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忙电报，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则筹划开挖运煤运河。

　　直隶滦州开平镇（今属唐山市开平区）一带有煤，从明永乐年间就有百姓以土法开采。几年前李鸿章在派盛宣怀赴湖北办矿的同时，又委托唐廷枢负责勘探开平煤矿。因为轮船招商局以及将来的北洋水师都要用煤，而湖北的煤相隔数千里，根本指望不上。唐廷枢聘请英国矿师经过勘探、化验，开平煤不但品质好，而且储量极丰，因此光绪四年就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决定用官督商办的办法经营。

　　从开平到天津有一百多里路，虽然不是重山叠嶂，但要把煤运出来费用也不低。唐廷枢当时仔细给李鸿章算了一笔账，开平煤矿如果用土法采煤，土法运输，每吨山价（出厂价）合白银二两七钱，加上由开平用牛车运至芦台，再由芦台用小船运至天津，再加上天津脚力银，成本共计五两六钱左右。若轮船买用，又需加税，每吨成本便是六两四钱。如果运到上海与洋煤竞争，又要每吨加水脚一两，成本就达到七两四钱左右。而当时最优质的英国煤在上海时价每吨八两白银，新南煤七两，东洋煤六两，台湾煤四两五钱至五两，因此，开平煤根本没有竞争力。而用西方机器开采，山价只有一两左右，同时筑一条铁路直通大沽，开平到天津的运费每吨也只有一两多，再经轮船运到上海，总成本只需四两左右，不但可以排挤洋煤，而且还有五钱利润。而且招商局的轮船北来捎货，南去运煤，每年十余万两的运煤水脚入账招商局，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李鸿章对这个计划很满意，尤其是修筑铁路的打算正合他的胃口，他多次上奏修铁路未能获批，如果以运煤的理由把铁路筑起来，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唐廷枢的计划是招商八千股，每股一百两，计八十万两，四十万两用来修筑铁路，另外四十万两用来购买采煤和炼铁机器，因为开平一带也有铁矿。唐廷枢打算煤矿、铁矿同时开，以煤炼铁。

　　可商人们对他这个计划却不看好，因为他出身于怡和洋行买办，对轮船很内行，对煤铁只能算门外汉。他奔走一年多，却只招到商股二十万两，主要是他和徐润本人及亲戚的投资。资金不足，原来的计划只能一减再减，炼铁的计划放弃了，修铁路的计划也放弃了，只保留用洋机器开采煤炭一项，而运煤出山的办法也改为挖一条小运河。

　　“明年上半年唐山一、二号井将先后出煤，产量必将大增，运煤出山已是燃眉之急。卑职每逢大雨便顺着水流察看，又乘马车往返勘查，最终找出了最佳位置，应当从唐山西南的胥各庄，一直挖到芦台镇的阎庄，在这里与涧河汇流。每天上潮的时候，潮水可沿煤河直抵胥各庄下，水深可达二尺，吃水一尺五左右的运煤船航行可保无虑。”唐廷枢拿出一张手绘的地图，为李鸿章讲解煤河计划。

　　李鸿章点头道：“你只要觉得可行，就立即去办。与百姓交涉若遇到难题，可让天津海关道出面，责成地方官帮助解决。估计乡绅百姓不会轻易答应，无非是为一个利字，这些地方多是旗人的田产，种地的是百姓，可都连着京中的旗下大爷，只要不过分，不妨多花点银子。不过，对漫天要价的刁民也不必讲客气。”

　　唐廷枢又道：“郑观察已经两次去过开平，沿途丰润和宁河两县父母官也多次与乡绅会议，已经商订了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价钱。高粱地每亩发价二十千文，菜园地每亩发价四十千文。胥各庄附近好地，能种高粱、谷子、棉花者，每亩发价八十千文，其庄前庄后菜园每亩发价一百六十千文。”

　　“具体的价格，你们商议着来。”李鸿章不无遗憾地说道，“未能借机修筑铁路，实在是一大缺憾。”

　　“铁路还是要修，从胥各庄到唐山一号井有十八九里地，因为地势渐高，无法开挖煤河，卑职打算这十几里地先修筑铁路做个样子，将来商股踊跃后，再把铁路修到芦台、天津城。从前中堂几次奏请办铁路朝廷未准，此次是否还要先奏请？”

　　李鸿章紧抿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道：“先干起来再说，一共只有十几里，要是奏请难免惹来争议，议而不决，反而误事。”

　　唐廷枢又提醒道：“此处也有旗人田产，怕是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

　　“当初英国人说是修一条马路，结果地卖给他了，路也准修了，他们却修了条铁路。我看不妨来个‘师夷长技’，也修一条‘快速马路’如何？”

　　没想到堂堂直隶总督竟然也会用这种瞒天过海、近于儿戏的手法，唐廷枢有些不以为然，但有李鸿章在面前挡着，他又何必去较真：“好，卑职就对外说要修一条快速马路，只是言路上有人参奏，中堂难免会受牵连。”

　　“我被言官弹劾多了，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李鸿章毫不在意。

　　“那卑职回去就着手开挖煤河，要在明年雨季前挖出来。修铁路的钢轨、道钉等也准备与洋人订货，还要聘请洋人工程师帮着修铁路。”唐廷枢是雷厉风行的性格。

　　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开平煤矿要修铁路的事没过多久就传到了京中，总理衙门来函让李鸿章确切回奏。于是他上奏说，修的是铁路不假，但并没有跑火车的打算，而是准备用骡马拖拉。因为铁轨平整，畜力拖拽要比寻常的木车拉得多且跑得快，因此暂称之为“快速马路”。

　　总理衙门其实也并不想较真，只要把参奏人的嘴巴堵上也就算了。李鸿章却觉得有些憋气，好好的一件事情却总是不能获准，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决定再次上奏，要求朝廷大办铁路。不过幕僚们却认为他再上奏并无益处，因为朝野上下人人都知道李中堂热衷于大办铁路，觉得外国人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李鸿章想想有道理，现在极力赞同修铁路的封疆大吏不过五六人，但如果有更多的人奏请修铁路，朝廷就不能不考虑。可应该让谁来上奏呢？这时候一个最恰当的人出现了——淮军大将刘铭传。

