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修，你吹牛，看你快把房子吹塌了！”
往往当郑天修对朋友们正吹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的太太忽然大声的，不留情面的，提名道姓的骂了起来。她在丈夫面前是那么有威严，只有她一骂，郑天修马上就嘻嘻的干笑着，不敢再高谈阔论。朋友们经惯了这情形，谁也不感到诧异和不好意思，反而认为很有趣，跟郑天修一样的嘻嘻笑着。
郑天修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太太也是我的好朋友，在一块儿无话不谈。他夫妇俩都爱好交游，都爽快，热情，义气，不在乎金钱。郑天修研究戏剧，能编，能导，能演，而太太在舞台上是他的极好的助手。他们结婚已经六年，有两个活泼的男孩子，一月前又生了一个小女孩。近半年来他们夫妇间的感情越来越坏，朋友们背地里都为他们的小家庭前途担心，但谁也不晓他们俩感情越来越坏的基本原因。郑天修对朋友决不批评他太太一句坏话。他太太虽然常常对着我们骂他，但她所骂的种种理由显然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知道的基本原因。
我同郑天修夫妇的认识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那时候我同一位诗人结伴作长途旅行，横穿过广漠的河南平原，在安徽北部打个转，又折向南去，走进了大别山。在路过皖北某重要城市时，我们曾停留了一个星期，很受当地军政当局和文化界的热烈招待。郑天修那时候是皖北文化界的重要人物，领导着一个艺术团体，经常演戏，还出有一个文字刊物和一个画报。他招待我们吃过一次饭，又为我们演过一次他自编自导的戏，他太太饰演主角。在另外几次宴会中，他差不多都被邀作陪，有时他夫妇俩一道参加。这样，我同他夫妇俩成了熟人，分手后一直怀念他们。并时常对人称赞着他们是难得的美满伴侣。
过了一年以后，我第二次又来到大别山中，在那里整整的住了一年半。我们所说的大别山是单指安徽省临时省会所在地而言，朋友们常在文章中写做“山城”。实际上那儿并没有城。人们因临时需要，在那座原叫做金家寨而如今改名立煌县的荒山中用稻草盖起来各式房屋，开辟马路，成立了新的街市。郑天修比我早半年来到此地，依然是文化界的重要分子。他亲自设计，在一个风景幽美的山凹中建筑了一座西式草房，又做了些像舞台上道具一样的西式家具。自从郑天修的房子落成之后，各式各样的西式草房像雨后春笋似的出现在山中。对于这件事郑天修非常得意，时常在朋友们面前夸耀：“喝，我郑天修不是吹牛的！我郑天修永远领导着艺术运动，单看大别山中的新兴建筑就可以知道，旁的还用说吗？”这所谓“旁的”，也当然确有所指，第一，他在大别山中领导着一个剧团，又兼任“抗建艺术社”的指导员；第二，他在全省文化工作领导机关中挂有名义，主编着一个以农民和士兵为对象的通俗刊物；第三，他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和集会，并且是中心人物。
他决心献身于文化事业，并且有许多伟大计划。他时常十分兴奋的对朋友大谈着他的希望，听的人也跟他差不多同样兴奋。他的伟大计划虽然没有人相信会实现，但也没有人敢说绝对的不会实现。对于郑天修这样的人，是不能像对平常人一样去估量，随便下断语的。他有闯劲，往往没有办法的事情到他手中有办法，如像抗战初期他曾经赤手空拳的在故乡组织过一支游击队，而成绩并不算坏。其次，他交游极广。从高级官吏到江湖流氓，都有他的朋友；往往，一个人同郑天修只有一面之缘，郑天修就认为他是朋友，推心置腹的同他来往，不顾一切的替他捧场，为他效劳。朋友们都佩服他的交游广，特别是在江湖上有办法，遇着困难事情时总是要请他活动。一个剧团如果要出发到淮河流域去工作，也总要拉他一道。“我，哈哈，我郑天修只要五十元路费就可以到重庆！”他时常对朋友这样吹牛，夸耀他在沿路每一个城市中都可以找到朋友。
