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茅公“五卅”文章(1/3)

　　前些日子与某学院的文学系的同学座谈，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便是一所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重新给现当代中国作家排座次，这本是一件见怪不怪，其怪自灭的事。但如今好事之徒甚多，无聊的小报也不少，于是沸沸扬扬，成为1994年尾文坛一条花边新闻。

　　其实，中国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茅盾先生，一巴掌被这位教授从第四位打落下来，而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则被推崇到这个星座上。纯系个人见解，他愿意这样看，有人愿意这样听，都无伤大雅。正如那位与阿Q先生谊属同乡的老通宝先生，不相信洋蚕种，非相信土蚕种一样，也如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那位拖辫子的辜鸿铭教授，爱闻女人裹脚布的臭味一样，属于嗜痂之癖，不必太当真的。

　　紧跟着，另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连忙呼应，下聘书请金大侠任该校教授。可见中国人对于名次观念之深，因为哪怕随便上个主席台，吃酒席，集体照相，也得把座位前后左右，斟酌备至，商量再三。金庸先生的行情忽然见好如此，以致堂堂学府，慌不迭地奉上教授桂冠，某学术性出版社连忙出全集凑趣，这倒变得有些可乐了。

　　上尊下卑，长幼有序，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一部分。而纲常就是对付像老通宝这种永远在压迫的最底层的老实农民的，祖先当了长毛，还得逃回来当地主的奴隶。流氓无产者阿Q，就洒脱多了，如果他革命成功，不但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在赵庄领导人中间，说不定还会有他一个座位呢？所以，这种排座次行为，实际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由于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谁不比谁多一块，但谁也不比谁少一块，只有经过造反、起义、失败、成功、转战、流亡、内讧、互斗之后，才逐渐形成领导集体和领导人物。于是，权力的分配就体现在排座次上了。因此，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谁坐头把交椅，谁坐二把交椅，甚至火并，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绿林气息，由来以久，深入人心骨髓，我们这位教授，好像也难能免俗。

　　外国人好像不怎么讲究这方面的学问，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里，刻有几个类似中国乐山大佛的总统头像。这事倘若放在我们这里来做，从立项开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开多少次会，拟出多少方案，刻谁，不刻谁，先刻谁，后刻谁，谁在谁的前头，谁在谁的后面，不知要费多少周章？在美国，刻这几个总统头像，其中虽因经费和二战耽误了不少时间，但人家好几十个死去的和仍健在的总统，就选了这几个刻了，也没有因此定出这几位是一级总统，剩下的便是二级总统这一说。座位感没有我们这里

　　强烈，刻在那儿的是总统，没有刻在那儿的，也仍旧是被美国人尊敬的总统，甚至水门事件被弹劾的尼克松，死后的哀荣，不也照样庄严肃穆？

　　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这里，将作家评为一至四级，每当外国同行拿到中国作家递过去的印有几级作家的名片时，常露出一种惶惑的面色，要说许多话人家才明白何以这样定级，然后点头表示理解。因为在外国同行心目里，这个世界上是有些东西，特别是精神产品，是无法称斤簸两地加以计量的。所以，茅盾从第四位跌落多少位以后，金庸从多少位以后上涨到第四位，这种碧落黄泉的升降排位，说句不好听的话，也是闲得无聊没有麻将好打时的余兴罢了。