　　刘铭传跟随李鸿章平定捻军后，又被朝廷调往西北驻军陕西，听从左宗棠指挥作战。左宗棠是唯我独尊，且对淮军向无好感，而刘铭传也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脾气，两人无法相处，刘铭传三番五次上奏，说自己旧伤复发，且经常头痛，要求回籍养病，并推荐前陕甘提督曹克忠统率铭军。朝廷给假三个月，谁料刘铭传刚回肥西刘老圩，部众就哗变了，两万余人溃散大半。朝廷大怒，刘铭传、曹克忠都被革职，李鸿章推荐刘铭传的族侄刘盛藻统带铭军。刘盛藻带兵有声有色，朝廷很满意。西北平定后，铭军又被调回直隶布防，仍然由刘盛藻统领。这下刘铭传着急了，托李鸿章、刘盛藻以及袁保恒等人恳请朝廷复他的职。朝廷知道刘铭传有些桀骜不驯，因此有意冷淡他，一直没给他复出的机会。中俄关系因为伊犁问题紧张后，要求起用能征善战者的呼声渐起，张之洞上奏请刘铭传、鲍超等宿将出山备战，李鸿章也乘机上折，于是朝廷召刘铭传进京，计划让他带兵到张家口外备防。

　　刘铭传于十月二十二日到达天津，到驿馆安排妥当，立即派人到总督署投递拜帖。李鸿章传出话来，晚上请他小酌。所谓小酌，其实菜肴非常丰富，陪客除了李鸿章幕僚中刘铭传的旧相识三四个人外，特意还让薛福成作陪。

　　几杯酒下肚，座中气氛热闹起来，李鸿章突然问道：“省三，老毛子口气一直硬得很，又是派舰队又是调陆军，听说西北陈兵两万多，又要调两万人到东面边界来。朝廷大约有让你带兵的意思，你怕不怕老毛子？”

　　“打了半辈子仗，还从来没怕过谁。”刘铭传语气有点不屑。

　　“不怕就好，省得人家说咱淮军承平日久，将官都贪生怕死。”李鸿章乘机激将。

　　刘铭传是一点就着的脾气：“这是谁瞎说八道，谁要这么说，我非赏他一个耳刮子。”

　　“省三还是一腔好血气。不过敢不敢打是一回事，能不能打又是一回事。我问你，如果朝廷让你带兵，把济宁的铭军调到张家口，你要多长时间？”李鸿章先赞后问。

　　刘铭传弄不清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便老实回道：“按咱淮军的老规矩，步步为营的话，每天只能行六十里，那总要个把月。”

　　李鸿章感叹道：“是啊，就是急行军也要小二十天。可是如果有铁路那就不一样了，铁路一天的行程，顶大脚板走十天。”

　　“可不是嘛，如果要是有条南北铁路，我从合肥进京就不必坐轮船绕这么大个圈子。”刘铭传当年跟随李鸿章进上海，他的铭军最早请洋教官，最早配备洋枪洋炮，因此才成为淮军中的精锐，他本人对洋人的东西向来感兴趣，“现在运河几乎不能正常通航，漕粮全靠海运，如果沿海起了战事，漕粮怎么运？如果沿运河修一条铁路就好，海运不通，可以靠铁路北运。”

　　“说得好，省三处江湖之远却未忘国事。干一杯！”李鸿章一拍桌子，干了杯中酒，亮杯给众人看，“铁路不仅可以运漕粮，更可以运兵。如果南北洋有铁路相连，南洋有警就可运兵南洋，直隶有警就可运兵北洋，岂不是一万人可抵两万人用？而且兵贵神速，早一步就多一份胜算。老毛子为什么调兵那么快？他们铁路西边已经修到浩罕国了，东边则在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线，据说他们要一直修到海参崴，真到那时候，老毛子要在中俄边界布兵，实在太容易了。”

　　“铁路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我这十年闲居，曾经三次到上海，说起当年的吴淞铁路，他们还念念不忘，并无百姓以破坏风水为由极力阻拦。”刘铭传又开始感叹。

　　“这些话都是那些老顽固借百姓的口来达到他们阻挠铁路的理由。省三，你向来公忠体国，最顾大局。你这次陛见，中外瞩望，你若能趁机提出一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建议，则是锦上添花。”

　　“大帅的意思，是让我奏请朝廷大办铁路？”刘铭传明白了李鸿章的意思。

　　“我只是个建议，不能打乱了你的安排，军务之外，如果就铁路向中枢进言，当然求之不得。我屡次奏请朝廷办铁路，朝廷已不胜其烦，有你来提，比我强之百倍。”李鸿章知道刘铭传向来有主见，当然不能表现出强迫他的意思。

　　“那我就上个大办铁路的折子，只是我对铁路只知皮毛，大帅得派个人帮我弄折子才行。”刘铭传一口答应。

　　李鸿章指着薛福成道：“眼前就有一个，叔耘对铁路、电报、铁甲舰等都有研究，可以让他给你打下手。”

　　“我这次回籍丁忧路过上海，谈及铁路，上海绅商无不盛赞其便。刘军门这次进京，真应该把铁路的实情上达天听。薛某不才，愿意效劳。”薛福成站起来拱了拱手。

　　“好得很，有你如椽大笔，我就放心了。”刘铭传一拍大腿，表示要在天津驻几天，等把铁路的事情弄明白了，带着折子进京。

　　大员进京陛见，却在天津逗留，为了防备有人说闲话，李鸿章又建议道：“省三，你的眼疾还没有痊愈，天津有个很好的西医，已被我聘为家庭医生。光绪五年内人也是得眼疾，中医束手无策，西医药到病除，你不妨试试。”

　　刘铭传自然是一口答应。他在天津一边请西医看眼睛，一边与薛福成商讨奏折。刘铭传军旅出身，当然要从军事着眼，“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而大清地域广阔，海岸线长，筹兵设防尤其需要铁路，“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而且对邻国也能起到震慑作用，“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刘铭传提出了一个雄伟的铁路建设计划，先建南北铁路网，南路二条，一条由江苏的清江浦经山东达京城；一条由汉口经河南达京城；北路由京城往东北至沈阳，往西通到甘肃。考虑到财力不及，可先造清江浦至京城的铁路。筑路资金也可借洋债，将来拿铁路上赚的钱还债。他对这个折子很满意，如果朝廷照准，铁路大业将有他刘铭传不可抹杀的重重一笔。李鸿章看了之后也说道：“省三，如果朝廷准了你的折子，以后你未必非要去带兵，来当铁路总办也好得很。”

