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双方在春帆楼进行第二次谈判。

　　“所备馆舍甚佳，有宾至如归之乐，非常感谢。”李鸿章首先感谢日方的周到准备。

　　伊藤博文则直接进入主题：“昨天中堂提出停战问题，我国政府今天准备一份节略，中英文各一份，英文比较简洁明了。”

　　罗丰禄将英文稿翻译给李鸿章听：“根据目下军事形势，考虑到因停战的后果，兹声明应附下列条件：日本国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及在该处的城垒；在上述各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品移交给日本国军队。天津、山海关间的铁道，由日本军务官支配管理之。中国政府担负休战期间日本的军事费用。若对以上条件无异议时，可即提出休战的日期、期限、中日两军之经界线及其他细目。”

　　大沽、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再把山海关及铁路拱手让给日军，那不是在京城的脖子上套了一条绞索？李鸿章听了这样的停战条件，脸色大变，口中连呼：“过苛过苛！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意欲占据？”

　　伊藤博文道：“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停战对贵国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

　　“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本难道也要管辖吗？”通商口岸涉及多国利益，日本占据列国必然反对，李鸿章以为日本会知难而退。

　　伊藤博文笑了笑说道：“可交日本暂时管辖，而且肯定能管好。”

　　李鸿章又问：“日本兵到了天津，住到哪里？”

　　“这好说，就住贵国士兵的营房，如果不敷可再添盖兵房。”

　　“如果这样，日军不是要久居天津吗？”李鸿章又疑惑地问道。

　　“视停战时间而定，不会太久。”

　　“既然不会太久，又何必非要中国让出三处地方？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和议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藤博文解释道：“现在停战，对日本不利，所以议及停战，必须有险要为质方不吃亏。”

　　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李鸿章便想以自己的苦衷打动伊藤博文：“应贵国之请，我是诚心讲和的，我国家也是如此。未议停战，贵国先欲据有三处险要之地，我是直隶总督，三处都是我的辖区，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想一想，这让我的脸往哪搁？”

　　伊藤博文丝毫不让：“中堂为国计，故议停战。我为本国计，停战只有如此办法。”

　　李鸿章恳求道：“务请再想一办法，以见贵国真心愿和。”

　　“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停战系在用兵之时，应照停战公例。”

　　李鸿章反驳道：“议和，则不必用兵，故停战为议和第一要义，如两国尚相争战，议和似非诚心。”

　　伊藤博文趁机鼓动李鸿章放弃停战的要求：“若论停战，当然应该有条件，如不能允，不妨搁起，先议和约。”

　　“先议和约也行，但日本应当保证不进攻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处地方。”李鸿章不得不退让了一步。

　　伊藤博文就是要以军事压力迫使李鸿章就范，因此说道：“战端即开，谁能预料？我实在不敢保证。”

　　李鸿章认为不妨先看一下议和条款，如果不是太苛刻，不停战也可，所以问道：“现在如果不议停战问题，议和条款可出示否？”

　　但伊藤博文需要的是首先确保李鸿章不再提停战的要求，便追问道：“中堂之意，是否欲将停战节略撤回，再议和款？”

　　“停战之款未免过甚，万做不到；但既请我来，必有议和条款。”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要求不置可否。

　　“议和之款，业经办好。中堂所交停战节略是否撤回？或者明确说明，中国不同意停战的条件？”

　　伊藤博文担心李鸿章看了议和条款，又提出停战的要求；而李鸿章最需要的是停战，所以一时不能下定决心。两人反复辩驳，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商定，三天内李鸿章给予答复。

　　这次谈判颇费了一番口舌与心智，但李鸿章没有达到先停战后议和的目的。

　　送走李鸿章，伊藤博文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复又吐出，看着椭圆形烟圈越飘越淡，对陆奥宗光道：“今天真是痛快极了。十年前，我在天津与李鸿章有一次交锋，他言辞犀利，目光敏锐，不怒而威，谈判后我的背上被汗湿透。今天，看他走投无路的窘相，十余年的憋屈，终于一扫而空。”

　　陆奥宗光有些担心：“李鸿章的确是谈判好手，可是面对帝国军队的节节胜利，徒有口舌之利已于事无补，所以他一直坚持先停战。如果他答应了停战要求，我们该怎么办？”

　　伊藤博文不容置疑地说道：“未议和先失要地，他不会答应，清廷也不会答应。我们应该帮清廷一把，让他们尽快下定和谈决心。”

　　“总理的意思，是在军事上再给中国压力。”

　　“对，应该请大本营命令海军舰船，到天津海面上游弋。”

　　李鸿章与总署函电往来，两天后总署回电，停战条件不可接受，先议和款。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下午三点，李鸿章亲自将中英文备忘录交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阅英文，陆奥宗光阅华文数遍，并将后半部分译出日文。

　　如今李鸿章已明确不再提停战的事情，接下来的谈判该如何进行？伊藤博文点上烟卷，好像在反复推敲备忘录的日文版，其实在思考对策。等他想清楚了，抬起头来道：“所议之事，一经议定，必须实力践行。我发现贵国与外国交涉以来，有些答应的条款却没有认真执行。我国以此事所关重大，派我来办，两国既派头等大臣会商定议，若不施行，有伤国体，而战端必致复起。我忝为鄙国内阁总理大臣，凡所议定必能实践；希望中堂答应的事情也能践诺。”

　　伊藤博文以复起战端相威胁，又以守信义相逼迫。李鸿章虽然急于和谈，但作为外交老手，他不能让伊藤博文摸到他心急火燎的真实心态，便故作轻松道：“我忝派钦差头等大臣，临行前进京，召见数次，实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训条。日后和款，必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为。果可行者，当即应允；其难行者，必须缓商，断非三数日所可完议，还是先请贵大臣即将和款出示再说。”

