待过一个短时期。”

　　我又问：“你知道她的下落吗？”

　　“她现在……我不知道。”

　　“没有死？”

　　“没有。”

　　“是不是还在本战区？”

　　“是的，在郧阳。”

　　“郧阳？”我问。“在集中营里？”

　　他的脸皮红红的，望着我点点头，但随即又很不自然的喃喃说：“我听说她在郧阳，不过我不清楚。”

　　不知是快活还是伤心，热泪突然涌满了我的眼眶。我从火边跳起来，紧抓住他的肩膀，叫着说：

　　“你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太好了！太好了！……只要她还活着就好了！”

　　脸上像燃烧似的，他不自然的凝视着我的脸孔，静静的笑着。那笑是僵硬的，死的，久久的挂在他的微微**的两颊上，而他的眼角似乎也有点湿润。我拍拍他的肩膀，哽咽的喃喃说：

　　“等将来我把李萍救出来，我们将永远的感谢你哩！”

　　从此，我们时常谈论着我的表妹。我发现他对我表妹有很深的认识，决不是泛泛的关系。不过奇怪的是他每次谈到她的时候总有点不自然，有些话吞吞吐吐的，有些话说过后又微微的露出来失悔的神情。起初我以为这大概是由于年轻小伙子谈到姑娘们的时候常有的羞涩情形，没有很重视。但我是喜欢观察别人的表情和研究别人的心理的，经多次留神之后，我渐渐的疑惑起来了。我判断他有点爱我的表妹，至少在他的心目中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倘若在平时，我大概会免不了暗暗的发生妒意。但现在，表妹不管对于我或他，都是太远了，因此我不仅没有妒意，反而因多加这一层关系，使我越发愿意和他亲近。然而在他那方面却多了些反常的现象：我发现他总是回避着我的眼睛，发现他常常的沉默凝思，还发现他的眼神里常含着一种无端而起的悔恨神色。我常常像猜谜一样的研究他的心，最后我简直不敢再猜了。

　　有一天，我们正在一个团部里吃午饭，忽然政治部主任给他打电话。他接过之后，脸上特别的显得苍白而阴沉，眼睛里混和着苦恼和愤怒。午饭后，我们骑马向一个最接近火线的小市镇出发，打算在那里作一天士兵访问。路上，我试着问他：

　　“你心里有什么事情？”

　　“没有，”他猛一惊，抬起头来，苦笑一下说，“我近来很想念我的母亲，眼看着快过年节了。”

　　“刚才政治部主任打电话做什么？”

　　“他好几天没接到我的消息，随便问一问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心中完全明白了。原来政治部主任因为好几天没接到他的报告，打电话责备他了。我不敢继续问下去，用淡淡的口气说：

　　“明天再访问一天，我也要回后方了。”

　　“一直就回到重庆？”他问，感到无限怅惘。

　　“打算直接回到重庆。”

　　“唉，以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再向你请教！”

　　“你不是也打算到重庆吗？”

　　“我怕政治部主任不肯放我走。”

　　“只要你决心去重庆，”我安慰他说，“我到重庆后托人给他来封信就好了。”

　　“真的吗？”他说，两只手紧紧的抱在胸前，注视着我的眼睛。

　　“这事情很容易，因为我有许多朋友在总政治部里边工作。”

　　“陶先生！……”他忍一忍，终于颤声说：“你待我这样好，我心中非常难过！”

　　“我帮你的忙是应该的，你何必难过？”

　　“唉……！”他摇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但我也不去管他了。

　　天下起雪来了。我们各怀着无限的心事，在风雪中继续前进。因为风雪太大，我们几次迷失方向，到黄昏时候没赶到目的地，只好在山凹中一个小村落里住下。这个小村落实际上只有两三家贫苦的农家，住着破烂的低矮草房。我和杨和一个师部的勤务兵住在一间小屋中，两个马夫和两匹马另住在一个地方。这家农民给我们做了晚饭，杨没有吃一点。他倒在**发烧了。