　　五天后，刘铭传带着折子进京，到东华门外的贤良寺住下后，立即亲自去外奏事处递折子。

　　此时，京中的形势略有变化，因各国公使都要求免去崇厚的罪名，到俄国谈判的曾经泽也拍了电报，表示免去崇厚的罪名有利于他在俄国谈判。于是朝廷发布上谕，崇厚无罪开释，中俄间的关系便有了缓和的迹象。慈禧因为薛福辰开的药方对症，身体日见好转，精神头也好，又听说刘铭传外号刘麻子，有意看一下他的麻脸，所以亲自召见。

　　召见的时候，慈禧问了刘铭传的眼疾，又问了一路上情形，又说了国家多事之秋，希望他勇于任事。前后不到两刻钟，就让他跪安了。刘铭传有些失望，他是怀着复出的热望进京的，两宫却闭口不谈他的安置。到了下午有太监传旨，刘铭传任兵部侍郎。这也不如刘铭传的意，他的期望是能够出任一省巡抚，或再差一点，复任他的直隶提督一职也行。倒是他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很快就发下，“着李鸿章、刘坤一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李鸿章、刘坤一还未收到朝廷的上谕，就有人上折反对修筑铁路，此人是内阁学士张家骧。

　　张家骧，浙江人，是两朝帝师，与翁同龢、李鸿藻关系十分密切。李鸿藻是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刘铭传的折子他自然在第一时间内知悉。今年以来，又是购铁甲舰，又是办电报，如今刘铭传又提出这样庞大的铁路计划，银子从哪里来？借洋债的话好说不可做，左宗棠西征先后借洋债数千万两，如今再借洋债，朝廷脸面何在？而且让洋人窥破朝廷的虚实，岂不更起凌辱轻慢之心？这还只是其一，如果如刘铭传所请，修筑从清江浦至京城的铁路，那么运河势必迅速萧条，靠运河谋生的人数十万生计无着，将是极大的隐患。

　　李鸿藻这番担忧首先说给翁同龢，翁同龢也深以为然，而且他还有私心在里面，李鸿章当年凭一纸奏折，弄得大哥翁同书险些丢掉性命，后来虽然以革职了事，可老父又气又急不久病逝。这番私怨终生难了，因此他几乎本能地反对李鸿章。如此庞大的工程，其中有多少可以入个人私囊？但翁同龢城府极深，再得意也不忘形，仇人面前也可淡然从容，因此他绝对不会上奏反对刘铭传。他的办法是把这番牢骚说给同为帝师的张家骧，张家骧一直羡慕张之洞等清流干将一折上而天下传诵，一直在寻找机会一展他的才华，而反对修铁路便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张家骧的奏折一上，立即发下，请李鸿章阅后一并复奏。

　　李鸿章接到朝廷的上谕，决定好好筹划一下，争取开启铁路先河。他预料到定会有人反对，没想到张家骧上折如此迅速。奏折开篇便指责刘铭传，说他请造铁路是“张皇喜事，诱言乱政”。他认为修筑铁路有三弊：一是引洋人觊觎，“溯自各国通商以来，凡海口有码头地方，洋人无不盖造房屋，置买地基。清江浦乃水陆通衢，若造成铁路，商贾行旅，辐辏骈阗，必较之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工于贸利，其从旁觊觎，意想可知。虽该处无设立码头条约，而未必能禁其往来，设或借端生事，百计要求，则将何以应之？利尚未兴，患已隐伏。”二是引发争端，“自清江浦至京相距一千数百里，田亩、屋庐、坟墓、桥梁无数，开造铁路，将于阻隔之处一律平毁灭乎？”而且铁路与官道并行，“拥护磕碰，在所难免，伤人坏屋，易起争端。”三是夺轮船招商局之利，导致招商局营业不振，所购轮船，将归于无用，“虚糜钱财，赔累无穷”。最后他请求朝廷“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

　　李鸿章把薛福成叫来商议复奏的事情，把张家骧的奏折抄件一并交给他道：“张某人所奏，真是杞人忧天。第一弊说是洋人觊觎，按他的意思，一个地方富庶了，洋人就觊觎，按他的逻辑，那是不是为了不让洋人觊觎，大清就该处处是穷乡僻壤，真是岂有此理。为了预防外敌，而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古往今来，从无这等治国之道。第二弊说易起争端，兴一个工程，自然要占部分民田，搬迁部分房屋，关键是要看利大还是弊大，如果怕争端，那就什么事情也不干好了！第三弊说会夺了轮船招商局的生意，轮船招商局主要走沿海沿江商埠，铁路完全走内陆，如何说得上夺招商局的生意？这些意思，你都在折中一并驳了。叔耘，言路反对修铁路，往往以祖宗之法来反对，借‘道义’的名义说事情。其实无论是祖宗还是圣贤，都没有反对国富民强的，你要在这个方面下点儿功夫。至于铁路的好处那就多了，比如可以运兵，有利国防；可以沟通南北东西物流，从前运不出的土货运得出去，就能卖个好价钱，便是有利民生；一旦发生灾荒的时候，可以把全国各地的粮食很快运去赈灾，丁戊奇荒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剧就不会重演。”

　　薛福成笔走龙蛇，记录李鸿章的意思。

　　“叔耘，起草这个奏稿，你的心思要脚踏两条船。一会儿你是反对修铁路的人，你就尽力去想我为什么反对，一会儿你又要是支持修铁路的人，想出理由去反驳掉他反对的理由。”李鸿章把水烟抽得咕噜噜响，向空中缓缓吐出一口，看着那个椭圆的烟圈变为不规则，最后淡化无影，他这才回到自己的思路上，“有些事情想当然不行。早年的时候，我也曾经想，铁路不能修，一修铁路，火车一通，可抵成千上万的小推车，那成千上万的小民不就会失业吗？后来我一想不是啊，因为火车运力大，所以要有更多的小车把车站周围的东西运过来呀，这不但不夺小民生计，反而是给小民更多的机会。从前几个月才能运出的东西，如今一列火车就可以运出，而且运费要比小车便宜。从前你的土货靠小商贩来贩，十担可能只运得出四五担，如今有了火车，你十担都可以卖掉，你说这是不是对小民生计有利？其实一句话就说得明白，如果火车是夺民生计，与国计民生无利，那么最贪财好利的洋人为什么要大修铁路？他们难道单单在这件事情上头脑发昏，赔本赚吆喝？绝对不可能！”