　　“明天就交给中堂。”伊藤博文答道。

　　“明天几点？”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一商量，确定明天十点交。

　　然后，伊藤博文说起对中国百姓的印象：“我们的军队现驻金州等处，发现中国人比朝鲜人容易管理，易听调度，而且做工勤苦，中国百姓实在是容易统治。我们现在正在进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

　　李鸿章大吃一惊，马上明白日本人要打台湾的主意，但此时他并没有多好的办法，只好继续用他以夷制夷的老办法：“台湾系潮、漳、泉客民迁往，最为强悍，不是随便哪个国家可以侵犯的。听贵大臣的意思，好像要打台湾的主意，我可以告诉你，这样英国人是不会甘心的。”

　　伊藤博文笑道：“有损于华者，未必有损于英也。两国相争，不会损及他国。”

　　“台湾距香港极近，英国早有不愿他人盘踞台湾之意。”

　　伊藤博文见李鸿章还想拿英国来牵制日本，感觉有些好笑：“贵国如将台湾送与别国，别国必将笑纳也！”

　　李鸿章严肃道：“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

　　伊藤博文不愿再谈台湾问题，感慨道：“我总理庶政，实在是太忙了。”

　　“我来相扰，有误贵大臣公务；但此事商办，恐需时日。”李鸿章不想这么快就进入到下一阶段。

　　“本大臣因此事所关至重，所以一切国务暂由他人代办，此地实在未便久居。”未便久居，其实还是催逼李鸿章尽快画诺。

　　李鸿章推脱道：“那得看贵大臣所议和款如何。倘易于遵行，和议即可速成；否则，仍须细商，需时必多，唯望恕罪！”

　　“和款一事，两国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万不能如平时议事延宕。且两军对垒，多一日则多伤生命。”伊藤博文依然是催促语气。

　　这天谈判结束，已是下午4点15分。李鸿章心事重重，乘轿返回下榻处。途经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到他的行馆还有七八十步的地方，突然从拥挤围观的人群中挤出一个青年人，用手摁住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止前进之际，举枪朝李鸿章开了一枪。枪手击中了李鸿章的左眼下颊骨，血流不止。李鸿章感到头部猛地一震便晕了过去，但时间不长，他就被儿子李经方叫醒了。

　　“父亲，您没事吧？”李经方着急地问道。

　　“左脸疼得厉害。你放心，他们打不死我。”李鸿章被李经方等人扶着走出轿子，“我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你们不用扶，我自己走。”

　　回到行馆，李鸿章立即支撑不住了，大家扶他躺下。

　　“把这件血衣好好保存，不要洗掉血迹，此血可以报国矣。现在尚未停战，能早一天缔结和约就减一分伤亡。不能因为我受伤耽搁了谈判进程。你们准备个照会，尽快提交给日本，希望他们能够如约于明天提交和款。”李鸿章说完，然后又叹息一声，“如果日本人一枪打死我，倒也壮烈，和约不必经我手，还能博一个以身殉国的美名。可惜，天不怜我。”

　　消息传到春帆楼，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还在商议明天的谈判策略。听到消息，伊藤博文惊讶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陆奥宗光先问道：“李中堂伤得重不重？”

　　“好像不要紧，李中堂自己下轿走回行馆。”

　　“真是可恨至极！李鸿章以七十三岁老翁受此袭击，必然博得各国同情，如果各国因此出面干涉，我们会有无穷麻烦。”陆奥宗光恨恨道。

　　“这比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可恨！”

　　伊藤博文立即安排应变，一是立即派最好的医生去行馆为李鸿章医治；二是立即电告广岛大本营；三是立即责令警方捉拿凶手。

　　两人一同赶到李鸿章行馆探望。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致歉，同时也一再声明日本人民对李鸿章非常尊重，对如此丧心病狂的人，日本国民无不痛恨，并一再表示一定捉拿凶徒，给李中堂一个交代。

　　“感谢总理和外相的关心，我身体没有大碍，但需要休息。”李鸿章这是下了逐客令。

　　两人走出行馆，伊藤博文对陆奥宗光道：“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不得不大为让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备李鸿章与他国人员接触过密，你与下关地方联系，所有地方官员、社会团体，都要去行馆探望，即使李鸿章拒不见客，也要保证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我今晚就去广岛觐见陛下，商议对策。”

　　广岛行宫接到李鸿章遇刺的电报，天皇十分震惊，立即派侍医到马关为李鸿章治伤，皇后还亲自制了绷带，并派两名护士前往照料。第二天，天皇颁布诏谕：

　　中国现在与我国兵争未息，而按照仪节格式，钦派头等全权大臣前来缔结和局，经朕派遣全权大臣等，前赴马关会议，我国应有责成，确遵万国通例，优待中国钦使，方与国家体面相符，并应优于护卫，以资保安。朕业已选降特旨，饬文武官员懔遵办理，现查遽有不法凶徒，下贱至极，竟敢伤及中国头等全权大臣之身，朕心深为忧愁惋惜。其凶犯自应饬吏按照国律内最严之刑办理。兹特明降谕旨，通饬官民，钦遵旨意，保我国家荣誉声名，不致再有此等狂悖不法情事，而损我国之荣誉也。

　　李鸿章遇刺的信息传出，日本各方团体代表纷纷到马关表示慰问。远处的，就发慰问电或赠送种种物品。当时李鸿章行馆门前，人来人往如同集市。

　　伊藤博文到达广岛后，建议天皇一定要将李鸿章留住，避免他国干涉、谈判搁置：“现在李鸿章还未提出回国的要求，如果他以伤病为由回国，我国将十分被动。”

　　“爱卿有什么建议，不妨直说。”

