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不是被贬，就是性命不保，留在朝中的都是宦官的棋子。这些依附宦官的官员，又分成两个派别——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叫做“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的重大事件，唐文宗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易，去此朋党实难！”
牛、李二党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关。考生录取为进士后，主考官与考生、考生与考生之间就形成了“座主”（主考官）、“门生”（录取的进士对主考官的自称）、“同年”（考生之间的称谓）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成为其以后在官场上拉帮结派的基础，而两党的上层人物亦在其中。牛党的主要成员有牛僧孺、李宗闵、杨汝士、李逢吉、杨嗣复、杨虞卿、李仲言、李固言、杜综、李珏等；李党的主要成员有李德裕、赵郡、郑覃、李绅、薛元赏、元稹、陈夷行、薛元龟等。
牛、李党争在唐文宗大和年间最为尖锐。党争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地位和权力上。唐朝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宰相是皇帝之下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因此，两党竭力争夺宰相之位，谁获得了宰相职务，这个党就在朝廷里扬眉吐气。唐文宗大和六年（832），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奉调至朝廷，文宗准备用为宰相。当时任宰相的李宗闵百般阻挠，但没有奏效。京兆尹杜综（牛党成员）向李宗闵献计，他说：“李德裕做官不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是经‘门荫’做官，他为此深为遗憾。如果让他当进士的主考官，他一定很愿意。”李宗闵不同意。杜综说：“不然任他为御史大夫如何？”李宗闵同意，因为这样李德裕就当不成宰相。但后来事与愿违，李宗闵被调出任江南西道节度使，而由李德裕任宰相。
唐朝后期，翰林学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任翰林学士者，不仅可以多和皇帝接触，而且对朝廷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有相当大的权利。因此，牛、李两党都力争让自己的成员能进入翰林院，他们都极力排斥对方，哪个党在翰林院的人多，哪个党对朝政的决策力就强。大和八年（834）八月，文宗欲以李仲言为谏官，吸收进翰林院中。李仲言是牛党成员，过去因犯错误受过贬官的处罚，然后离任。宰相李德裕听说后，对文宗说：“李仲言过去所为，陛下一定全都知道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做陛下的近侍呢？”文宗质问道：“人犯了错就不容其改过了吗？”李德裕说：“仲言的恶，在于内心，怎么改啊？”文宗又说：“这是李逢吉推荐的人才，朕已经答应，怎能食言？”由于李逢吉也是牛党成员，所以李德裕说：“逢吉身为宰相，竟然推荐奸邪之人来误国，实在是罪人啊！”文宗提出，能不能再找一个官员来替代，李德裕回答：“不行！”由于李德裕过于意气用事，使文宗非常生气。九月，文宗下诏将李德裕与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对调，李宗闵又回到京城担任宰相职务。李德裕不愿外任，请求留在京师。文宗改任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宰相李宗闵认为皇帝既下诏调李德裕外任，李德裕不应再留在京城。文宗无奈，只得下诏，让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
牛、李两党最突出的表现是政见不同，经常为一件事在朝堂上争执半天。大和七年（833）七月，当时李德裕执政，主张进士科考试内容应为儒家经典的“经义”和时务对策，反对考诗赋，唐文宗同意。不过，为时不长，至翌年十月李宗闵为宰相，李德裕外贬，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直到唐末，也未改变，这说明李党的这一主张已经过时。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以维州降，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受降。宰相牛僧孺担心开罪吐蕃赞普从而引起唐蕃不和，反对受降，唐文宗先同意牛僧孺意见决定不受降，后来又后悔。这件事牛僧孺判断失误，唐文宗也有责任。在对待河朔三镇问题上，牛、李两党的主张无大区别。大和五年（831）幽州军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驱逐其帅李载义作乱，文宗问宰相牛僧孺该如何处理，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会昌三年（843），泽潞镇不听朝命，唐武宗以此事问宰相李德裕。李德裕主张对泽潞用兵，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由于河朔三镇割据由来已久，情况很难改变，因而牛、李两党都主张姑息。而在对泽潞用兵一事，牛党也不反对，由此可见，牛、李两党争与其说是政见之争，不如说是权力之争。
唐武宗在位（841—846）时，将宰相李珏、宰相杨嗣复（二人皆属牛党）罢免，将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调回京师任宰相。不久，牛僧孺一贬再贬为循州（广东惠州）司马；李宗闵一贬再贬以至流放封州（广东梧州之东）。不久，将任过宰相的五个牛党成员从远州北迁。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湖南衡阳）长史、封州李宗闵为郴州（湖南郴州）刺史。此外，崔珙、杨嗣复、李珏等远州刺史都分别北迁。
会昌六年（846），唐宣宗即位后，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又把他贬谪到崖州（今海南）。不过，李宗闵于会昌六年（846）八月受诏，未离封州即死，牛僧孺在大中初年卒，大中三年（849）李德裕死于崖州。闹了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可收拾了。
点 评
唐朝的政治统治有两大问题——宦官当权和朋党之争。这对任何一个朝代都是非常不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这种争斗，就是这个朝代末日来临的一种警告。当然也有例外的，如清康熙年间，明珠与索额图之间的党争被康熙妥善地处理掉。但历史上像康熙这样的帝王又有几个呢？
宦官之害当推为封建社会之首。受过宦官之害的不止唐朝一个朝代。
事实证明，所有宦官当权带来的都是坏的结果，宦官势力一旦形成，就很难消灭，这也是很多朝代开创之初就订立严禁宦官干预朝政的原因。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官员之间为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大有人在，但当其发展到群体性的“朋党之争”时，危害就明显增强了。唐王朝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受藩镇割据的侵扰，另一方面还要受宦官当权的危害，再加上朝廷里“朋党之争”，这些问题将唐王朝搅得乱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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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宰相制度
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之变化与宰相名称之多变均较复杂。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
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和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
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中书令兼右仆射，不加“知政事”身份亦为宰相。李世民即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627）起，其他官员履行宰相事务便经常出现：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履行宰相事务；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行使宰相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