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登帝位，曾经给举国吏民带来了一缕久违的希望之光，《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说：“一些乐观的观察家甚至把朱由检的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

　　天启英年驾崩，临终前留下遗嘱，宣布由他唯一的弟弟，从血统和法统上来讲都是最应该成为皇位继承人的信王朱由检继位。魏忠贤集团当然不愿意这位喜怒不形于色、平时远离政治旋涡的十八岁的亲王接任帝位，然而到底是该搞政变还是用怀了孕的宫女冒充天启的遗腹子，魏忠贤集团的意见没能达成统一。最终，在鼎故革新的大变局下，魏忠贤终于露出了无能的马脚——他只能乖乖地听任朱由检登基，相当于把自己及其集团的命运交付到了对手手中。

　　朝臣们为朱由检草拟了四个年号，分别是乾圣、兴福、咸嘉和崇贞，朱由检最终选了最后一个，并改为崇祯——意指他的统治时期将是一个吉祥如意、充满幸福的好年头。

　　与哥哥天启对权力和政治毫无兴趣不同，崇祯充满了欲望。早在信王时代，他就有意无意地设想过如果自己当皇帝，该如何治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只是，那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真有这样的机会。哥哥天启如果育有儿子的话，这帝位就根本轮不到他头上。

　　魏忠贤集团是挡在崇祯政治路上的一块巨大障碍，崇祯不可能也不愿意容忍它的存在，而魏忠贤也一反天启时代的飞扬跋扈，企图用低调的方式来保住已然获得的地位。

　　魏忠贤试探性地给初登帝位的崇祯送上了四名绝色美女。一个说法是，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名气颇大的陈圆圆。但崇祯与天启的完全不同之处在于，天启是个不折不扣的酒色之徒，而崇祯几乎一生都过着苦行僧式的节制生活。依崇祯的脾气，他当场就准备把四个美女退回去，但为了不引起魏忠贤的警惕，他不动声色地收下了。随即，他对四名美女搜身，没有发现凶器，却发现每个美女身上都带有一种能使男人产生性兴奋的药丸。崇祯当即命四人将药丸销毁。

　　一天晚上，崇祯与近臣讨论为治之道时，突然闻到一股独特的香味幽幽传来，崇祯立即令人仔细搜查。良久，才从复壁里拉出一个小太监，小太监手里正拿着烟雾袅袅的熏香。经审问，小太监承认是魏忠贤派来的，熏香的目的就是希望崇祯沉溺女色。又有一日，崇祯在便殿批阅奏章，突然闻香心动。他责问近侍是怎么回事，近侍回答说这是宫中的旧例。崇祯喝令近侍毁去熏香，并告诫今后不要再用。接连遇见此种事情，崇祯感慨良久：“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

　　一个令后人深思的事实是，尽管魏忠贤位极人臣，以天启为首的明帝国君臣把他捧到了偶像的地位，但在与崇祯的博弈中，他仍然输得一败涂地。这个事实说明，在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政治体系下，不管臣下获得了怎样巨大的权力，只要君主翻脸，臣下无论如何都处于转瞬即被摆平的劣势。

　　崇祯刚继位，就有不少各怀心机的士人对魏忠贤集团进行强烈批评，他们以奏折的形式投石问路，从而形成了一轮反对阉党的**。其中一个叫钱嘉徵的上奏者，其身份只是个贡生。按朱明祖制，凡国立学校学生，一律不准议论国政。但崇祯没有追究钱贡生违背祖制，而是将这封措辞严厉的奏折以邸报的方式公之于众。这无疑在向天下吏民表明，新皇帝对炙手可热的魏忠贤已动杀机。接下来，便是铺天盖地的要求制裁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奏折。