　　“中国人最讲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即提出停战的请求。请陛下命令陆海军，进行无条件停战。只有这样，才能把李鸿章牢牢地拴在谈判桌前。”

　　天皇当即同意了伊藤博文的建议。

　　陆奥宗光接到伊藤博文的电报，起草了停战照会，亲自送到李鸿章行馆。李鸿章行馆非常热闹，慰问、送礼的络绎不绝。法、德、英驻日使馆的医生正在与天皇派去的医生商议治疗方案，李鸿章所受枪伤在左眼下一寸许，没有伤及眼睛，但是找不到子弹的位置。日本医生建议开刀取出子弹，以免日后生变；法、德医生反对，担心贸然开刀会有不可测的危险，认为既然对眼睛没有妨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而李鸿章坚决反对再做手术，恐怕贻误谈判。见陆奥宗光到来，医生请他发表意见。他同意法、德医生的建议。

　　卧房内除了李经方，还有天皇派来的两个女护士。陆奥宗光对站在李鸿章卧榻前的李经方道：“中堂身受重伤，幸未致命，中堂不幸，中国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中日战争，将从此止。”

　　听到这个消息，李鸿章万分惊喜。陆奥宗光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李鸿章的半面包有绷带，绷带外面仅露一眼，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对我天皇的仁慈旨意表示感谢，并对我说，虽然负伤未愈，不能亲赴会议地点商谈，但如能在他的病榻前举行谈判，则随时都可以。”

　　“伊藤总理即将从广岛返回，待他回到下关，立即签订停战协定。”

　　李经方又问凶手的情况，陆奥宗光怒道：“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凶徒，已经被警察捕获。”

　　凶手小山丰太郎，是一位二十六岁无业青年。他之所以向李鸿章行刺，是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国之所以不能遂愿吞并朝鲜，踏上大陆，都是因为有了李鸿章。现在，李鸿章又来日本进行议和，更是凭其三寸不烂之舌阻止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对北京的占领。为了日本前途，为了激励日本军人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他坚决反对议和，因此才刺杀李鸿章。

　　“现在帝国对停战非常不满，伊藤总理是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海陆军，为中日友谊起见，也是尊敬中堂的爱国热情，决定限期停战。”陆奥宗光又将停战说得十分艰难。李鸿章则再次表示感谢，并希望尽快签订停战协定。

　　陆奥宗光走后，李经方建议道：“父亲受伤责任全在日本，如果您以伤病为由回国，再请英俄调停，日本将不得不做出让步。”

　　李鸿章摇头道：“能早一天是一天，我如果回国，议和再有波折，那些人肯定要骂我为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安危。”

　　第二天，日本提交了停战协定，在直隶、奉天、山东等地方实行停战，双方现驻扎该地方军队不得互相前进，也不得再调兵前往第一线，但停战区域不包括日本正在进攻的台湾、澎湖。

　　李经方根据李鸿章的意思进行力争，日本寸步不让。当天下午，停战协定签订，时间为本日起二十一天内有效。

　　因为停战时间有限，李鸿章希望早日开始谈判，他向日本提议，或者将谈判地点设在他的行馆，或者由日本将条款送到他的行馆，由他仔细斟酌。但日本人对他的两个提议都不答应，认为如此有损日本尊严，而是让李经方到春帆楼去取文件。

　　和议条款非常苛刻：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的凤凰厅、安东县、宽甸、岫岩州、辽阳、田庄台、营口等地以及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给日本以最惠国待遇和新的特殊权益；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扩大内河航路，准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为了保证条约得到切实实行，日军占领奉天、威海卫，占领期间，军费由中国负担。而且规定必须在三日内答复。

　　李鸿章立即用两封电报将和谈条款上报清廷，同时与律师科士达商谈如何回复这份苛刻的条款。大清重金雇请的这位科士达律师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与日本人互相配合，劝诱李鸿章接受这些条款。他告诉李鸿章，日本外务状师德理生来晤，密称：伊藤见李鸿章伤重，驰往广岛求天皇暂行停战，而左右武员不允，伊藤经过力争这才准了。至于约内赔费、让地各节，皆由武员力持，伊、陆不能强阻。空言开导，亦属无益。

　　清廷接到李鸿章的电报，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回复李鸿章说：日本要挟过甚，索费奇重，索地太广，万难迁就允许。

　　于是，李鸿章向日本提出了第一份长篇说帖，对和谈条件逐条驳复。但语气相当委婉，他希望以情动人，寄望于日本“通情达理”，放中国一马。

　　对割地要求，李鸿章认为和谈就是为和平，而割地只能增加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我国土地，列代相传数千年，是我无价之基业，一旦割去，举国上下必定饮恨含冤，日日思谋报复，以日本为永久之仇敌，对日本又有何益？”

　　对日本提出的三亿两巨额赔款，李鸿章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说明实在无此财力；再分析日本所费，不过一亿多两，而战争中俘获中国大批舰船军火，也应当折为现银，因此应该大大删减。对于日本提出的通商要求，李鸿章拿中国与列国通商条约对比，说明日本提出的条件太不合理，而且会引发列国效仿，中国损失太大。

　　最后，李鸿章提醒说：“今和局将成，两国将来数世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所以双方应该遵循天理，保全两国生人之利益福泽，方能克尽全权大臣之职分。日本现在国势正盛，赔款或多或少，占地或广或狭，都无关紧要。真正关系日本国计民生者，乃中日关系，到底是仇敌相向还是友好相处，为长远计，贵大臣不可不深思熟虑。”

　　看了李鸿章的长篇说帖，伊藤博文道：“李鸿章真是老奸巨猾，这篇文章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必须加以彻底驳斥，不然列国会以为日本以武力欺负中国，我们会在道义上受损。”