不过郑天修的话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他吹得太凶，什么话在他的嘴里都说得有声有色，什么毫无踪影的事在他的嘴里都说得有凭有据。他不仅替他自己吹，也替朋友吹。如果他有一个熟人从重庆到了山中，这个人同他仅只是泛泛之交，事前既没有给他写信，见面时也没有详细深谈，郑天修就开始为这位新来者向各处吹嘘。他会说这位朋友是被当局几次三番打电报请来的，预备给他个重要位置；起初他（这位朋友）不肯来，后来看不来一趟实在对不起这边的负责当局，才允许来此地玩一玩。如果这位朋友在山中谋不到好差事，住一住又返回重庆，郑天修一定吹得更得意，认为这正好证实了他从前的话。
“他怎么肯长留在此地呢？”他说，“中央方面一天八个电报叫他回去，他怎么能留在此地？要混好，当然要回重庆呵！”
他替朋友瞎吹，有时吹得叫听的人和被吹的人都感到不好意思。有一次，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到他家里玩，正好遇有几位官场中人物在他家中谈闲话，郑天修立刻很热诚的把这位青年小说家向客人介绍：
“这位大作家×先生，他的小说已经翻译到欧美各国，在国际上很有地位。”
这位被吹嘘的朋友窘得满脸红，干笑着没有话说。后来，这位小说家为要逃出郑天修无意中造成的精神陷阱，努力把话题转向别处。但当他刚提到近来打算学写剧本时，郑天修就冲口而出的向他问：
“对了，听说重庆桂林都有电报来要上演你的剧本，是哪几个戏剧团体？”
他虽是这样不负责任的，简直不用脑筋思索的狂吹乱捧，但人们并不讨厌他。他不管替自己或替朋友吹，都只显得他非常热情，天真可爱。吹牛在他只是一种惯习，一种嗜好，不一定含什么企图或计谋。他在谈话时随兴所至，狂吹一阵，吹过后就不大记在心上。当他在兴高采烈的对着熟朋友吹牛时候，别人从不在他的头顶上浇一点冷水，并不是为着礼貌，而是大家觉得在郑天修兴头上浇冷水似乎太残酷。
常常给他浇冷水的是他的太太。她故意当着人给他难堪，使他哭笑不得。她不仅骂他吹牛，还常常为针尖儿那么大的不如意破口大骂。郑天修是有英雄气概的人，遇到危险时他可以视死如归，然而在太太面前他常像一只羔羊。有一次我约郑天修出去看朋友，刚走出屋门，忽听见他太太隔着窗子大叫：“郑天修，你一个人清清闲闲的出去么？混蛋！”郑天修向我笑一笑，咂咂嘴唇，从地上拉起来他们的大孩子和二孩子跟我们一道。他太太是不大照料孩子的。白天，大孩子像野马似的到处乱跑，饿啦就到从前作过他的奶娘而现在开一个小杂货铺子的女人那里吃饭，有时晚上也在那里睡，两个小的由郑天修的老外婆和老妈子照料；遇到老妈子忙起来，而老外婆不舒服时，郑天修就得一个人照料两个。晚上，大的跟老外婆一起睡，二的跟老妈子睡，小的跟着爸爸睡在妈妈的脚头。夜里小孩子尿几次，哭几次，照例也是郑天修担任麻烦，只有吃奶的事情才由太太管。郑天修夜晚不能睡安生觉，白天还要编刊物，写文章，导演戏，交际应酬，同朋友高谈阔论。
“我故意虐待他，”他太太很得意的向朋友们宣布说，“永远的给他精神虐待！”
除上边所说的虐待之外，他太太对他还有更大的虐待，那就是所谓“绝交”。郑天修是几乎不能够一天没女人的，所以他太太对“绝交”特别重视，也特别得意，并且宣布说她的对他“绝交”就是准备离婚的第一步工作。自从她宣布“绝交”之后，郑天修显然受到了极大的苦恼，连吹牛的兴头也减小不少。有时朋友们装做关心的样子向他问：