　　为着天太冷，被子不够，我同杨睡在一张床铺上。夜间，我感到他的热度非常高，而且时时打着哆嗦。我很担心他的病会严重起来，几乎一整夜我不曾安静睡觉。一会儿，我将他的臂肩头边的被子盖好；一会儿，我又照料他喝开水。当他哆嗦得厉害时候，我把我的被子连大衣全盖在他的身上，而自己跳下床坐在火边。风在屋外呼啸着，不时的猛冲屋门，将冰冷的雪花从墙缝和门缝卷进屋中。蜡烛光在风中瑟瑟缩缩，暗弱得照不出墙壁的颜色。我觉得这雪可能连下两三天，非常发愁，默默地望着火堆，心上像压着一块石头。

　　果然，大雪第二天继续下着，不过风略微小了。杨的病依然沉重，经常在发着高热。仅仅一夜工夫，他的脸庞消瘦了，眼窝陷下去了。我向老百姓打听过，知道此处离市镇有二十里路，但市镇上也没有医生。上午杨曾经清醒了一个时候，喝下去一碗开水。我坐在床边，用手掌放在他的前额上测量热度。当我的手掌从他的前额上拿起时，我看见他的眼睛望着我静静的流泪。我赶快劝慰他说：

　　“不要难过，害一点小病有什么要紧？”

　　听了我这句话，他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但他似乎疲弱得没有一点力气，所以没有伸出手来揩他的眼泪，任着泪水将枕头湿了一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使他的心平静下去，又想到他已经两顿没吃东西了，便小声问：

　　“你想不想吃东西？”

　　他摇摇头，哽咽说：“我心里很难过。”

　　“是不是心中发慌？”我问，以为他指的是生理痛苦。

　　他又摇着头，吃力的颤声说：“你对我太好了！可是……”

　　他似乎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但没有说出口来。于是他翻转身子，让脸孔避开了我，忍抑不住的抽咽起来。我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离开床边，走到门口，望着满山的白雪出神。过了很久，我听不见杨的动静，知道他又入睡了，便走回火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来表妹的相片看着，聊以解闷。

　　下午，我采用中国的老办法试为他治病，叫勤务兵熬了一大碗红糖姜茶，照料他喝下去，使他蒙着头发汗一次。很幸运，这办法奏了奇效。杨不再发热了，鬓角和眉头也不再感到疼了。黄昏时，我亲手用鸡蛋做了一碗汤，扶着他从**坐起来，看着他一口一口的把蛋汤喝完。他重新疲惫的躺了下去，静静儿休养精神。他的眼睛里含着稀薄的泪水，一会儿望着火堆，一会儿望着蜡烛，一会儿又闭了起来。我知道他回避我的眼睛。所以我也不敢多看他，低着头用一根柴火棒儿弄着火玩。但我的心里却在思索着杨的问题，计划着怎样帮助他改换生活，帮助他走上光明的人生道路。

　　当勤务兵熟睡以后，我依然坐在火边，伏在蜡烛下给我的舅母写信。我本来要向她老人家报告喜讯，但不知怎的，写着写着，想到了她快要死去，我竟像孩子一样的难过起来，眼圈儿红了。出我意外的，杨竟在醒着，他用衰弱的声调问我：

　　“陶先生，你还不睡么？”

　　“我在给舅母写信。”我回答说，“你想小便么？”

　　“陶先生，”他忽然哽咽说，“我有许多话想告诉你……”

　　“你说吧。”我说，走去到他身边坐下。

　　他从被窝里伸出来两只胳膊，紧抓住我的双手，感情激动的抽咽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也十分难过，安慰他说：

　　“你不要难过，有什么话都对我说好啦。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

　　他开始有一阵泣不成声，后来断断续续说：“我太……对不起你！对不起……李萍！……”