　　陆奥宗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鸿章精于辩论，如果日本回一个长篇驳斥，李鸿章必然又有辩解机会，反而有可能让他更占道理，博得他国同情，便道：“割地赔款本来就是霸道的要求，没有道理好论，也没有情面可讲。我们干脆就霸道到底，只要他表明接受还是不接受。反正只有二十一天的时间，他比我们更着急。”

　　伊藤博文仔细一想，拿烟斗敲着桌子道：“妙极了，应当如此。”

　　次日，日方提交一份照会：

　　现在查阅中国全权大臣所交之说帖，将中国自家为难之事详细陈述，并嘱日本全权大臣将和局条款再行细想，日本全权大臣殊为失望！总之，中国自家为难之事，并不在此次会谈应列之项，用兵以后所索之款，并非寻常议事所可比。中国全权大臣毋庸再有拖延，即将已交之和约底稿能否全数应允，或某某款不能应允，实在说明，如欲有更动之处，亦请写在条款中。

　　割地赔款这样的大事，李鸿章当然不能更不愿自作主张，因为稍有自主之嫌，必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因此他将日本态度强硬、不好通融的实情电报朝廷。同时说明他自己的看法，日本所重在割地赔款两项，赔款恐怕要在一亿两以上，割地也恐怕不仅是台、澎。

　　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全班军机立即递牌子请见。光绪帝看罢李鸿章的电报后道：“李鸿章好像没有就台湾问题与日本人力争。”

　　“从电报上看，李鸿章大约有割台澎给日本的意思。奉天是大清龙兴之地，当然不能割，可是台澎两地，日军并未占据，凭什么要割给他们？”翁同龢对割地一向是极力反对。

　　“李鸿章去日本前就一再说明，割地恐怕难免，现在看日本人态度非常强硬，不割地恐怕没有了局。如果非要割地，割台湾与奉天相比，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孙毓汶则为李鸿章辩护。

　　翁同龢又道：“日军未占据台澎，却将此地割让，恐怕会失去民心！”

　　“割去台湾，则天下人心都离我大清而去，朕又有何脸面为天下之主。”光绪帝也深以为然。

　　翁同龢见状，矛头又对准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自当为我国利益力争，朝廷应当给李鸿章旨意，让他能不割地就不割。”

　　“话不能这样说，李鸿章都挨了一枪了，忍着伤痛与日本人谈，还要让他怎么力争？能争他自然要争，这还用说吗？现在的问题是时间有限，日本人要我们答复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孙毓汶对此话甚是不满。

　　“答应不答应，答应什么地方，朝廷已经给李鸿章全权，他应当相机办理，总不能把一切都推给朝廷。”翁同龢又道。

　　闻言，孙毓汶则讥讽道：“我明白翁师傅的意思，我们只管在这里高谈阔论，骂名让李鸿章去背。不割地当然好，可是如果日本人打过来，京城不保，又该如何？”

　　看两人争执不下，恭亲王出来打圆场：“你们两个各有各的道理。应该让李鸿章全力与日本人争，同时又应该给他个答复，起码朝廷的底线应该让他知道，不然他一概否定日本人的和款，恐怕谈不出结果。”

　　底线是什么？如果非要割地，台湾远离京师，孤悬海外，被日本占据，威胁当然比奉天要小一些，奉天若被占领，那可是悬在京城后脑勺上的一把利剑。

　　“割让台湾是大事，必须面奏太后。”光绪帝说这话，是默许的意思。

　　第二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电报，先是责问李鸿章究竟有没有为台湾申辩过？然后又说“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何忍轻言割弃。若敌愿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李鸿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翁同龢等人必定是极力反对割地，但如何能够不割地又能阻止战争，他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愿割地，但又不能不割，所以把难题推给李鸿章，“着李鸿章派李经方前往，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

　　收到这份电报，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等人来到李鸿章病榻前商讨对策。李经方不满道：“朝廷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父亲已经挨了一枪，他们还怪我们没有好好争辩。不想割地，又没有阻挡日军的办法，让我们空口白话，怎么竭办申说？”

　　“朝廷是非要我戴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不可了。既要割地，但割哪里让我李某人说，到时候割地的责任我想脱也脱不了。”李鸿章感到眼睛有些发胀，然后开始头晕。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睛又说，“我被骂为卖国贼没什么，我老了，可不能让你们受累。你们放心，到时候我把责任揽到我一个人头上。”

　　其实这几个人临行前家人无不反对，因为签订和约必定是有过无功的差使。马建忠上前表示：“中堂放心，我们既然跟着前来，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李鸿章让于式枚起草一份电报，说明自己绝对不敢退避不言，必定竭力申说，能争回一分是一分。

　　李鸿章与朝廷的往来电文，虽然是用密码，但是早被日本破译，因此清廷的底线以及李鸿章的态度伊藤博文十分清楚。他决定再给李鸿章施加压力，把李经方约到他的寓所会谈，责备中方至今对和款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经方说割地赔款两项，双方恐怕要进行一次会议。

　　“这不可能，你们必须明确回答行或不行，哪一条不行，想怎么改，必须明确地答复，明天是最后期限。现在休战期限仅余十一日，如因徒然浪费时日，以至于再动干戈，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伊藤博文以重新开战相威胁。

　　李鸿章与众人再行商议，向日本提出第二份说帖，指出中国允让地的范围，奉天省南部的凤凰厅、安东县、宽甸和岫岩州四处，而辽阳、田庄台、营口等地，则决不答应；南边只能允让澎湖列岛，台湾则不答应。赔款则以一万万两为限。

　　伊藤博文收到李鸿章的说帖，不愿再做文牍往来，约请他到春帆楼会谈。

　　三月十六日，距离停战期限还有十天，李鸿章脸上扎着绷带，亲赴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四次会谈。陆奥宗光因为患感冒，没有参加。