　　这种在文学界，谁老大，谁老二，谁是三类苗，诸如此类分等编级的事情，好像未见任何一位外国傻瓜教授出来干过。

　　虽然外国文学家彼此之间争长较短，互不买账的文人相轻的弊端，倒是和中国差不离，可谓天下文人通病矣！美国那位老狮子海明威，损起他的美国文学同行来，说他们像养在一个玻璃罐里的蚯蚓，只能互相吸收对方的排泄物，可谓用语刻薄；但他并不封自己第一或者别人第二。在俄罗斯，最有资格干这件事的别、车、杜三位，在彼德堡的《祖国纪事》写了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评论，也没有把当时俄国文坛那么多作家，排出一个金曲流行榜来，但果戈里、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倒是通过他们的慧眼，从众多灰色、平庸、普通、凡俗的作家队伍中识别出来。高尔基在他的《文学写照》一书里，回忆和评价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托尔斯泰、珂洛连科、契诃夫、普利什文、珂秋宾斯基，当时俄罗斯文坛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期，高尔基以敬重的口吻谈论他们，但从未信口雌黄地把这些大师们来一个排排座、吃果果的游戏。蒲宁在回忆契诃夫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对于当时俄国文坛从托尔斯泰起健在的文学巨匠的敬畏之心，使他有不敢轻易下笔的惶恐，契诃夫也只是开了大狗小狗的玩笑，劝他不要因为大狗在叫，小狗就失去叫的勇气而已。

　　由此来看，在这些智者的眼里，作家是无法相比较的。

　　话说回来，这出1994年末的文坛小闹剧，能成轩然大波，不能不钦佩编导的造势成功之术。

　　因为中国是个不大刊登社会新闻的国家，所以，只要谁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嗷嗷怪叫一声，那是最能获得轰动效应的行为。前不久，遇到一位教授当代文学的学者，他讲了他带过一名研究生的故事。此人十年寒窗，囊萤凿壁，写了十篇研究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毫无反响，一篇篇投出去皆如石沉大海。后来，他急了，一反常态，怪叫一声，写了篇全国否定骂倒一切

　　的文章，一下子成了文坛黑马。所以，这范例对后来人大概是有些启示性的。

　　从这里，我渐渐理解魏晋文人的许多怪诞了。譬如那个写《登楼赋》的王粲，动不动就要学两声驴叫，弄得满座绝倒。其实在所有能叫出声的动物中，以驴叫声最不难，既不雄壮，也不委婉，惟有滑稽古怪而已。这个王粲偏要来这一嗓子，无非也是邀人注意他罢了。他在荆州刘表处不得赏识一十六年，说实在的，他作驴吼，以抒心中的愤闷，似乎也该同情。再譬如那个阮籍，爱作虎啸，那就更不同凡响了，不过想到他在那个高压的政治钳制的局面下，除了醉酒外，他要不啸的话，岂不憋得自我爆炸？他甚至不远千里，去寻求同啸之好者，作竟日之啸。可见怪叫，对真正的文人来说，是一种宣泄；但对有一些文人来说，则为表现自己的手段之一，也算登龙之术吧！

　　如果，没有1994年末的这出文坛闹剧，谁会知道这位教授呢？

　　然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国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茅盾，会因为这样的闹剧而失去什么吗？老实说，茅盾的作品，浩如烟海，它记录下的是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断不是一位不知何许人的闲话就能否定得掉的。

　　尤其先生笔下的全部文字，洋溢着他的热血，则是所有为文者的楷模。

　　社科院文学所的蔡葵先生编了一本书，让作家们自己举出一篇最喜爱的小说，因为许多人都选了外国作家的作品，他希望我把我喜爱的现代中国作家作品选一篇，说实在的，做一个中国人，谁能没有这类身同亲受的同样经历呢？遂推荐了这篇《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我这样认为，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与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能够相比美的，恐怕就是这篇直接描写大屠杀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在当代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起这样类似的事件，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愤笔直书而留作史证者，也就仅此不多的作品而已。我不评述别的作家的怯懦，或者“忘了，把一切都忘了”，至少，他敢吼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新信仰，他敢诅咒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他敢“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

　　这次大屠杀发生在1925年的上海，先生这篇文章写于事件发生的5月30日的夜里。面对着屠杀，能有这样的勇气，这作家，这文章，才永存。

　　当解放后先生重新编订他的作品集时，将此文编入散文特写集中。但我认为这是一篇再好也不过的短篇小说。因为先生笔下刻画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不是文中作家自己，而是作家眼中那被屠宰着的麻木的“把一切都忘了”的中国。

　　文学，要是没有一点热血的话，也许，就只剩下些狗屁和无聊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