　　尽管魏忠贤权倾天下，但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仍然不堪一击。他向崇祯提出辞呈，并要求取消魏家所拥有的各种爵位。他想用交出权力来保全身家性命。然而，崇祯不准备让步。他发表上谕，认为魏“专务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通同客氏，表里为奸”，本来应当处以凌迟极刑，但看在先帝面子上，从轻发落到凤阳看守祖陵。这一上谕表明，崇祯虽然对魏忠贤深恶痛绝，但还打算留他一条性命。

　　然而，魏忠贤又一次惹火了极度敏感自尊的崇祯——前往凤阳之前，仍然有不少官员前去为魏忠贤送行，魏本人也带了大批仆从和警卫。崇祯大为恼怒，再次发布上谕，指责魏忠贤对皇上的宽大毫无感激悔改之心，命令锦衣卫“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

　　魏忠贤得知这一上谕时正行进在北直隶河间府的阜城县境内，他深知自己的末日到了。那天晚上，他住在尤克简家里，外厢房住了一个姓白的书生，白书生眼见曾经作威作福的九千岁落到如此地步，临时编了一首《挂枝儿》的小曲大声唱给魏忠贤听——这无疑给了原本就走投无路的魏忠贤又一击闷棍。白书生唱道：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展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绸。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牗。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冷，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白书生在外厢房旁若无人地反复吟唱，一直唱到五更天，唱得心慌意乱的魏忠贤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他用一根绳子在房间里悬梁自尽，陪同他一起自尽的，有一个叫李朝钦的心腹兄弟。至于帮助魏忠贤淘到政治上第一桶金的客氏，后来被乱棍打死。

　　崇祯搞定魏忠贤，手段之高明和沉着，不亚于后来的康熙擒鳌拜，崇祯本人为此常感得意，时人以及后人对此也评价甚高，比如夏允彝就认为：“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宗社再安，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烈皇小识》则评论说：“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民怨沸天的魏忠贤集团被彻底清洗，天下吏民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对刚刚坐上紫禁城龙椅还不到半年的这位年轻皇帝充满了敬意和希望。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在压抑和停滞中徘徊了太久，天下苍生都期待崇祯能够带来天下承平的中兴。

　　毕生以励精图治自许的崇祯开始施行他自以为是的治国之术。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即放诸全球范围，我们会发现，十七世纪是一个动**不安的时代。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全球共此凉热，基本都处于风雨飘摇的巨变中：东方中国自不用说了。在西方，1648—1653年，法国兴起投石党运动；1642—1649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33—1648年，莫斯科陷入了数次大动乱的旋涡；1647、1664年，墨西哥市民暴动……这就是学者们所指称的十七世纪全球危机。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气候是这一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十七世纪初，全球经济、人口增长很快，十七世纪中叶却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大量减产，全世界都发生了粮食不够吃的问题，从而引发了饥荒、瘟疫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动**。

　　十七世纪危机说乃是从宏观概念上讲的，自然具有它的科学性。具体到中国、到大明，从细部入手，大明王朝的覆亡则有着更深层次或者说更具体的原因。

　　北京城被李自成农民军包围得水泄不通时，谁都知道，大明的江山只能以时辰来计算了。这时，有人向崇祯推荐文武大臣中的可用之人，崇祯默然不语。举荐人离开后，他当着宦官王之心的面，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大字：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然后恨恨擦去。把亡国的责任全都推到大臣身上，这大约是崇祯的天才独创。明末吏治腐败，士大夫多无气节，这当然不假，然而，若要论到如何分担亡国之责，首当其冲的恐怕应该是崇祯自己：正是他临终手术式的治国之术，加剧了大明帝国这座外强中干的大厦的崩溃。

　　先解释一下何谓临终手术。一个人疾病缠身，已到了病入膏肓、气息奄奄的临终时刻，即便是华佗再世给他动手术，也只是让病人再多受些痛苦，而无法挽留其生命。因此，这时最好的办法不是给他动手术，而是给予小心仔细的护理，让他尽可能活得久一些。即便支撑不住，也要死得更平静，更少些痛苦。崇祯作为大明的末代皇帝，就好比接手了临终病人的医生，他要做的是护理，是安乐死。但这位医生志向远大，一定要对临终病人施行自以为得计的临终手术。这样，病人不但注定死得快，而且将死得更痛苦、更悲惨。这个病人，就是明帝国及其治下的亿万人民。

