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搞定了中央级别的官员后，朱元璋和吴庸开始把目光瞄准地方，布政使司——全国12个布政使司，在劫难逃。

　　郭桓案结束后不久，朱元璋向全国发布《大诰》。在《大诰》中，朱元璋把他的想法说给了天下人听：英明的君主在惩治贪污腐败案时，必然追求除恶务尽，也就是要寻找到贪污腐败的源头。郭桓案是贪污受贿，那就必须追查到赃款的来龙去脉。从中央六部长官到各布政使司的长官(布政使)，再到各府的长官(知府)，再到各州的长官(知州)，再到各县的长官(知县)，再到属民，只有这样一路追查下去，才能找到腐败的源头，才能从根子上斩断腐败，让滋生腐败的土壤不再出现。腐败的人固然可恨，但行贿的人更可恨，所以都要一视同仁：杀。

　　吴庸担任追赃小组组长，从六部长官开始，一直追查到地方布政使，布政使司只好按照吴庸提供的数字拿出钱来。但不是每个布政使都有钱，所以布政使又去其所管辖的知府那里要钱，知府就去知州那里要钱，知州又去知县那里要钱，知县只好搜刮百姓，可百姓也没有钱，而且该交的税粮都已经交完了，凭什么又让他们交？于是，百姓开始暴动。

　　吴庸一看形势马上就要不受控制，急忙改变了策略，不允许知县搜刮百姓，而是去搜刮当地的富户。因为很少有富户不给知县行贿的，所以他们此时也是有口难辩，只好咬着牙砸锅卖铁给上面送钱，希望能渡过这个难关。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追赃”后，大明帝国境内大部分富户全部破产。但他们最多只是破产而已，并未失去性命；那些官员可就倒霉了，好不容易把吴庸索要的钱物送上来，却还是被吴庸缉拿归案。

　　朱元璋对吴庸下令：“凡是官员，一经查实和郭桓案有关，立即处决。”

　　为了震慑官员，朱元璋把凌迟、枭首、族诛、弃市等刑罚用了个遍，甚至还恢复了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早被废除的酷刑，同时又发明了断手、剁指、挑筋等前所未有的酷刑。

　　幸亏郭桓死得早，否则他肯定会被这些遭遇如此残酷刑罚的人痛恨，生吞活剥。吴庸无疑是能力超群的，仅仅通过一个郭桓，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让三万余人被牵连进来，悲惨死去。这不禁让我们怀疑：有时候，人的命运真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吴庸一开始在地方上杀官时，朱元璋还很兴奋，觉得吴庸办事效率很高；而且，随着追回的赃款越来越多，朱元璋竟然还有点懊悔，当初自己为什么没有更加重用吴庸？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死的人越来越多，朱元璋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了。

　　当然，他不舒服的不是死了多少官——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和官员有仇的皇帝，杀多少官，他都不会介意的。他觉得不舒服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官员参与了这件贪污案？!

　　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人性的问题？

　　朱元璋没办法回答。

　　随着人头堆积得越来越多，他烦躁起来，询问吴庸：“这些人临死前都说了什么，有没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懊悔？”

　　吴庸是法官，不是心理专家，自然不会关心这些人的心理问题，他痛快地回答朱元璋：“这些人上刑场时全都吓得尿了裤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朱元璋感到很遗憾，他告诉吴庸：“要给那些悔过的人机会，至少让他们临死前留下懊悔的遗言。”

　　吴庸把下一批处决名单交给朱元璋时，附带了一份文件。文件是这批被处决的官员的悔过书，上面只有三个字：我错了。

　　朱元璋很高兴，但很快就又不高兴了，因为据吴庸所说，案子应该已经查到根上，再也没有漏网之鱼了。

　　朱元璋追问吴庸：“你确定吗？好像还有很多官员呢!”

