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5年正月，受气温反复的影响，朱元璋得了一次小感冒，喷嚏不断。后来感冒渐渐好转，但仍然时不时打喷嚏。按照民间的说法，没啥事打喷嚏，说明有人在念叨你。

　　朱元璋对这种解释不以为然，毕竟念叨他的人实在太多了。被他杀死的那些人肯定在另外一个世界念叨他的坏；天下百姓呢，肯定在念叨他的好。但是，随着他的喷嚏打得越来越多，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他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他觉得国家的某个地方一定有什么冤情，他之所以打喷嚏，是百姓在向他伸冤。

　　果然如他所料，有个太监偷偷告诉他：“按察使司(北京地区公检法部门)官员赵全德、布政使司(经济部门)的官员李彧和户部侍郎(民政部副部长)郭桓等人，徇私舞弊、侵吞官粮。”

　　朱元璋对这种贪污行为向来高度敏感，听闻此事，他马上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停止了打喷嚏；第二，他下令审讯那个告密的太监。

　　告密的太监本想在朱元璋面前邀功，想不到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在严刑拷打下，他终于说出实情：这么多年来，政府官员始终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偶尔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宫内的消息。这让朱元璋气得七窍生烟：“我千防万防，想不到身边居然出了内鬼。”

　　杀掉那个太监后，朱元璋颁布命令：从今以后，内臣(太监)不得干政。这是朱元璋对太监采取的最严的措施，但遗憾的是，他的这条命令并没有发挥作用。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朱棣造反成功了，而朱棣的成功正是源于南京城内无数太监给他投递信息。为了报答这些太监，朱棣大力重用他们，为明代“宦官之祸”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385年初的朱元璋可没有想到，他的帝国后来会被太监主导。大明帝国几乎就是间接亡于他看管最严的太监手下，太监成了朱元璋的“黑天鹅”。

　　朱元璋当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太监的告密内容，正当他准备展开秘密调查时，监察官员余敏突然上书，实名举报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六部众多官员贪污。在这封实名举报的信中，余敏将郭桓为首的贪污官员群体之罪状列举如下：

　　一、侵吞江苏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

　　二、侵吞浙西的秋粮：应上缴450万石，户部却只有200万石的记录；

　　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比如陆运交通税、水运交通税、仓库税、装卸税、拜佛税等。

　　余敏同时还指出，以郭桓为首的贪污集团为了增加粮食的重量，居然在粮食中掺水，导致整个仓库的粮食统统变质无法食用。这种“创造力”把朱元璋气得死去活来。

　　他说：“一个官员如果把这种投机取巧的聪明，用到‘亲民’上，那该多好!为什么这些人专干坏事，却没有良知呢？”

　　太监的告密和余敏的实名举报，让朱元璋发现郭桓这个人不简单：他既能和北京方面的布政使司勾结，又能侵吞江苏浙西的粮食，这足以说明，其他地方的布政使司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他决心要以郭桓这件案子，血洗官场。

　　于是朱元璋开始重新审视郭桓这个人。郭桓是户部侍郎，主管税收。在1380年前，税收的重头工作放在中书省，因为六部是归中书省管的。但在胡惟庸被杀后，中书省被废除，税收这项权力就给到了户部。人人都知道，管钱的部门肥得流油，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户部就渐渐成了地方官员争相献媚的一个中央部门。

　　郭桓私下能和各个地方的布政使司建立友好的关系，发动大家一起搞贪污，原因就在于此。朱元璋审视到这里时，他突然明白了一点：只要权力在哪里，哪里就是贪污腐败的重灾区。只要权力能被分配，就永远不能避免这种恶果。

　　根据余敏的举报，朱元璋发现：整个六部，甚至在监察部门中恐怕都有郭桓的同党，所以，他不想让大理寺的人来审查此案，而是让他在1381年建立的用于监控大理寺的审刑司来负责此案。

　　审刑司主管吴庸觉得荣华富贵在向他招手，在接到朱元璋的命令后，他感动得痛哭流涕，在朱元璋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办大，办成本朝第一大案!”

　　这当然符合朱元璋的心意，于是，郭桓案正式开办。

　　吴庸曾在锦衣卫短暂任职，通晓如何把小案办成大案，把轻案办成重案，而且不会留下任何冤枉他人的痕迹。他的办案方式也很简单：抓住主犯，用酷刑逼迫主犯牵连出他人，再用酷刑让主犯牵连出的人再牵连出他人。这就很像是“瘟疫”：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四个，四个就能传染十六个，只要审讯官不宣布审讯结束，案子就永远不会结束。

　　吴庸敏锐地察觉到，朱元璋特别喜欢把一件小案办成大案，然后集中力量搞大案，牵扯进来的人越多，朱元璋就越高兴。

　　揣摩完毕圣意后，吴庸就开始了他的审讯工作。他轻而易举地撬开了郭桓的嘴巴，通过郭桓之口，江苏按察使司被牵扯进来，同时涉案的还有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各部级领导。

　　在给朱元璋的报告中，吴庸认定，这些人合谋贪污的粮食多达240余万石。他在报告之前询问过户部人员，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大明帝国一年粮食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今天的算法，240万石约等于7亿人民币。

　　朱元璋瞠目结舌。他简直不敢相信，在这么多年残酷的反腐之下，竟然还有人敢如此大胆。不过他忽然又想到一个更可怕的问题：一个江苏地区的布政使司就能给郭桓提供240万石的贪污巨款，那帝国有12个布政使司，这就是2400万石，这已超出大明帝国一年在粮食上的全部财政收入了!

　　吴庸对朱元璋如此大开的脑洞叹为观止。如果按照朱元璋的思路，这个案件肯定会走向扩大化，因为240万石的粮食绝不可能全部来自地方上的布政使司。布政使司的粮食从哪里来？一定是从市一级来，市一级则从县一级来。那么，以此类推，朱元璋如果真要采取没有边界的扩大化，恐怕连乡里的妇联主任都会被牵连进来。

　　朱元璋对吴庸说：“好好地办，严厉地办，该杀的杀，不该杀的，只要和本案有关，也杀。”

　　吴庸乐不可支地开始执行，最先倒霉的肯定是郭桓，他与朋友礼部尚书赵瑁等高级官员被执行了“弃市”(在人众集聚的闹市，对犯人执行死刑，以示为大众所弃的刑罚)，六部的侍郎以下官员也几乎全部被处死。这样一来，1384年的明帝国六部，竟只剩下了一个尚书、两个侍郎，至多还有个办事员，其他人全部被朱元璋和吴庸送入地狱。

　　这还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