　　即位伊始，崇祯就面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他的祖父和哥哥给他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中所固有的，但有的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终于变得不可收拾，却和他本人的治国之策密不可分。

　　连年的灾荒是问题之首。如同前面说到十七世纪危机时指出的那样，十七世纪上半叶全球气候的变化引发了粮食减产，在无粮不稳的社会，粮食的减产意味着动乱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连年的灾荒引发了民变，而民变进一步演化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朝廷忙于镇压农民起义时，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后金开始连年用兵，其规模也由最初的边境小摩擦一步步发展为长驱中原腹地的大攻掠，再到后来，更发展为志在与大明争夺天下的王朝更替之战。

　　尽管条分缕析的内因相当多，但崇祯在位十几年里最头痛、始终也没法解决的问题只有两个，第一是后金（清），第二是农民军。在这两大敌对势力周而复始、此起彼伏的折腾下，崇祯和他的大明王朝一同心力交瘁，直至彻底崩溃。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视线再回到甲申年的北京之围吧。

　　三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城照例又刮起了春季常有的风沙。这是一座已经陷入惊恐之中的繁华都市。城外，李自成的农民军连营数百里，北京城已是一座任人宰割的孤城。城内，面带菜色的士兵们有气无力地徘徊在城墙上。紫禁城里虽然人来人往，但所有人的脚步都放得很轻，生怕弄出一点响动。他们的皇帝崇祯却一反以往的庄重严肃，一会儿莫名其妙地发笑，一会儿又拿起御案上的墨，在砚台里一阵乱磨。

　　这天上午，一个叫杜勋的人在城下叫嚷着要城上守军缒下一人商谈事情。守城的太监和一些将领都认识杜勋，此人本是颇受崇祯重用的太监，此前被崇祯派往山西监军，却在大同投降了李自成。守军反要杜勋上城说语，提督太监王承恩将杜勋缒上城头，并带他去见崇祯。

　　杜勋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商谈呢？崇祯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和崇祯一起接见杜勋的，是内阁大学士魏藻德。杜勋没有对他投降李自成的叛逆行径作任何解释或者说表示一番礼节上的悔恨，反而“盛言李闯人马强众”。

　　原来，杜勋是来给李自成充当说客的。他向崇祯转达了李自成提出的议和条件：割西北地区给李自成，“分国而王”，并犒赏军费一百万。如是，李自成就带兵退往河南。据说李自成还表示，如果他一旦受封为王，愿意为朝廷扫平其他农民军，甚至帮助抵抗后金的入侵。——李自成提出这样的议和条件，有些令人不解，他的数十万久经沙场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北京的易手和大明的灭亡只是朝夕之间的事，他为什么要提出如此便宜崇祯的议和条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篇章里分析。

　　对李自成提出的分国而王并劳军的议和条件，崇祯怦然心动，尤其是杜勋在一旁不断地劝说。然而，崇祯之所以是崇祯，乃在于他是一个极好面子的人，他不能容忍一个被他目为反贼的人和他讨价还价，逼迫他订立城下之盟。当然，他也明白，李自成的主动议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崇祯把同意议和的球踢给了魏藻德，希望由他来“说服”自己。他对魏说：此议如何？现在事情已经危在旦夕了，你就说句话定了吧。

　　可是，魏藻德这只官场老狐狸却不愿意担当和反贼议和的风险——崇祯十数年来对朝廷重臣的翻脸无情，想必给魏藻德留下了深刻而可怕的印象。他对崇祯急切的问话竟然默然不答，“鞠躬俯首而已”。崇祯着急了，“忧惑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又接连几次征求魏藻德的意见，但“藻德终无一辞”。崇祯只得无可奈何地告诉杜勋，我另有旨意，你回去吧。杜勋刚走出门，暴怒而又失望的崇祯一把将龙椅推倒在地，愤然入内。