　　薛福成点头赞同：“对，就这一个理由就可以驳倒他们。”

　　“还比如，有人担心铁路会被洋人利用，无异于开门迎盗。这话更加大谬不然，铁路控制在我们手里，岂有我无力控制而任由外敌借此铁路驰骋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强，即便不造铁路，外敌岂不同样还是会在我国内逞强？三十几年前，林文忠在虎门销烟，那时候并没有铁路，洋人不照样是打上门来？”

　　刘铭传在京中甚感无聊，于是出京到天津来，抽空就与李鸿章谈铁路的事情。这样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到了光绪八年十二月初正式复奏。

　　清议论事，动辄就以违背祖宗成法为借口。李鸿章的奏折便以此入笔，说明修铁路与古代圣贤所为一脉相承，先堵清议的嘴巴，“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揖，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自是四千余年以来，东西南朔，同轨同文，可谓盛事。迄于今日，泰西谙国，研精器数，创造火轮舟车，环地球九万里，无阻不通，与古圣所制舟车而便民用一脉相承，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

　　接下来说明铁路是西方各国日趋富强的重要原因：“法、美、俄、德诸大国相继经营，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由是欧美两洲，四通八达，为路至数十万里，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而后说明俄日两国，敢于轻视大清，就是因为其铁路发达。

　　然后说明铁路有九大利处，比如有利于交通，便于货畅其流；运兵、运粮便捷，有利于军事，也有利于救灾；京城偏居北方，铁路一开，便于控制全国；便于邮递信件、运输矿产；便于百姓出行，无旅途劳顿、盗抢之险……接着对反对修铁路的理由一一辩驳。驳斥修铁路会被敌利用，是这样说的，“铁路在我内地，万一有警，坏其一段而全路皆废，扣留火车而路亦无用。数十年来，各国无以此为虑者，客主顺逆之势然也。”驳斥铁路会夺小民生计，是以英国为例，“英国初造铁路时，亦有虑其夺民生计者，未几而傍之要镇，以马车营生者且倍于从前。盖铁路临大道，而州县乡镇之稍僻者，运客送货，则赖马车民夫，贸易因铁路而繁，车马亦因铁路而增也。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视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沿路增开商铺旅店，需人更众，故有铁路一两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是增生计而非夺民利也。”

　　对刘铭传借洋债修铁路的建议也大力支持，认为将来以铁路赢利还债并非难事。同时提议沿铁路线广开煤铁，以扩大利源。最后则建议，授以刘铭传铁路督办之任，因为刘铭传不但英气迈往，能膺艰巨，而且其旧部驻防直苏两省，不下万余人，可以帮同筑路。

　　最后专门针对清议的阻挠阐明自己的意见，希望朝廷能坚持定见，尽快决断。当然，他并没有一味指责清议，而是欲抑先扬，“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用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臣知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恭亲王认为李鸿章的回奏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明白，利弊分析得十分透彻，铁路值得大力兴办。但李鸿藻却不这么认为，他回到弘德殿还是一脸忧戚的表情。翁同龢见状问道：“中堂心里有事，这样不痛快？”

　　李鸿藻叹了口气道：“李鸿章的复奏到了，他支持刘铭传修铁路，真是不遗余力。”

　　翁同龢并不意外：“原来修铁路的提议就是少荃的主张，他无非是借刘省三来说事罢了。”

　　“叔平，我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只要是洋务事业一概反对。可是修铁路这事，我实在是觉得不合时宜。李少荃用心，全在谋利上。圣人教诲，君子当重义轻利。如果谋利钻营之风盛行，我担心人心不古，国家危难的时候，谁还肯慷慨赴死？如今列强环伺，如果朝野都是名利之辈，纵然有洋枪洋炮铁甲铁路又有何用？我担心长此以往，种瓜得豆，为的是洋务自强，到头来却是自毁长城，口口声声是利国利民，到头来却是卖国害民。”

　　“李少荃行事，最惯于打着利国利民的旗号，仿佛全大清只有他知道爱国。反对他的人，又何尝不是爱国？你说这些年来，从倭相到中堂，再到清流后辈，哪些人是为私利？就比如说修铁路，让他修不成，我们又能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到。我们所争，也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大计。”翁同龢擅长讲大道理。

　　“在洋务上我不在行，真正是孤陋寡闻，所以想反驳也驳不倒他。他只要一句话：外国如此如何，我便无话可说。少荃在见识上，的确比我们要广得多。”李鸿藻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

　　翁同龢提建议道：“中堂，我们没有见识，可以找有见识的来说话，李少荃动不动以外国情形来说事，我们也找出过洋的来说话。”

　　“你的意思，是让刘云生上折子？”

　　“正是，云生出过洋，可是他对洋人那一套，别有见解。”

　　刘云生就是刘锡鸿，他一直反对效法西洋，出洋数年并未对西洋文明深入思考，只是增加了反对洋务的资本。他还写了一本《英轺私记》，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相反，他认为中外国情不同，大清不应当效法西洋。回国后他任通政使，在清流中以懂洋务著称。

　　李鸿藻对刘锡鸿偏执的性情并不欣赏，稍做犹豫后道：“叔平，你和云生相熟，你不妨稍稍向他透露一下，听听他的意思。”

　　下午散值后，翁同龢换上便服，到刘锡鸿家里去拜访。两人虽然算得上熟识，但翁同龢亲自上门，却是头一遭。两人一见面刘锡鸿就受宠若惊道：“翁师傅怎么有空到寒舍来？有事招呼一声我去府上拜访就行。”

　　翁同龢谦虚道：“云生说哪里话，我如何敢招呼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天向你请教来了。”

　　“岂敢岂敢，翁师傅有何吩咐，但请吩咐。”

　　“我的确是请教来了。云生，你是出过洋的人，见识过洋人的火车，你也知道前些日子刘省三上折子请造铁路，李少荃上折支持，列举了修铁路的种种好处。我对洋务一窍不通，所以向你求教。”翁同龢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