“怎么，现在还没有‘复交’么？”
郑天修赫赫的笑着，不作回答。朋友们见了他太太，也探问：
“还没有‘复交’么？”
“笑话！”她说，“非坚持到底不可！”
他太太是一个极大方，极坦白的人。同她谈话，尤其是谈到男女问题，纵然你的话缺少文雅，她也决不在乎，所以朋友们都喜欢她，爱同她说句笑话。在山中，她的交游范围决不在丈夫之下，但从来没有人怀疑她的要离婚是因为爱情纠葛。
虽然郑天修对太太的虐待有惊人的忍受力，但偶然他也反抗，于是两个人就打起架来。郑天修身材魁伟，称得起是北方之雄；他太太极其窈窕，可算是南国之秀。不过他们每次打架，总是打得极凶，而且总是郑天修吃了亏，事后还得向太太表示屈服。郑天修对任何事情都吹牛，就是对这一件事情从来不吹牛。朋友们看见他脸上或手背上的指甲痕，向他取笑，他就的笑着，满不在乎的说：
“野蛮人打老婆，文明人怕老婆。你们都是野蛮人，只有我老郑才是文明人。”
郑天修不仅称自己为“文明人”，后来又给自己加了个“村长”头衔。原来郑天修所住的那个山凹，陆续的出现了许多座西式草房，大部分住的是文化朋友。郑天修在山路口竖了个木牌子，上题三个字：“文化村”。文化村中的住户差不多家家夫妇都吵嘴打架，打架的夫妇中差不多都是太太占上风。山中朋友都寂寞，爱开玩笑，爱向人送绰号，于是就把“文化村”改成“文明村”，很快的叫开了。郑天修看见别的朋友也受太太气，非常满意的笑着说：“呃，‘吾道不孤’。”而朋友们也引用古书上的话向他说：“好呀，天修，‘德不孤，必有邻’！”一听到朋友们把“文化村”改名“文明村”，郑天修就很快活的叫着这名字改得非常妙，还拍着胸口说：
“当然，我是村长，不用投票！”
郑天修夫妇“绝交”后没有多久，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死了。孩子死了以后，郑天修像获得一大解放，满心轻快，但对着太太却摆出忧戚面容。太太伤心的哭了几场，同朋友们谈起来时常不由的眼睛里浮出热泪，抱怨说：
“都怨了郑天修太混蛋，我将来非同他离婚不成！要是有钱雇个奶妈子，小孩子怎么会死呢？”
“你别伤心，”朋友们向她开玩笑说，“再过一年不是又有一个吗？”
“笑话！非‘绝交’到底不成！”
又过了两个月，山中的物价开始跳跃的上涨起来，各机关闹着紧缩，指望薪水吃饭的人们都愁眉苦脸的叫着没法活下去。郑天修担任某剧团团长的职务取销了，刊物也因为经费关系一拖几个月不能出版了。物价涨了几倍，收入却减去了二分之一，他不得不一天到晚的忙于找钱。但是他太太依然穿着最摩登的衣服，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中，特别常常夫妇俩一道到安徽省银行去整夜打牌，参加腐烂的官场生活。政治当局为了推行节约起见，禁止烫发，但山中仍然有两三位烫发的摩登太太，郑天修太太就是其中之一。她的眉毛是剃掉的，必须天天画眉。每天早晨太阳爬上最高的山头时她才起床，起床后单收拾脸孔一件事就须花费上个把钟头。有一位爱说俏皮话的朋友甩着双手批评说：
“天修怎么能够不狼狈？单只他太太每天抹在脸上的就够咱养活一家人！”
这话不知是否传进了郑天修夫妇耳朵，他太太曾经向我们诉苦说：
“郑天修就没有给我添过一件新衣裳。这些衣裳，这些化妆品，都是我去年冬天回南京一趟带出来的。郑天修，他没有良心的，我嫁给他算倒了八辈子霉！”
郑天修很能替太太着想，常常向朋友们说他太太如今生活上确实受了委屈，言下大有不胜抱愧之意。但随后他又吹着：
“女人终究是眼皮浅，她不晓得我郑天修的办法都没有使出来。我老郑的办法只要能使出来十分之一，喝，瞧瞧！”