　　哪怕命悬旦夕之间，崇祯也不肯答应对手提出的相当优厚的议和条件。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崇祯的人生观里，和反贼议和，或是给予反贼任何方式的同情，都与他高贵的皇室血统和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份相悖——与此相似，还有多年来与后金战与和的首鼠两端。其实，早在农民起义才刚刚萌芽时，崇祯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绥靖和安抚。

　　必须承认，中国农民也许是世界上最驯服最善于忍耐的人。大思想家孟子曾经代替他们说出过他们的人生理想，这理想简单得令人伤感：丰收之年，全家人一年到头能混饱肚皮；灾荒之年，不至于饿死在沟壑之间——孟子把它总结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到了无路可走，只能眼睁睁饿死的地步，中国农民都心甘情愿地当朝廷的顺民。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忙碌不停，哪怕把收获的绝大部分都上交官府，但只要余下的粮食能够以吃糠咽菜的最低标准维持一家人的生命，他们就会觉得很快乐，就已经是王道乐土的盛世了。

　　然而，很多时候，他们这一点可怜的维持生命的最低要求也得不到满足。这时候，他们就只好铤而走险了——反正饿死也是死，造反也是死，毕竟造反还有几顿饱饭吃，还可以多活几天，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正当崇祯的哥哥天启在九重飞檐的深宫里兴致勃勃地干木匠活时，远在北京之外的陕西发生了一场致使庄稼颗粒无收的大旱。陕西原本就地薄民穷，这样的大旱无疑让老百姓雪上加霜。更要命的是，地方官根本不顾农民死活，各种苛捐杂税统统照收不误。这是天启七年（1627）的事情。这一年的上半年，大明帝国由天启统治；这一年的下半年，大明帝国转移到了崇祯手里。

　　陕西澄城知县叫张耀采，他所管辖的澄城是全陕灾情最严重的地区。然而张县令不仅不对饥民进行赈济，反而“催科甚酷”，于是导致了“民不堪其毒”，终于被逼上梁山的后果。俗话说兔子急了都要咬人，何况是走投无路的下层百姓呢？

　　澄城一个叫王二的人悄悄纠集了数百个再也看不到当顺民希望何在的农民，他们聚集山上，以墨涂面。王二高呼：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大喊：我敢杀！如是者三，像出师前的宣誓。接着，王二就带着这数百人闯进县城，杀死了张知县，从此啸聚山林，专门和官府作对。这就是陕西民变的开始。

　　崇祯继位后，认识到陕西民变的严重性，派兵部右侍郎杨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杨鹤临行前，崇祯召见他，问他治陕方略。杨鹤表示要以清慎自持，抚恤将士，安抚饥民。崇祯对此默许，支持杨鹤对民变队伍进行招抚。但他仅仅拿出了十万两银子让人前往陕西赈济灾民、安抚民众，结果可想而知。招抚很快宣告失败，崇祯也就逐渐放弃了招抚的想法。崇祯三年，御史王道直上书崇祯，认为“盗起于饥”，如果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民变，最好的办法是“请益发兵饷银买米，一从保德州河路，一从洛宜陆路，赈延绥，以收拾人心，解散贼党”。——杨鹤和王御史都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这些民变几乎都是由于饥民面临饿死的绝境才铤而走险的。如果官府出钱救济他们，无疑就给了他们生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会由“贼”变民，民变也就能得到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因而我们可以断言，此时崇祯倘肯稍作让步，只需要拿出百十万银两来赈济饥民，将变乱消弭于兴起之初，后来多半不会那么快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等滚雪球似的不断壮大的农民军直接威胁大明基业。然而，对王御史的合理化建议，崇祯断然拒绝。