　　“铁路不适合大清国情，不应效法。我从前如此说，现在仍然坚持己见。不但铁路不应效法，就是轮船、电报、工商，也都不应东施效颦。”刘锡鸿也是一语就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翁同龢有些疑惑地问道：“李少荃的意思，外国之所以日臻富强，完全是因为举办铁路、轮船、电报的原因，云生为什么说不应效法？”

　　“中外国情不同。外国人口少，所以要靠机器来代人工。大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用机器便可百货充盈，所以不必造机器。在外国采用机器可补人工之不足，在大清采用机器则可夺小民生计，在西洋为利，在大清则为弊。”

　　“云生见识的确不同凡响。不过，李少荃一再说明修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而且列举九大利处，似乎颇有道理。”

　　“那是他想当然，在我看来，铁路火车于我大清只有百弊而无一利。”于是刘锡鸿一条条分析铁路的害处，说得也是头头是道，“翁师傅，这些还都是细枝末节，修铁路不可行，还在于中西立国之道不同。我给翁师傅讲个故事——也不是故事，而是我的亲身经历。”

　　这是刘锡鸿驻英期间，一位“波斯藩王”曾问他中国为什么不制造火轮车。刘锡鸿以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目前，我们大清国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数万里。”

　　“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历代圣人以为，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闻言，翁同龢由衷赞道：“云生将正人正心喻为火轮车，真正是恰当无比。如果朝野上下人心皆正，何须火车轮船。如果人心不正，火车轮船又有何益？”

　　“这番议论就连波斯藩王也是大为赞同，他说今日领教了，中国不愧是泱泱数千年文明大国。”刘锡鸿颇为得意。

　　“云生不愧是出洋的钦使，眼界的确不同。我如果有云生的这番见识，必定上折与他们理论一番。”翁同龢也十分赞同。

　　“我正有此意，翁师傅瞧好了，我折子一上，必驳得他们无话可说。”

　　很快刘锡鸿《罢议铁路折》递了上去，他认为“铁路实西洋利器，断非中国所能效仿者”“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总结起来，主要有这些意思——如果铁路畅通，大清险要之地都将丢失，外敌就可以**，洋人就可由铁路进入内地城乡；修铁路需要购买外国器材，从而将会导致白银大量外流；火车运费昂贵，运费加入货价之内，就会造成物价猛涨；丝茶为大清主要出口品，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大增，丝茶价格必将下跌；现今国库空虚，民力贫弱，百废待举，修筑铁路需要巨款，目前财力根本无法负担。他提醒朝廷说：“我大清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倘若骤加焚凿，恐会惊耳骇目，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洋人为名，引众人以作乱。”

　　顺天府丞王家璧正在病中，也抱病上折反对，“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他反驳李鸿章修筑铁路与圣贤一脉相承的说法，“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愿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如织布、挖河等事，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夺之不已，又穷其巧而为铁路，非外夷之垄断哉？”他的结论是：“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不言利者也。议者欲以铁路行之中国，恐捷径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倡修铁路，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

　　而至关紧要的南洋大臣刘坤一的复奏，也并不支持现在修铁路。他担心修筑铁路有妨民间生计，减少税厘收入，希望朝廷“将一切利弊，逐细推求，先行勘踏道路，核明造路行车有无不妥，收税还款有无把握，参酌异同，权衡轻重”。

　　这些折子递到朝廷时，已经是腊月底，朝廷各衙门早已封印不再办公，因此要到元宵节开印后再议。而沈桂芬没有挺出正月，于初九去世。恭亲王痛失一条洋务臂膀，又见这么多人反对，便打不起一力支持的精神头。元宵节后他与军机及总理衙门大臣商讨，大家都表示暂时不宜强修。

　　慈禧听了之后道：“李鸿章、刘铭传他们提议修铁路也是为了大清，只是这么多人反对，朝廷不能不慎重。我倒不担心别的，最担心的是如果一造铁路，有碍小民生计，他们铤而走险，伏莽再起，实在得不偿失。此事不宜久拖不决，你们拟旨吧。”

　　恭亲王散朝后回府，连口茶还没喝，又有太监传旨，让全班军机进宫。原来是曾纪泽经过半年谈判，终于迫使俄国让步，同意修改崇厚签订的条约，双方重新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恭亲王一班人赶到时，慈禧太后已经挂起地图，对照条约在那里研究。

　　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赔款增加了四百万卢布（二百多万两白银），但在界务和商务方面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利权。界务方面，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商务方面，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由七处缩减为两处；中俄陆路通商则减少了嘉峪关至汉口一条；水路方面关于俄轮沿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的专条被删除了。

　　对这个条约，慈禧很满意：“曾纪泽不愧为忠臣之后，虎口夺食，能收回这些利权，着实不易。”

　　恭亲王恭喜道：“总是太后识人之明，曾纪泽与俄人谈判，进退有据，不卑不亢，就连俄国公使也是称赞有加。”

　　李鸿藻也在一旁附和道：“左宗棠也是功不可没，曾纪泽能够与俄人力争，也是有左宗棠陈兵西北做底气。”

　　“不错，左宗棠功不可没。”慈禧也点头称赞。左宗棠奉诏入京，再有七八天就到了，“左宗棠是于国有大功的人，不能亏了他，沈桂芬病逝，左宗棠正好入军机和总理衙门大臣，他是知兵大员，就让他任兵部尚书好了。”

　　左宗棠的安置，慈禧未与军机商议，便一语定乾坤，可见已经深思熟虑。好在与军机们的意见并无出入，只是这苗头不好。慈禧病了近一年，经过薛福辰的精心调治，她的身体已大为好转，因此从年前就几乎天天听政，而复出后的最大变化，就是独断的时候居多，有时候军机的意见连问也不问。恭王心中默想，总要有个时机提醒一下，不能让她只手遮天。