　　“我不明白……李萍怎么？”

　　“她，她是我陷害的！我几乎断送了她的性命！……”

　　他忍不住痛哭起来。我对他的哭似乎明白了一大半，但对他没有丝毫的怒和恨，只觉得他很可怜。我心上十分沉重，不知道说什么好，也没有催促他。过了一会儿，他稍微镇静下来，一面抽咽一面告诉我这事情的简单经过。原来他是被暗中派到那个演剧队中搞特务工作的，后来他向我的表妹求爱受了拒绝，就在报告别人的时候把她也陷了进去。事后他非常后悔他自己做的事，但又没力量搭救她脱离苦难。在惨痛的自我谴责下，他渐渐的有点明白了什么是人间的善与恶，正义和卑劣。到同我熟识以后，他的良心就更加苏醒了。

　　“我恨我自己，”他哭着说，“我糊涂的失了足，不配再做这时代的一个青年。我几次打算跳汉水死掉！”

　　“你年岁很轻，”我说，“走错了路可以回头来再走，用不着那样灰心。”

　　“陶先生，请你相信我，我本质上不是坏人。我原来是一个纯洁的孩子，一则因为我不懂事，二则我想读书，误投考一个学校，受了别人的欺骗和威胁，才参加了那样的工作。”他哭了一阵，详细说出他受欺骗的经过，不得不跳进泥坑。然后又说：“可是，我没有报告你一句坏话，我知道你仅只是一个有良心、有头脑的新闻记者！”

　　“不要再说了，”我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说，“我一点也不恨你。将来把我的表妹救出来，我相信她也会原谅你的。”

　　“不，陶先生，你应该恨我，应该恨我！你越是待我好，我心中越是痛苦。陶先生，你认识总司令，也认识司令长官，你可以把陷害李萍的经过报告给他们。只要李萍能恢复自由，我愿受最重的惩罚！”

　　“不，我决不做那样事情！你害病我看护你，这是我对一个同伴应尽的责任，仅仅发挥了我的‘人性’。这人性你虽然曾经失去过，但现在又恢复了。我不能向一个坦白忏悔后的人施行报复。”

　　他放声大哭了。我更紧的握着他的手，很担心他对我谈话会被他的上级知道，他会受到严厉处分。听见一种不知名的野兽在门外嗥叫，我赶快丢下他的手，从门缝向外张望。外边，风雪继续着，一片白色，使我不由的感到恐怖……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脱稿

　　（原载一九四七年《人性的恢复》丛刊第一期）

　　跋

　　这个短篇小说写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期的上海，无处可以发表。当时有一位二十四岁的文艺青年张白怀，筹措一点资金，想办一个文艺刊物。由于领不到出版定期刊物的许可证，就以丛刊形式出版。他找我将这篇小说要去，放在丛刊第一期的首篇，并以《人性的恢复》作为这一期丛刊的总名。丛刊出版后，很快遭到查禁，在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张白怀也从此在上海不断变换住址，没有再同我见面。随后我手头仅有的一本丛刊也已经失掉了。最近得知在杭州工作的张白怀尚珍藏一本，就请他抄一份给我寄来。既然这篇小说在内战时期的上海一发表就遭查禁，不曾为人所知，所以我决定将它重新发表。

　　近二十多年来，我有时为《人性的恢复》的失掉感到惋惜，有时又担心它会被什么人保存在手，拿出来公诸社会，作为批判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证。今后，在国内如果有人想再使用那样简单粗暴的批判棍子，肯定是行不通了。

　　小说中写到的部队是冯玉祥将军的旧部老西北军，带兵的军官同军统特务系统的政工人员存在着普遍矛盾，有时矛盾相当尖锐。我写到的那位师长是在淮海战役开始阶段率部起义的何基沣将军。其他人物都实有其人。这篇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民党部队的真实情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于北京

　　（原载《海洋文艺》一九七九年第六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