不久，郑天修夫妇把他们的房屋和家具一齐卖去，在契约签字后朋友们才得到消息。因为这事情来得突然和离奇，大家纷纷的向他们探问，有些朋友还责备郑天修太不应该，有人疑惑他们是穷得没办法要离开山中。但朋友们的一切挂念都是白费，郑天修吹着说他正着手盖一座漂亮的新房子，盖成后在山中数一数二。起初朋友们都不相信，随即他带朋友们去看他的新房地址，果然看见在一个极其僻静的山凹中有许多泥水匠正在忙碌的工作，而新房子的规模确乎不小。朋友们仍然关心的责备他：
“你原来的那座房子不是很好么？何必把它卖出去又盖新房子？”
“哈哈，那房子不能住！”他带着几分骄傲的摇晃着脑袋说，“在半年以前还很时髦，现在式样太旧，咱郑天修能住这样的房子么？”
“其实，抗战时期也不妨马虎。”
“抗战？你晓得还要抗战几年？既然战事已经长期化，生活可不能不讲究！”他说毕就耸着肩头的笑了起来。
“可是盖那么好一座房子，钱不是要花得很多么？”
“这算什么？我郑天修还怕缺钱用？这，这就是我比你们都有办法的地方！”
原来他把旧房子以高价卖给了一个卸职的贪污县长，拿这笔款子还了一部分债，给太太买了两件衣料，又维持了两三个月的家用。盖新房子的钱是陆续拿出来的，向一些发国难财的同乡们东拉西扯。他向朋友们夸耀说：
“谁有我会打算？我这新房子盖成后就可以赚一倍；住上年儿半载，什么时候不想住，一家伙卖出，一翻手就是几万。”
郑天修天天跑去监工，有时太太也同他一道去。因为钱不充足，工程进行得很慢，动不动就停顿起来。一直到必须搬家的那一天，房子里边还没有完工，窗子也没有安上。这一天郑天修最狼狈，像逃难似的匆匆的搬进未完工的新房子。西北风呼呼吼着，他手忙脚乱的在屋里忙着布置，太太跟在他背后又哭又骂。但一个半月以后我到他家里去玩，一切都功告圆满了。
一点儿不含糊，这新房子在山中是数一数二的。山中的房子差不离都是用树枝夹的墙壁，外面糊上泥，刷上石灰，而郑天修的新房子是很厚的土坯墙。这座大的西式草房里有卧室，客厅，餐厅，储藏间，下人房间，另外有走廊通到厨房。地是三合土捶的，上边有讲究的图案花纹；顶棚也是用的最好的竹席扎的。梳妆台，沙发椅，大立柜，写字台，床铺，餐桌，一切家具都式样美观，油漆得发光。房后是菜畦，屋前是花园，中留一条很长的通路。大别山中水土好，气候好，满院中栽的花木都活了，有的并且含苞了。
郑氏夫妇对新居都很满意，丈夫向朋友们提议在他的客厅里举行一次小规模的跳舞会。太太一面叹息着山中会跳舞的朋友少，一面坐在梳妆台边望着那照见人影的紫红立柜，说是看见这立柜，就想起来南京的家，希望早一点战事结束。她平常骂他的时候，或稍不满意的时候，总是提着姓叫他“郑天修”，只有在高兴时候才唤他“天修”，而且声调是那么甜蜜，那么娇嫩，总是把“天修”念成“甜休”。在他们搬家以后，我又遇见过一回她懒懒的坐在沙发里，轻声呼唤：
“甜休，你还不去导演戏么？”
当他们院中的杜鹃花开的时候，朋友们发现了天修太太的肚子又大了。朋友们有一次拿这新话题同郑氏夫妇开玩笑，郑天修却向我们吹着他的另一个伟大计划：
“我一定要办一个艺术专科学校……”
“郑天修，”他太太忽然叫着说，“你又吹！”
从他太太这一叫，我们知道他们夫妇间的矛盾并不因住阔气的新房子就完全化除。果然，经我们稍一留心，知道他太太仍然常骂他。而且不久，他们的感情重新一天比一天恶化起来。因为盖新房子，置新家具，和物价更高涨，郑天修简直被债务和生活的重担压得不能出气，脸孔上分明的显出憔悴。他一天到晚忙于找钱，刊物停刊了，戏也没心导演了，应该每天去签个“到”的那个文化机关他也不去了。这文化机关的主持人是一个头脑清楚，爱护青年的老先生，他有一次对人非常惋惜的，慢慢的甩着手说：
“别人都是‘发奋为雄’，只有天修一个人，呃，呃，他一个人是‘发奋为雌’！”
但这位老先生不忍把郑天修的名义取销，他捻着稀疏的花白胡子说：