　　客套话后，转入正题。

　　伊藤博文提议：“现谈应办之事。停战多日，期限紧迫，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过日光。中国为难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备节略，将前次所求于中国者，力为减少，此案再难更动丝毫，故中堂见我此次节略，只明确答复允与不允而已。”

　　李鸿章惊诧道：“难道不准分辩？”

　　“时限既迫，你愿辩请便，但我方条件不再改动。”

　　李鸿章仔细阅读伊藤的节略，日本提出的条约稍作了让步，但赔款依然要二亿两白银，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必须割让。

　　李鸿章看罢后道：“赔款二亿两，为数甚巨，难道没有减少之意吗？”

　　“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如再战，则所费更巨。”

　　“此次赔款，必借洋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巨，中国如何还得起？”

　　伊藤博文略含讥诮道：“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无须特别担心。”

　　“中国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请你到中国当首相如何？”

　　伊藤博文笑着说道：“可奏闻皇上，若蒙允准，自不推辞。”

　　“贵大臣当设身处地，将我国为难光景，细为体察。如果照此数写明约内，与外国商借洋债，势必以重息要挟。债不能举，款不能付，失信贵国，又将宣战。何苦相逼太甚。”

　　“此乃贵国目下之责任，无可奈何。”

　　“请再稍减。”

　　“无可再减。”

　　……

　　赔款问题毫无余地，李鸿章只好再议割地的事：“各国交兵，从来没有将占据之地全部割去的，日本这样做太过分了。英法联军也曾占据中国城池，但未割去寸土尺地。”

　　伊藤博文驳道：“英法也许另有深意，不能拿他们与我们比。”

　　李鸿章又道：“营口设关收税，是中国一个重要财源，你们又要我国偿款，又要夺去重要的财政来源，就像小孩子，你夺其所含之乳，岂不是要让他饿死吗？”

　　“堂堂大清帝国，决不可与孩提并论。”

　　“台湾全岛，日兵并没有占领，为什么要强索？”

　　“军事占领与割地无任何关系，我军已经深入山东省，我们并没有要求割让。凡我方所能让者，已经减让，此外辩驳，更无用矣。”

　　“难道不许我辩驳？”李鸿章又问。

　　“驳只管驳，但我方主意不能稍改。广岛现有六十余只运输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全部整装待发，所以没有马上运出，是因为两国有停战之约。”

　　李鸿章将谈判情况电报总署。朝廷经过商议，指示李鸿章如果能够通过多赔款不割地最好，如果实在不行，可否将台湾的地下矿藏归日本，而领土和人民仍然归于中国。伊藤博文当然不答应。清廷又提出，可否将台湾分为两部分，北部归中国，南部割让给日本。伊藤博文给李鸿章一封信，告诉他日本不会再有任何让步，如果再拖延几天，有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条件了。

　　当天下午，被任命为征清大总督的小松宫彰仁亲王故意率运船三十余只，浩浩****通过马关。李鸿章十分紧张，唯恐战事再起，再次电报清廷说若谈判决裂，事态极为严重。如接受日本之要求，京师尚可保全，若不然，事必出意外。

　　第二天，清廷回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再次谈判。

　　李鸿章说道：“现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办理。此事难办已极，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我实在无法酌量！”

　　伊藤博文应道：“我处境与中堂相似，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

　　李鸿章恭维道：“你在贵国所论各事，无人敢驳。”

　　“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容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伊藤博文滴水不漏，寸步不让，李鸿章打算以两人的交情打动他：“去年我因为不希望与日本冲突，满朝言路屡次参我，说我与日本伊藤首相交好。”

　　伊藤博文讥笑道：“他们不懂时势，所以妄参中堂；现在光景他们都已明白，必定已经后悔。”

　　李鸿章无奈道：“如此凶狠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

　　伊藤博文依然不肯相让：“那就任他们胡说，不用去理会。如此重任，他们也担当不起，中国只有中堂一人能担得！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有，我的境地和中堂一样。”

　　“我来议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请贵大臣替我细想，何处可以酌让？即如赔款、让地两端，总请少让，即可定议。”

　　伊藤博文不同意：“初时说明，万难少让。我将中国情形细想，已减至无可再减地步。议和不是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

　　“前次临别时我曾经恳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

　　“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矣！”

　　李鸿章觍着脸皮道：“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现有新闻纸在此，内载贵国兵费只用八千万。”

　　然而伊藤博文还是不答应，李鸿章终于忍不住发牢骚道：“又要赔款，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这让我太过不去！”

　　伊藤博文板着脸道：“这是战后之约，不是平常交涉。”

　　“讲和即当彼此相让，你办事太狠，才干太大。”

　　伊藤博文回敬道：“这无关办事之才，战后之款，不得不如此，如果与中堂比才干，万不能及。”

　　“赔款既不肯减，割地方面不能不请减让。”李鸿章不得不压着怒火恳求。

　　“前已言明，两件俱不能稍减。”

　　“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就算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

　　“三万万减为两万万，就是看在与中堂的情谊上。”

　　李鸿章赌气道：“你如此口紧手辣，我会记一辈子！”

　　伊藤博文摇了摇头：“开罪中堂也没办法。我与中堂交情最深，已经多让，国人必将骂我。请于停战期前速即定议，不然，索款更多，此乃举国之意。”

　　“赔款既不肯少减，所出之息当可免吧？”

　　然而，就是利息也不肯免。

　　谈判从2时半一直到7时，李鸿章唯一的成果是日本驻威海费用从200万两减为100万两，减少的100万两中日各担50万两；这区区50万两，日本不是白白让步，条件是批准换约期限，由1个月减至20天。

　　李鸿章觉得时间太紧张，道：“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着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毫不掩饰地说道：“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讽刺道：“两万万足可疗饥了。”