　　曾纪泽改约成功，收回利权，很快在京中传开了，当晚京中鞭炮声响个不停，有人特意在俄国使馆前大放二踢脚，以示庆贺。

　　而刘铭传的心情却十分不爽，他奏请修铁路的事情“着毋庸议”，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他到京城本来是为重新带兵，因为中俄一直在谈判，因此也未成行，如今中俄关系已经缓和，更不需要他带兵了。而他避之犹恐不及的左宗棠已经确准出任兵部尚书，他当这兵部侍郎还有什么劲？因此，他以眼疾复发为由，力辞侍郎一职。朝廷一点挽留的意思也没有，立即准了，并赏他四两人参。京城于他如浮云！他一天也不愿在京城逗留，骑马赶往天津，向李鸿章辞行。

　　李鸿章心情也很差，两个老搭档关在签押房发牢骚。李鸿章拍着椅子扶手道：“当今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唯独我们坚守祖宗成法，即使败亡灭绝而不后悔，真不知是天意还是人祸！”

　　刘铭传也叹气道：“我在京中这几个月算是看明白了，如今天下，是一个人拉车，四个人掣肘，六个人看热闹。大帅何必生闲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轻轻松松当你的直隶总督算球，让他们穷折腾去吧。”

　　“曾老师常对我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积贫积弱如此，让我装糊涂，办不到。”李鸿章叹息连连，像对刘铭传说话，又像自言自语，“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只愿当路大君子，能够引导君父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图虚名而忘实际，勿只顾眼前而忽远图，若能如此，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正在开平修铁路的唐廷枢也听到了朝廷不准修铁路的消息，他怕继续修铁路会给李鸿章带来麻烦，于是以报告煤河进展为由来到天津述职：“煤河的进展很顺利，雨季前一定能够挖通。”

　　李鸿章点了点头，还问道：“这样最好，不然雨季一到，施工是个麻烦。铁路修得怎么样？雨季前也能完成吗？”

　　“应当差不多，路基已经完成，铁轨、道钉、车厢已经全部运到。听说朝廷否决了刘军门的铁路计划，开平铁路继续修下去，会不会有麻烦？卑职有些拿不准，特来向中堂请示。”唐廷枢小心翼翼地应道。

　　李鸿章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不肯担责任，怕麻烦就来向他请示，他的火不由得就冒起来了，竖起眼睛道：“有什么麻烦？没有麻烦的事何需你我来做！朝廷说的是刘省三的折子着毋庸议，没说开平的铁路也不能修。再说，开平修的是‘马路’，与铁路有何相干？”

　　说开平修的“马路”与铁路不相干，这是自欺欺人，唐廷枢意识到李鸿章误会他了，以为他是不敢担责，连忙解释道：“工程一直没停，卑职不怕担责，但怕给中堂惹麻烦。”

　　“有什么麻烦？我何时怕过麻烦？”李鸿章气呼呼道，“景星你只管修你的路，有啥麻烦我来顶。我李鸿章没别的长处，就是个子高，敢担是非。我告诉你，等你的铁路修通了，我还要亲自去坐坐火轮车。”

　　因为经费不足，又因为李鸿章曾向朝廷解释，开平修的虽然是铁路，但将来并不跑火轮车，而是用骡马拖拉，所以机车没有预定。李鸿章要亲自坐坐火轮车，到时候让他上哪里坐去？唐廷枢撒谎道：“洋人的火轮车一时恐怕到不了，因为洋人国家大造铁路，火轮车的订单排得太满。”

　　李鸿章反问：“你不是说，英国的工程师自己要造一台火轮车吗？”

　　英国工程师金达利的确在试造机车，他用的是一台卷扬机上的锅炉，车架则是借用唐山煤矿第一号竖井的架子。他能不能造得成哪能说得准？于是，唐廷枢模棱两可道：“他的确一直在试制，只是不知道造得成造不成。”

　　“洋人说话办事向来一是一二是二，他既然说造得出来，就能造得出来。你回去告诉他，铁路竣工的时候我要去坐火轮车，让他赶紧造。”李鸿章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见面。

　　这次进天津唐廷枢碰了一鼻子灰，他本是好意，却难免留给李鸿章一个胆小怕事的印象，所以不敢耽搁，回到唐山就过问金达利自造火车的事情。金达利听说李鸿章要坐他造的机车，很激动，打包票说一定能造得出来，只是要多派几个人给他当助手。

　　“六月九日是乔治·斯蒂芬森诞生一百周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最好我们的铁路能够在那天举行开通仪式。”金达利建议道。

　　唐廷枢问道：“你说的是你们西历，还是我们大清的皇历？要是西历，那太紧张了，还有不到三个月，你能造得出来吗？”

　　金达利打包票道：“我不吃不喝不睡也要造出来，不然铁路竣工，却没有机车可用，实在没有意思。”

　　“你想赶这个日子我不反对，不过暂时不能告诉李中堂，如果到时候你造不出来，我就抓了瞎。”唐廷枢不置可否。

　　三月十一日下午，李鸿章得到密报，说慈安暴亡。密报很简短，只知道慈安大约十日早上得病，当天晚上便暴亡，详细情况不得而知。李鸿章大为诧异，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慈安有什么大碍，倒是慈禧太后病了一年多。

　　因为没有接到上谕，他不能贸然行事，实在也无事可行。不过，直隶与京师唇齿相依，京中一有风吹草动，直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京中每有重大事件，直隶都是严阵以待。因此他密令直隶各军严守营盘，哨官以上一律归营，任何人不得请假。

　　隔了一天，李鸿章收到慈安崩逝的内阁明发上谕，于是他奏请入京叩谒梓宫，两天后旨准。三月二十四日他到了京城，照例入驻贤良寺，第二天见起，第二起就是见李鸿章。慈禧一脸憔悴，问过路上情形，又叮嘱他直隶非比寻常地方，一定要对各军严加约束。李鸿章将他的部署简要回奏，盼着慈禧能说起修铁路的事情，他好借机进言。可慈禧一脸倦容，无意多问，她知道直隶军务李鸿章已经有所部署，也就放心让他跪了安，前后不到一刻钟。

　　下午，恭亲王家仆前来送信，邀请李鸿章晚上到府里吃便饭。地方依然是恭王府中那座中西合璧的小楼，西洋式厚木门一关便成一间密室。上次两人在此相聚也是国丧期间，弹指一挥已经七年。这次与上次不同，都是国丧，恭亲王却显然比上次悲伤得多。他向李鸿章简单介绍了慈安崩逝的过程：三月初九日早晨还召见军机，十日早晨传出话来，微感风寒，未见军机，到了中午就神志不清、牙紧。下午五点则已药不能下，晚上八点就崩逝了。