　　吴庸委婉地告诉他，再追查下去，恐怕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都会死掉。

　　其实朝堂已经为之一空了。中央六部的官员加在一起还不到25人，他们集体上书朱元璋：“停止吧，够了，如果再这样下去，那就真变成人人自危的瘟疫了。”

　　朱元璋清点了赃款，发现比之前预估的还要多很多，他很满意，于是下令停止郭桓案的追查。整个帝国的官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为了防止以后类似的事情发生，朱元璋把记账的数字“一二三……”变成了“壹贰叁……”，一直沿用至今。当然，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唐朝时候武则天的发明。郭桓案在短时间内的确起到了对贪污犯的震慑作用，可即使连始作俑者朱元璋都知道，这并不能长久。在他眼中，所有的官员都是隐藏的贪污腐败分子，甚至是谋反分子。

　　只有在这种把自己和官员对立起来的时候，他才会想起在郭桓案爆发前去世的徐达。徐达是他最有能力、最忠诚的战友。多年以来，徐达就像是他的影子，永远和他在一起。不过就在1384年初，徐达撒手人寰，空留朱元璋一人。

　　长期以来，徐达的死和李文忠的死都是个谜，有人认为是朱元璋导致了二人的死亡。徐达长年为朱元璋征战，功勋盖世，在朱元璋的政治圈中有着超凡的影响力。但是，徐达有自知之明，他很少过问朝堂之事，只专注于对外战争，这也让他规避了不少麻烦。

　　可问题是，在朱元璋的政治思维中，不是刻意规避就能证明自己是好人的，你的影响力才是你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关键。徐达的影响力太大，所以他极有可能是个潜伏的坏蛋。

　　据野史记载，当时徐达后背长了个疮，医生严正警告他，绝对不能吃蒸鹅。徐达同意了，而且还和朱元璋谈起此事，但朱元璋认为医生在胡说八道，因为蒸鹅和疮没有直接的关系。

　　徐达就和朱元璋说：“还是听医生的话吧。我还想多活几年，为皇上您效劳呢。”

　　朱元璋拍着徐达的后背说：“没啥事可以让你做的了，云南已被收复，蒙古人又退出了塞外，帝国欣欣向荣，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好好养病。”

　　徐达感叹起来：“我常常午夜梦回，想到当初咱们打天下时的那些战友，他们可都是咱们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啊。”

　　朱元璋却冷汗直冒：“的确。”

　　第二天，朱元璋就派人给徐达送来一只蒸鹅，并且让使者看着徐达亲口吃下。徐达以为朱元璋是神经错乱了，对使者说：“我不能吃蒸鹅，皇上是知道的。”

　　使者坚定不移地说：“皇上知道啊，所以才派我来送蒸鹅。”

　　徐达说：“这就奇怪了，我不能吃蒸鹅，他却非要送蒸鹅给我吃。”

　　使者抽出宝剑，对徐达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徐达只好说：“我是假装糊涂。”说完，他流着眼泪吃下蒸鹅，然后一命呜呼。

　　这个故事可能是假的。因为朱元璋杀人，向来是明刀明枪，绝不搞这种小把戏。在郭桓案中，他杀人的思路就是逮住一个杀一个，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不搞那些虚的。

　　朱元璋对徐达的情感，要远比对其他的战友强烈，所以在徐达死后，朱元璋总会想起徐达，尤其在郭桓案爆发后，他对徐达更加思念，觉得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如徐达一样，那他的大明江山将屹立千万年而不倒。

　　当中央六部的人集体上书，指控吴庸扩大郭桓案、滥杀无辜时，朱元璋嗅到了官员们的恐惧和逆反心理。他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应该为这些官员做一点好事了。于是他把吴庸叫来，告诉他：“你把事情搞砸了。”

　　吴庸吓得魂不附体，知道自己成了替罪羊，最后稀里糊涂地被朱元璋处决了。

　　官员们感动得拥抱在一起，感谢上天赐给他们一个如此伟大的领导人。但回到家中后，他们却对着家人说：“皇上是真王八蛋，居然卸磨杀驴。”第二天，这些官员和平时一样抱着家人痛哭，让家人们烧香拜佛，保佑他们下朝后能平安归来。

　　朱元璋喜欢这种官员们战战兢兢的日子，人只有在恐惧下才能变得老实，只有在恐惧下才能催发智慧和良知，为他的朱家江山尽心尽力服务。用仁义对待官员，就是把主动权交给了官员；用残酷对待他们，主动权才会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经常教育他的太子朱标：“你不需要别人敬爱你，只需要别人怕你。别人一旦怕你，他的灵魂就掌控在你手中了。”

　　这种奇异的思路，可能正是他喜欢发动“大清洗”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