　　双方议定三天后签字。

　　当天晚饭，李鸿章难以下咽。因面颊又开始隐隐作痛，又加心事重重，躺在**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于是坐起来，半靠在**和儿子李经方说话：“我这把年纪，应该在家含饴弄孙，安享天伦，谁知道竟有这番劫难。马关议和，是大清的灾难，也必将让我身败名裂。”

　　李经方劝慰道：“这是没办法的事，总是因为大清太弱，不能抵挡日本军队，又怕日兵进攻京城，不得不如此。再说，也是朝廷批准的，要骂，连朝廷一起骂。”

　　李鸿章摇头道：“朝廷就是皇上，皇上如何骂得？皇上骂不得，就只有我李鸿章这出气筒了。”

　　李经方不知道如何劝说，只有沉默。

　　李鸿章连连摇头，好像在自言自语：“最让我悔恨的是，我错看了日本，错看了伊藤博文。我与他十几年书信不断，交情自以为不浅。我在他面前低三下四，就是想让他看在我们交情的分上，能够做些让步，让我有脸面回去交差，可是他竟然寸步不让。我一再把中国的种种困难说给他听，也是希望他能体谅中国的难处，稍做让步，可是他是一分不让。”

　　“外交人员，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觍着脸和他说话，就差给他跪下了。他不看在十几年交情的分上，看在我一个七十三岁老翁的分上，看在我不顾舟车劳顿，看在我挨这一枪的分上，总该让我几分，可他没有！”李鸿章想想这些天的委屈，老泪纵横。

　　李经方连忙把手绢递过去，李鸿章擦完了泪后继续道：“我与洋人交涉二十余年，从来没有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过，从来没在洋人面前屈膝过。在这个小小的日本，我几乎是向他伊藤博文屈膝了，只为讨回几分利益，能让我回去好交代。日本啊！日本人啊！我算看透了，这是个豺狼国家，他对弱者不会同情，只会吞了你。他对善良不会感恩，只会嘲笑。你记住，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雪耻，对日本人千万不要心软，千万不要善良，要把他打残！打残他，他会佩服你，他会膜拜你；要让他赔款，也要像他们对我一样，寸步不让，一分也不要让，你不让他赔款，你可怜他，他只会背过身去嘲笑，他不知你的情，他只会觉得你更可欺。对付恶狼，只能用棍棒，其他一概没用。”说完这些话，李鸿章心情好像好了些，又继续道，“老大，我饿了，你陪我再吃点。”

　　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全权使臣在春帆楼上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实际上，这一次称不上是谈判，不过是举行签字仪式而已。历时29天的中日马关谈判，以清政府丧权辱国而结束。中日两国全权大臣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即《中日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另约》三款、《展期停战另款》二款。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正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五、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

　　六、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威海卫，清政府须每年贴交库平银五十万两作为日军驻守经费。

　　马关，这个让李鸿章受尽屈辱之地，他是一天也不愿多待，因此和约签订的当天下午，他就率众人乘船回天津。回到督署，已有数封电报、廷寄、邸报摆在案头。粗粗一看，真正是触目惊心，因为全是要求拒签和约、整军再战。他非常担忧，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忍辱负重谋得的和局，难道又要毁于一旦？

　　更让他烦恼的是，在日本受日本人的欺负，而回到中国才发现，他已经是全中国的罪人，参劾的折子已经一大堆。有御史，有六部官员也有李秉衡这样的封疆大吏，更有大批官职低微无上奏之权的无名之辈由都察院代奏……

　　刘坤一军幕中有一个叫易顺鼎的，曾两次上书反对和议，并因未被采纳而投河自尽，一时间名声大噪。他在上书中痛骂李鸿章父子：“与敌议和，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罔觉，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所不忍出之言，恐宋臣秦桧、明颜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又说“李鸿章冒天下之大不韪，窥见皇太后、皇上与诸臣畏日之心，而后藉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诈也。”最后主张“将李鸿章交刑部问罪，并将李经方革职严办。”

　　李鸿章父子的罪名，除了签订卖国条约外，还有诸多传闻也都写入参折，直达天听。有的说李经方用八百万两在日本开了一家银楼，还认了日本某王的女儿为义女，并聘定为儿媳。有的说李鸿章将百万两银子寄放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李经方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所以李鸿章利令智昏，和日本相勾结，听到日本军队打败了清军就高兴，听到清军胜利就为日本人担忧。翰林院联名参折中，说李鸿章“倭米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倭奸石川氏及军械所刘姓被抓，供词牵涉李鸿章及军械局员，而某观察述李鸿章之意，勒令天津县李振鹏改供，为李振鹏驳斥而止。台湾拿获倭船，又为之请旨释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及东事已起，犹检出不合用之前膛枪子，卖与日本，得银十四万两，局员朋分，而李鸿章为之补给领字……”

　　这些堂而皇之的上书，有的纯粹是胡编乱造，捕风捉影，有的则是误会，但如今他是百口莫辩。

　　国内局势如此，他这个签约之人，便成了最尴尬之人。他决定一动不如一静，以伤病未愈为由，躲在督署，闭门谢客。草约的全稿则打算派伍廷芳和特聘的律师科士达进京呈送。当然，他还要有一个奏稿，也由两人一并带呈。而他在督署中也并没有闲着，而是在寻求俄国干涉，逼迫日本放弃割占辽东。他去日本前就与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密商过，假如日本提出割占辽东，希望俄国能够干涉，喀希尼答应不会坐视。所以一回到天津，他就急电恭亲王，希望总署出面请俄国设法。