　　“少荃，人人都知道两宫并尊，主政的是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伴食而已，其实大错特错了。母后皇太后真是大智若愚，她不过是不热衷罢了。当年诛胜保，重用你老师曾国藩，包括你和季高等人，都是母后皇太后拿的大主意。至于诛杀安德海，全是母后皇太后乾纲独断。纳阿鲁特氏为皇后，停修圆明园，也都是母后皇太后极力促成。”正如恭亲王所说，外间的确都只知有慈禧，不知有慈安，其实在大事上，慈安并不糊涂。而且他从恭亲王语气里听出，关键时刻母后皇太后其实是他最大的支持者。果然，恭亲王又说，“还有我每次遇到委屈，也都是母后皇太后主持公道。”触动了伤心处，恭亲王闭着眼摇头，不让泪涌出来。

　　见状，李鸿章劝慰道：“王爷，请节哀顺变。”

　　“少荃，往后办事，恐怕更难了。”恭亲王拍了拍李鸿章的手。

　　“王爷，您也不必过于气馁，该办的事还是要办，比如修铁路。”

　　修铁路的话题，真是说来话长，屈指算来，上次也是在这里，李鸿章请恭亲王拿出决心来修铁路，当时恭亲王说就是两宫亦不能决此大事。七年过去了，刘铭传修铁路的提议又被否决，想起来真是令人窝火。不过李鸿章理解恭亲王的难处，如今看他辫梢已经斑白，更不忍强求。

　　“少荃，此事暂时恐怕没有转圜余地，刚刚着毋庸议，如何能朝令夕改？”

　　李鸿章的意思，能否先把开平煤矿运煤的铁路修起来？可恭亲王也不敢答应，因为当时说得明白，虽然铺铁轨，但并不跑火轮车，到时候你却又让火轮车跑起来，这怎么解释？

　　李鸿章觉得恭亲王已无当年的果敢，便无心再深谈铁路。但两人需要谈的事情还很多，等李鸿章告辞时，已近晚上十点。

　　第二天下午，醇亲王又请李鸿章。李鸿章知道醇亲王以知兵自居，因此与他大谈军事。又从军事谈到火车铁路，醇亲王听不太明白，但觉得李鸿章说得有道理。不过，要让他转而支持修铁路，他也不能痛快答应，因为清议大都反对，他同恭亲王一样，十分在乎清议的意见。

　　“王爷，我在开平修的运煤铁路，到时候用火轮车运煤，这件事无论如何您要支持。”李鸿章的语气与其说是恳请，不如说是逼迫。

　　醇亲王与恭亲王性格略有不同，他多少有些武夫的直率，见李鸿章说得恳切，便不忍拒绝：“少荃，到时候你若遇到麻烦，我一定会出头说话。”

　　有这么一句保证，李鸿章就满足了。出醇王府大门的时候，李鸿章心里感叹，要讲有担当，如今倒是这位七爷胜过有贤王之名的恭亲王。

　　金达利要主持修筑铁路，还要制造机车，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西历六月初，唐廷枢再次到天津向李鸿章汇报铁路的进展情况：“中堂，十九里的铁路已经修完，而且金达利自造的火轮车已经在夜里偷偷试过几次，一个小时大约能跑三四十里。金达利还说，西历六月九日是洋人斯蒂芬森的一百年诞辰，铁路就是斯蒂芬森发明的，他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日子，希望能在那天举行通车仪式。”

　　“可以。这个日子有纪念意义，那天皇历是什么日子？”李鸿章点了点头。

　　“五月十三日，还有八天。”

　　“好，我前一天晚上赶到，参加第二天的通车仪式。你告诉洋人工程师，让他把火轮车弄好，别到时出了洋相。”

　　这件事一定下来，总督府就忙起来。老百姓走个亲戚还要仔细收拾一下，何况是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出行？吃喝拉撒、行辕安全、典礼仪式，一大堆事情。于是李鸿章幕府人员分为两路，一路到开平去现场安排，一路在天津准备，真是忙得脚后跟踢着后脑勺。

　　开平矿务局与丰润、滦县都有关联，因为唐山、林西两个矿井都在滦县的地面上，而运煤河却要经过丰润，因此两县都争着请李鸿章将行辕设到他们那里。李鸿章爱面子，到州县巡视后总要拨一笔款子下来，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因此州县都你争我夺。最后商定的办法是，十二日先驻丰润，十三日通车典礼后再去滦县住一天。

　　十三日的通车典礼非常隆重，唐廷枢特意请了礼炮队、龙狮队，李鸿章及直隶藩台、臬台、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英国工程师金达利同时剪断红绸，礼炮轰响，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龙狮狂舞。机车上的大红绸由李鸿章和唐廷枢同时揭下来，金达利与大清工人自造的中国第一辆火车机车“中国龙”号展现在众人面前。

　　李鸿章饶有兴趣地围着机车转了一圈，唐廷枢紧跟其后，为他介绍。

　　这台机车车身长十八英尺，约合五点七米，有三对动力轮。金达利为这台机车取名“Rocket of China”，意思是“中国火箭”，这是仿照斯蒂芬森制造的第一台机车“火箭”号而命名的。不过参与制造机车的大清工匠们并不喜欢这个名字，他们在车头两侧各镶嵌了一条铁皮制作的龙，并涂以银粉，十分醒目，他们把它称作“中国龙”号机车。

　　“好，叫起来响亮。景星，大清第一辆火车就叫‘中国龙’号。”李鸿章十分赞同。

　　机车后面，拖挂了一节临时改造的客车厢，是将火车厢的铁板折下，四周围以栏杆，为了防备下雨，又将其中一半架上遮雨罩。今天天气非常好，李鸿就站在外面，随行十余人站在他身后。金达利亲自驾驶火车，他拉响汽笛，算是即将启动的信号。

　　突然脚下猛一摇晃，众人的心都提起来，随后车厢开始移动，随着哐哧哐哧的声响，火车跑得越来越快，喷出的蒸汽不断从脸前拂过。为了安全，也为了好看，号衣簇新的淮军站在铁路两边，真正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十米开外站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百姓，他们不断向着火车摇手，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孩子们更如过节一般，拍着手直跳。李鸿章被人们的情绪感染，也连连向人群招手。