“反正大家都没有工作，都是胡混。别人呢，拿了国家薪饷还要胡作胡为，天修仅只是不工作，比较起来还算好的。在整个腐化环境中，对天修夫妇何必苛责？呃，呃，这两年文化工作变成了装饰品，思想限制，言论限制，一切救亡活动全停止，只有腐化堕落不犯法，天修总算是识时务的俊杰，我已经有点落伍了。”
这话不知怎么传进了天修太太的耳朵，她觉得十分冤枉，找一个借口同郑天修打了一架，才算出了一口冤枉气。事后她对我提起来这件事情时，叹息着说：
“别人不明底细，还以为我妨碍了天修的事业。其实我的前途，我的梦想，我的一切的一切，都葬送在天修手里！早知一个女子结婚后是这么倒霉，鬼孙才结婚哩！”
很显然，她确实曾经有过很灿烂的梦想，不甘心作一个家庭妇女，因此恨郑天修，这也许是她要同他离婚的主要原因。至于生活困难固然也使他们的感情日趋恶化，但她自己决不承认那是基本原因。她常说，虽然她出身于名门大家，但只要为着一种理想生活，苦是不怕吃的，如果她现在是在敌后，决不会像今天这样的注意装饰，腐化堕落。自从发现这一个基本的原因之后，朋友们都很同情她，而且都真正担心着她将来会向郑天修正式的提出离婚。
端阳节过后，抗建艺术社奉令出发往皖北各县作演剧宣传。郑天修是指导员，社长想借重他在皖北的人事关系，要求他一道出发。本来郑天修在山中穷得一筹莫展，也想趁机会活动一下，就欣然同意了。临出发的时候，他在艺术社和那个很少去办公的文化机关预支了一点薪水留给太太，并且保证在半月内汇回来大笔款子。他太太虽然明晓得他是吹牛，但又希望他真能找到一笔大款子汇回救急。临送丈夫出发的时候，她带几分伤感的向他叮嘱说：
“家中一大堆人，你留的钱可用不了几天呵！”
“怕什么？”郑天修拍拍胸脯说：“许多好朋友都发了国难财，大家替我凑一凑，三五万还会有问题？”
郑天修出发皖北后，在一个月中只来过两封信，一个钱也没有汇给太太。有一封信是社中的鲁会计带回来的，信上说托鲁会计带回来两千元暂供家用，随后就有大批款子由银行汇回。他太太向鲁会计问这两千元。鲁会计非常茫然，着眼皮想了想，回答说：
“呵呵，他向我提过这回事，说是叫我回来借一借，说过后我就忘啦。”
“那么你现在能不能多少借来一点儿？”
“我往哪儿借？”鲁会计毫无办法的说：“社中上月经费还没有领下来，朋友们一个比一个穷，叫我往哪儿借？”
郑天修太太伤心万分，扛着个大肚子跑来找我，把一个月来的困苦生活和郑天修的不负责任，一五一十的诉说出来，一面说一面哭着。她见朋友就宣布他的罪状：
“人家老卞，出发后每三天就给邓大姐一封信。郑天修一个月中只给我两封信，两封信中还有一封是欺骗我！”
每次她宣布郑天修的罪状以后，紧跟着就是那一句有力的誓言：
“我等他一回来就离婚，非离婚不可！”
不久，她就小产了。幸而她本人还平安，只是躺在**不能起来。因为穷，老妈子早已辞退，只留下一名勤务兵帮助做饭，大客厅租给投考学校的几个青年。将近七十岁的老太太又要伺候她，又要照料孩子们，累得病了。我同邓大姐跑去看她，同时想办法给她借钱。她对着我们哭得跟泪人儿一样，说老太太一辈子都是丫环仆女伺候惯了的，如今活到这么大岁数，老远的从南京来看她，反而受这样的穷罪，为伺候别人使自己病倒下去。“天又这么热，”她哭着说，“没有钱治病，万一老太太死在这里，连衣裳棺材都没有，我的良心怎么能安呵！”说到这里，她禁不住嚎啕大哭，连邓大姐也感动得眼圈儿发红。
邓大姐把自己用的老妈子借给她，一直伺候她满月为止。幸而老太太病了半个月就又好起来，两个小孩子也没有出什么事情。天修太太偷偷的给丈夫写了封长信，写得十分绝情，信上并提出离婚问题。因为不晓得郑天修是否仍旧跟着抗建艺术社，她将这封信寄给老卞转交他。老卞发现了这封信是一个最后通牒，没敢转给郑天修，只对他说他太太已经小产了。郑天修给太太电汇了五百元，仍然是没有写信，却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的忙于应酬。