　　俄国一直在关注中日谈判，对日本割占辽东的要求十分警惕。素有“东方通”之称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如果日本占领辽东，将对俄国远东发展极为不利，为俄国本身的安全和前途着想，绝不能允许日本以中国东北为根据地。他向沙皇建议，必须对日本的野心坚决阻止。沙皇向来重视维特的意见，命令外交大臣立即联合德、法，共同干涉。俄外交部照会德、法：“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

　　法俄是联盟国，而且法国一直在觊觎台湾，因此答应与俄国一起干涉中日和约。而俄法联盟动摇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德皇威廉二世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一则改善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二则更希望俄国支持其在东亚的扩张。三国驻日公使联袂至东京外务省送交备忘录。俄国公使希特罗渥说道：“日本永久占领辽东半岛，恐怕会招致冲突。希望贵国政府善体此意，采取保全名誉之策。”

　　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也道：“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开战是没有希望的。”

　　经反复商讨，日本决定不与三国起冲突，回复愿意放弃金州以外的辽东地方。金州地方包括大连、旅顺口。俄国仍然不答应，坚决维持原议。日本君臣心有不甘，但刚经过大战，再来对付俄、法、德，肯定打不过，只好忍了这口气，向三国发出备忘录：“日本帝国政府，本于俄、德、法三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为体面计，仍按原定日期与中国换约，中国须给予五千万两的补偿。”

　　日本作了让步，三国也作让步，回头劝中国如期换约，归还辽东的细节待换约后进行。

　　是否批准马关条约，光绪帝一直在犹豫，因为内外臣工纷纷上折反对，以致在京会试的举子“公车上书”，要求迁都再战。然而，如果不批准条约，怎样对付日本，却没有可行的办法。恭亲王认为迁都再战的话好说，但一旦迁都，必然民心震**，那时候恐怕日本不仅占据了台湾、山东、奉天等地方，再向京津、沿海进军，从此将兵连祸结。最可怕的是再出一个洪逆秀全、李逆秀成，大清的江山恐怕都要易主！那么光绪将是亡国之君。如今俄、法、德三国也劝中国批准条约，光绪帝最终下了决心。

　　四月初十他含泪在和约上签字、用宝。随后见大起，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科道翰詹齐集养心殿，由军机大臣孙毓汶宣读上谕及和约全文，众臣纷纷落泪，有人甚至号啕大哭。

　　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伍廷芳在烟台与日本全权大臣伊东美久治互换和约，马关条约正式起效。

　　中日换约，台湾已成日本国土，如何交割，派谁交割成了大问题，因为这又是一件令人痛骂的差使。刑科给事中谢隽亢奏请派李鸿章父子去，“以遂他父子素志”。朝廷果然下旨“着李鸿章饬令李经方迅速往台”，这是要把所有的骂名都压在李鸿章父子身上。李鸿章立即回电，说李经方担负不了这样的差使，李经方也以病为由请辞。但朝廷不答应，发电给李鸿章，“李经方随同李鸿章赴倭，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借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全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方饰词卸责。仍着李经方迅速前往，毋得畏难辞避，傥因迁延贻误，唯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让人背骂名也说得这样义正词严、冠冕堂皇、责无旁贷，李鸿章知道，有翁同龢之流位居中枢，他父子身败名裂已经难免。当时李经方人在上海，李鸿章给他发电报说：“现在日本派子爵桦山资纪做台湾巡抚，而台民风凶悍，交割事务十分棘手，然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应妥善办理。”

　　骂名果然是滚滚来。天津直隶总督署门外有人乘夜贴上一张《申报》，报纸上有一篇《檄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文》：

　　痛哉！吾台民，从此不得为大清国之民也！吾大清国皇帝何尝弃吾台民哉！有贼臣焉，大学士李鸿章也，刑部尚书孙毓汶也，吏部侍郎徐用仪也。台民与汝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有何仇乎？大清国列祖列宗与汝有何仇乎？太后皇上与汝有何仇乎？汝几将发祥之地、陵寝迫近之区割媚倭奴，祖宗有知，其谓我太后皇上何？尚且不足以快汝意，又将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不使一夫失所之台湾，全输之倭奴！我台民非不能毁家纾难也，我台民非不能亲上死长也，我台民非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无廉耻、卖国固位、得罪于天地祖宗也。我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

　　我台民穷无所之，愤无所泄，不能呼号于列祖列宗之灵也，又不能哭诉于太后皇上之前也。均之死也，为国家除贼臣而死，尚得为大清国之雄鬼也矣！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除京都及各省码头自行刊刻告白外，凡有血气者，恐未周知。贵报馆食毛践土有年，主持公论有年，向为我台民所钦佩。兹奉上《申报》《沪报》新闻报刊资各四元，请为连日用大文字刊登报首。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圣训昭然。贵报馆如一一照登，我台民有一线生机，必图衔报；如将贼臣名字隐晦，我台民快刀手枪具在，必将所以待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者，转而相待。生死呼吸，无怪卤莽，贵报馆谅之。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台湾省誓死不与贼臣俱生之臣民公启

　　李鸿章看到这篇檄文大为惊慌，很为前往台湾交割的儿子担心。台湾民情激愤，李经方一行根本无法也不敢登陆，只好与日使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交接手续。

　　为了平息民愤，光绪帝下旨将徐用仪逐出军机处、总理衙门，孙毓汶知趣以病请辞，光绪帝照准。而李鸿章被罢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只保留大学士，入阁办事。内阁本来事情就少，何况他又是举国痛骂的卖国贼，不但无事可办，而且人人避之，他唯一的差使就是与日本交涉还辽的事情。

　　日本提出的赎辽费用是五千万两，李鸿章通过请俄、德、法三国说和，减少到三千万两。到交涉还辽的具体细节时，李鸿章又希望再减半，但这一次，三国都很干脆地拒绝了。

　　等还辽事情一办完，他就无事可办了，闲居贤良寺，终日与古书为伴。

　　这天，周馥突然来看他，这让他十分高兴和意外，拄着杖迎到院子里：“兰溪，你怎么敢来看我，不怕被人骂卖国贼吗？”