　　大约跑了六七里路，火车逐渐慢了下来。这是事先商量好的，因为担心火车半路抛猫，因此只跑一半路程就向回返。等火车彻底停稳了，唐廷枢请李鸿章及众人下车稍作休息。

　　李鸿章打头，众人鱼贯下车。这里摆了一溜长条案，上面摆放着茶水、酸梅汤和切好的西瓜。早有干净利索的听差向李鸿章敬茶，李鸿章接到手里对众人道：“大家都喝茶。”

　　这下不用客气了，众人喝茶的喝茶，吃西瓜的吃西瓜。这时有个年轻人硬往里面闯，被两个淮军死死拦住。

　　“后生，你有什么事情？”李鸿章招招手，又对带头的淮军说，“没事的，你让他过来回话。”

　　那个年轻人被带到跟前，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浓眉大眼，毫不怯人：“大人，我看您是这里面最大的官，我也想坐坐火车，行不行？”

　　李鸿章指着唐廷枢笑着道：“县官不如现管，我官虽大，可这条铁路是他说了算，他说行就行，说不行我也不能逼他。”

　　小伙子很机灵，转而求唐廷枢道：“大人，这位老大人已经同意了，求您也答应了吧？”

　　“唐大人，给我个面子，就让他坐坐你的火车。”李鸿章也对唐廷枢开玩笑。

　　唐廷枢对小伙子笑道：“你小子倒是挺机灵，中堂大人准了，你就坐车去吧。不过回来可没人管你了，要靠你两张大脚板。”

　　小伙子高兴地应了一声，立马爬到火车上，仿佛怕唐廷枢反悔。

　　李鸿章又越过淮军的警戒线，对人群里的一位白胡子老人道：“老人家，看起来你身板好硬朗，你多大年纪了？”

　　“六十了。”老人对自己的身子骨很满意，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说，“我是自己跑来看火车的。”

　　“哦，那你怕不怕火车？反对不反对通火车？”李鸿章来了兴致，随口问了起来。

　　老人毫无忌讳道：“你这当大官的都不怕，都敢坐，我一个平头小百姓有嘛好怕的？自打修铁路起，我已经来看了好多次了。”

　　李鸿章又问：“你们村里的人，反对不反对修铁路？”

　　“干吗反对？大家都盼着铁路能通到天津卫，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坐火车逛逛就好了。”

　　李鸿章笑道：“好啊，早晚有一天要通到天津，还要通到京城，那时候你就坐火车去，逛完了天津逛京城，好好儿玩个痛快。”

　　“那敢情好，就是口袋里没有银子。”老人乐得翘着白胡子直乐。

　　李鸿章承诺道：“到时候我掏银子你来坐。”

　　“大人是拿小老儿逗乐呢！”老人以为是与他开玩笑。

　　“我是说真的。”李鸿章又向丰润和滦县的知县招了招手，“你们两个记清楚，将来要是铁路通到天津，我掏银子请老人逛天津城。”

　　老人见李鸿章不是开玩笑，便指了指滦县知县道：“这是我们的父母官，到时候我就找这位大人。”

　　滦县知县应道：“好，到时候你尽管找我。就是我不当知县了，我也会安排好，到时包管你好好逛一逛天津城。”

　　李鸿章心情很好，回到唐山，一下火车就说道：“景星，铁路修得好极了，金达利的火轮车造得不错，赏金达利一百两银子，参与制造火轮车的人，每人赏五两。”他又指指坐火车过来的小伙子说，“这后生很机灵，火车站也将启用，你就在铁路给他谋份差使如何？”

　　中堂开口哪有不成的道理？小伙子立即跪地磕头。

　　李鸿章心情愉快地刚回到天津，参他的折子就递进宫去了。自然是反对造铁路通火车的，说：“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稼禾。”

　　而通政使刘锡鸿上的参折更离谱，说李鸿章以修马路为名，行修铁路之实，实在是欺君罔上；他又翻旧账，指责李鸿章留入觐的刘铭传在天津密商铁路事宜，是藐视纲纪；优保盛宣怀等人，系藐抗朝廷，妄言欺谩。然后又说李鸿章在直隶一言九鼎，听不进忠言，跋扈不臣，俨然帝制。

　　这是欲加之罪，但李鸿章在开平修铁路这件事情上的确有所欺瞒。恭亲王十分头疼，不知该如何处理，宝鋆献计道：“王爷，咱们这位爷对李少荃多有回护，不妨给他透个信，让他出面给上头说话。”说完，宝鋆曲指做个“七”字。

　　“也好，佩衡，这件事就由你来办。”恭亲王点头应允。

　　醇亲王看到刘锡鸿的弹劾，果然大怒：“这个姓刘的实在是过分，要说李鸿章事有欺瞒还可信，要说他跋扈不臣，俨然帝制，简直是欲加之罪。在雍正朝，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于是，他回过头来问送来副稿的张佩纶：“幼樵，姓刘的这样行事，简直是给清议抹黑，他与李少荃有什么过节吗？”

　　“过节的确有一点，当初刘锡鸿与郭嵩焘闹得不可开交，李中堂建议朝廷把副使刘锡鸿调回，朝廷未准；后来朝廷有意调回郭嵩焘，却让刘锡鸿留任，李中堂坚决不同意，结果两人同时撤回。这个过程，刘锡鸿回国后有所耳闻，对李中堂的私怨，大约出于此。”张佩纶也大致知道其中的过程，于是回道。

　　“就算有私怨，这个刘某人如此罗织罪名，也太可恶，我要为少荃打抱不平。”醇亲王不依不饶。

　　这场纠纷最后摆在慈禧面前，她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把戏，如此瞒天过海，无非是想把铁路生米做成熟饭。他极力要建铁路的心思，她也十分清楚，因此对李鸿章的有意欺瞒也并未太生气，何况又有老七为他说话，因此她决定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李鸿章说的是用骡马拉煤车，怎么又变了卦？这也就难怪大家指责他，告诉李鸿章，当初怎么承诺的就怎么办，把火轮车搬到一边去，还是用骡马拉。刘锡鸿是欲加之罪，如此污蔑大臣，此风不可长，朝廷开言路，是为兼听则明，怎能任由他们肆口诋毁国家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