这五百元决不能消除他太太的愤恨，她仍然发誓说只等他回来就马上离婚，并且把条件也明白的宣布出来。
“我什么条件都没有，只叫他把用老太太的体己钱拿出来就好。至于孩子，我要一个大的，把小的留给他。”
我们很疑心她的小产是由于故意堕胎，好使离婚后少一个孩子麻烦。这时候朋友们，特别是我同邓大姐，都感到这事态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阶段，遇机会就劝她，再也不敢拿她的离婚开玩笑。
七巧节左右，抗建艺术社从皖北回到山中，郑天修却没有一道回来，只带个口信说他回故乡了。朋友们一方面想办法帮助他太太生活（主要的还靠她自己活动），一方面担心着那就要开幕的家庭悲剧。朋友们也给郑天修去过几封信催他回来，发出的信全部像石沉大海。他太太是发誓不给他写信的，甚至不愿同朋友谈到他，偶然谈到他也只咬咬牙，用冷淡而坚决的口气说：
“不要管他，他能永远不回来倒省掉离婚手续！”
快到中秋节的时候，邓大姐夫妇怕她寂寞，带着菜到她家里去做东西吃，把我也约了去。吃过午饭，大家坐在前廊下聊天，不知怎么话题又扯到天修身上，她太太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她一面哭一面述说他对不起她的地方，连结婚前的种种小事情都拉了出来，证明他从开始就是用欺骗来得到她的爱情。郑天修曾经对她吹了无数牛，到结婚后她才明白没有一样不是欺骗，但知道上当时已经晚了。
“他什么都敢吹，”她鄙薄的说，“他吹他的家庭多么富，房子多么好，原来他是一个穷小子，到南京读书是别人供给的。有一次他到我家里去，看见我在学日文，就吹着他自己对日文很有研究，将来可以帮我学习，谁知他竟然连字母都不认识。不要脸的！”
我们简直忍不住笑起来，说：“天修的吹牛只是一种习惯，决不是有意的拿它当手段，有意的欺骗你。”
“管他是不是有意欺骗，我的主意已经打定，非赶快离婚不可，免得就这样牺牲终身！”
她态度非常认真，说过后若有所思的低下头去，断续的抽咽着，弄得我们不敢再笑，只觉心头上沉甸甸的。我转过头去看着两个天真无知的小孩子在花园边的树荫中玩耍，想到那就要落在他们头上的终身不幸，不由的深深的叹了口气。
天修太太是那么伤心，我们不忍撇下她走开，她也苦留着我们不放。她哭过几阵之后，就同我们谈起她将来离婚后的种种计划。我们虽然不同意她同天修离婚，而且决计阻止这悲剧上演，但也姑妄听她的种种计划，感到津津有味。她的计划都是很好的，不是教学，便是读书，或是进一个文化团体努力工作，让朋友们刮目相看。
“总之，”她用力说，“从此以后，不再要丈夫，不再依赖任何人，我要好好创造我自己的前途！”
听了这句话，我的身子不由的一动，点点脑袋。但就在这当儿，邓大姐忽然小声叫着说：
“瞧！那不是天修回来了？”
大家一齐转过头去，果然看见郑天修戴着一顶新礼帽，兴冲冲的走进山口，背后还跟随着两副挑子。片刻的静默之后，孩子们都欢叫着向他跑去，我们也都跳起来向他老远的打着招呼。只有他太太坐着不动，紧张的沉默着，仿佛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我担心他们会打架，等郑天修走近时我向她小声要求说：“你千万忍耐一点，不要同他冲突。”她十分倔强的点点头，用力的咬着嘴唇。
郑天修一到家，先照料着人们把两副挑子搬进小客厅，完全没注意到他太太的冷淡表情，只顾夸耀着他给朋友们带回的各种礼物。他是那么兴奋，好像这屋子就几乎装不下他。他打开一只篮子，把一些漂亮的袜子、毛巾、衣服料子，一卷一卷的扔了出来，一面扔一面报告着某一卷东西要赠送的人。勤务兵端一盆洗脸水来还没有来得及放在脸盆架上，被郑天修叫着止住。他从另一只篮子里取出来一个漂亮得叫人惊骇而艳羡的搪瓷盆子，连声叫：