　　“管他们骂什么，我该看中堂还得看。”周馥说完，又安慰道，“中堂，身体要紧，别把那满嘴喷粪的人当回事，气坏了身子不值当。”

　　李鸿章拍了拍胸脯道：“嘿，兰溪，瞧你说的，天下人都被气死了，我李鸿章也不会气死。自打我进了官场，小弹劾年年有，大弹劾三五年一回，我只当耳旁风。”

　　两人进了客厅，李鸿章还在调侃：“我李鸿章就是塌了台，也还有用——他们可以靠骂李鸿章邀宠升官啊。俗话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爱王八，他们聚的这帮人啊，全是纸上谈兵，连骂人也是纸上谈兵，骂不到要害。”

　　李鸿章喝口茶，在嘴里呼噜噜响，然后一口喷到地上，一副极其痛快的样子：“他们可不是不会骂嘛。他们骂我与敌议和，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可他们忘了，我是奉旨而行，当时我也不愿去，可是不去不行啊。我邀某人去，某人说自己不会办洋务，坚决不去。人家不是不会办洋务，是不肯担这骂名。只有我李鸿章是个傻大个，带着儿子去为国谋和，我唇焦舌干自不必说，还挨了一枪。他们在家多舒服，天天酒宴侍候，忙着弄戏子、买小妾，一边酒色财气，一边琢磨着如何选一个新角度骂李某人。他们骂人也不会骂。当初我不愿打，他们非要打，打败了，没辙了，只好议和，议和又不肯去，让我去。他们骂一个有功无过的人，那些个真害国的人，他们却奉为忠君爱国的模范，这个社会，真是黑白颠倒了！”

　　周馥劝道：“中堂刚说了不生气，何必呢？”

　　“对，不生气。兰溪，这些天我也在想，我错在哪里了。我对照着他们骂我的一条条想。他们骂我开始就不敢和日本人打，这有没有错？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让我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图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他们非要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我这个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六爷被人骂鬼子六，可他是聪明人，知道大清实力不行，要积蓄力量，可这需要时间。但日本人不给时间，他们在一意发展武备，我们在埋头建园子。人家逼着咱打，我想退后一步，避其锋芒，可是一帮人不同意，非要碰个头破血流。”

　　“的确如此，可至今没人反思问题真正出在哪里，反倒是一个劲地骂中堂。”周馥也大摇其头。

　　“兰溪，咱们有个传统，一个朝廷出了毛病，往往推出一两个奸臣来，大家痛痛快快骂一通，反而把真正的原因掩盖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归罪于一个人，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可这也是最无耻的办法。如果大家都不坐下来反思一下，反省一下，吃一堑也未必能长一智。”

　　周馥认真地说道：“大家都反思了，反思的结果就是，全怪李中堂卖国。”

　　闻言，李鸿章哈哈大笑：“你说得对极了，有些人连反思的能力也没有——我翻来覆去想啊，用人不贤，把一些贪生怕死的人提拔成了提镇大员，结果临阵而逃，这个责任我得认。方伯谦、叶志超、赵怀业、龚照玙，这些人真是丢尽了淮军和海军的脸。可是，也不能把淮军失利完全归罪于将领贪生怕死。军制是个大问题，新募的兵勇对付严格训练的日军，多头指挥的一万人去对付集中指挥的一万人，胜负不问可知。可没人相信，只相信是淮军将领不行。淮军许多将领是受冤枉的，比如卫达三，他就是被冤杀的，宋祝三有调查，可是没人信。丁禹廷也窝囊，死了不能下葬。”

　　丁汝昌死后，家产被抄没，家人流落他乡，而他的棺材上光绪下旨加三道铜箍，以示戴罪，且不准下葬。

　　“兰溪，你如果方便，打发人关照一下丁禹廷的后人。”李鸿章又长叹一声说，“大清，这往后可怎么办？”

　　周馥又劝道：“中堂，你何必操这么多心。”

　　“操了一辈子心，闲下来了，心却闲不住。我回来后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提醒朝廷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科士达进京的时候，又提了几项具体的事情，第一要练兵，第二要大建铁路，第三要改革赋税。大清若能痛加改革，十年内或可大见成效。可是，大清的事情又急不上去，因为反对的人太多。咳，真是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不过，在外交上，以夷制夷还是颇有成效的，利用列国的矛盾图存，值得好好利用。三国干涉还辽，便是明证。将来对付日本，要在这上面做一篇大文章。”说了这一大通，李鸿章这时才想起来问道，“兰溪，你进京有何公干？”

　　周馥回道：“特来向中堂辞行，我已经向朝廷请辞，咳病加剧，回籍养病。”

　　“你的咳嗽又犯了？”

　　“不打紧，找了个由头。中堂进京赋闲，我在直隶指臂益孤，没意思得很，干脆不侍候了。”

　　“也罢。”李鸿章长叹一声。

　　甲午之败影响巨大，对中国而言，被蕞尔小国打败，不仅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严重挫伤了民族自信，开启了列国轻视中国、觊觎中国之心。三国干涉还辽让整个清廷更加亲俄，后来李鸿章又奉命赴俄签订中俄密约，自以为可保中国三十年无事，然而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俄国势力迅速在东北扩张，后来又强租旅顺、大连，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皆源于此。

　　也正是迫于这一危机，年轻的光绪帝启动维新变法。然而，所赖非人，法不得当，阻力重重，以103天的短命而夭折。

　　洋务不成，变法不成，中国何去何从？于是又将希望寄托于人心，民气，和虚无缥缈的盲目自大。这一次的教训，更加痛彻骨髓——这就是庚子义和团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