“用这个！用这个！”
正在他洗脸时候，两个小孩子跑到他身边，靠着妈妈的梳妆台，好奇的观察着爸爸带回来的漂亮盆子。郑天修忽然把手上的水一擦，跑去从篮子里找出来几种极其好看的玩具，交给孩子们，说：“拿去玩，玩坏了还有的。”随即他又一面用毛巾擦着脸，一面对我们夸耀说：
“还有三船货今晚可以到三河尖，我已经派人在那里迎接。这三船货如果能顺利的运过来，哈哈！哈哈！……”
当郑天修继续大吹着他的种种冒险，种种“得意之作”的时候，他太太显然非常的困惑不安，眼睛冷淡的望着窗外，用耳朵朝向着他。最后，她转回头来打断他：
“别尽吹下去，你怎么吃饭呀？”
“到陶陶去！到陶陶去！”郑天修大声叫着。“全体都去，我作东道！”
陶陶酒家是我们常去的一个馆子，离郑天修的新宅子比较近便。大家因见郑天修发财回来，并不推辞，各人带着自己应得的一份礼物，陪着他们夫妇，孩子，快活的谈笑着，一拥儿往陶陶走去。在半道上我偷偷责备郑天修不该很久不给太太信，这样会损伤夫妇感情。他很自信的笑一笑，说：
“没有钱写信有什么用？有钱时，乓，打个电报：‘款汇上。’再不然，你自己把款子带回来，她要是发脾气你就用钞票揍她！”
郑天修的突然发财，立刻就传遍山中，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朋友们都担心会有人攻击他身为公务员而公开营商。但究竟他发了多大财，只有天晓得，因为他的话往往一百句不一定有一句可靠。三天以后，我又去看郑天修，知道他们夫妇间没起过一次冲突，放下心来。我告他说关于生意的事情不要逢人便宣传，究竟他这次是因公出发，别人指责出来不好下台。他摇摇头，大声说：
“这有什么关系？兴别人几百万几百万的贪污，走私，囤积居奇，不兴我做一点小买卖么？喝！要闹起来时大家对着闹，我郑天修不在乎！”他看我稍微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赶忙站起来问我说：“红茶，咖啡，汽水，果子露，样样都有，你喜欢喝什么？”
“又吹牛！”他太太站在一旁说，“哪有咖啡呀！”
“呵呵，咖啡在船上，还没有运来哩。那么喝汽水跟果子露吧。”他从一个很讲究的雕花矮橱里拿出一瓶汽水和一瓶果子露放在桌上，拍拍胸口说：“怎么，郑天修是便家吧？我郑天修不是吹牛吧？”
他打开汽水瓶，故意让汽水“出”的一声从我的头顶上射出一股，随即说：
“明年夏天你如果不离开大别山，我请你常来我家里吃冰淇淋。”
喝过汽水，我劝他说：“既然生活上没有了问题，应该切切实实的做一点文化工作，建立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回答说：
“现在是低潮，有什么工作可做？将来如果再有一次**——像抗战初期一样，让你瞧瞧我郑天修！”
“那么你平常想了那么多伟大计划，现在都要束之高阁吗？”
“一切伟大计划都须到抗战以后才能实现，”他大声说，“现在的环境能允许你按着计划去作么？”
“现在是将来的准备，作一点是一点，作总比不作好呵。”
“一点一滴有什么用？哼，抗战以后看！”
“剧本也不再写了？”我执拗的问，像一个传教士一样。
“剧本，四十岁以后我再开始写，一鸣惊人，一准是东方的莎士比亚！”他笑着说，幽默中含有自信。
我又喝过果子露，带着无端怅惘的情绪告别了他们夫妇，从后面小路上爬上了一座山头。我站在山头上喘喘气，俯视着这豫鄂皖边区的正在腐烂的心脏，两年前黄金时代的许多记忆历历的浮现眼前。正感慨间，我忽听见天修太太用娇滴滴的声音在下边叫着：
“甜休，你带回来的口红放在哪儿呀？”
一九四三年春于重庆
（原载《微波》一九四四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