　　一旦拒绝了温柔的安抚，就意味着天下将卷入长期的战乱，也意味着崇祯亲手为大明王朝催生了掘墓人。

　　三饷是甲申年乃至整个崇祯时代的关键词，它像一把打开明清更替大门的钥匙，要想真正深入那段历史，三饷是绕不过去的必经之道。

　　所谓三饷，乃是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合称。辽饷亦称新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即对付后金的军费。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崇祯三年（1630），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共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剿饷是用于镇压民变的费用，总数二百八十万两，主要也征自田亩。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征，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练饷则是崇祯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也是为了对付民变。此饷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也就是说，崇祯年间臭名昭著的正常赋税之外的三大饷，其中有两饷就是为了对付民变。

　　辽饷、剿饷和练饷加在一起，每年作为定额达两千万两左右。这是三座沉重的大山，把它比作杀鸡取卵还不够准确。事实上，由于加派三饷，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因走投无路而加入到民变的农民军中。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加派剿饷和练饷是为了筹集足够多的费用来平定民变，然而费用的筹集过程同时也是激发民变的过程。一方面在努力平息民变，一方面又在努力激发民变。这个奇怪的悖论，崇祯到死也没有搞懂。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他以当时福建的情况举例说，每亩上等农田产粮食不过三石，折合银子大约一二两，即便是粮价暴涨的年头，最多也不过值五六两，但为此要交纳的各种赋税和三饷之类的加派却高达十余两——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起早贪黑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最后的报酬竟然是负数！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崇祯十年（1637），赋税增加了六倍多。

　　总之，三饷和各种赋税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推向了三条路：一是饿死，二是造反，三是逃亡。河南的一个知县统计该县崇祯十四年（1641）的户口情况是：原编户一万零三十五户，死绝者八千零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两万零三百二十五丁，逃亡和死亡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也就是说，户数仅存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丁数仅存原来的百分之十！

　　崇祯统治期间，先后有好几位大臣就停止加派三饷给崇祯上疏，然而停止加派三饷，就意味着财政运转困难。为此，大臣们把目光瞄准了一笔数目庞大的叫作内帑的钱财。所谓内帑，那是属于皇帝个人的私人财富——在天纵英才的皇帝那里，天下都是他的，他还要私人财产做什么呢？然而明朝的皇帝除朱元璋外，几乎个个都有一大笔内帑，而崇祯内帑之丰富，在明朝诸帝中数一数二。

　　要让崇祯把他的私人财产拿出来充公，相当于剜他的心头肉。尤其荒唐的是，崇祯时代最受重用的大臣周延儒，最初之所以得到青睐，竟是因为关键时刻为保卫崇祯的内帑说了一番深得圣意的话。

　　崇祯元年，名将袁崇焕守锦州，他向崇祯上疏请加紧派发军饷。其时，辽东军队已因长年欠饷而面临哗变险境，此前即发生过索饷士兵将辽东巡抚毕自肃绑架后打得满面流血的恶性事件。崇祯一看是要钱的奏章心里就不痛快，崇祯诘问户部尚书毕自严——就是那位被士兵打得鲜血淋淋的毕自肃的哥哥，毕自严诉苦说国库空虚，只能慢慢筹集。有人又建议皇上动用内帑。崇祯很不高兴：我的内帑和国家的国库，都是万民脂膏，原本是要用来保家卫国，安定江山的。如果拿去花了真的有用，我不会吝啬。这时，早就在一旁察言观色并准确把握了崇祯私心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说：“国家最忌，无如关门。过去只是防卫后金入侵，现在还要防止士兵哗变。前次宁远士兵鼓噪，不得不发饷给他们，今天又鼓噪起来，要求皇上发内帑，如果边防各地的军队都这样干，那要闹到什么地步？”

　　崇祯一听，忙问，那你认为该怎么办？周延儒说：“臣非敢阻皇上发帑，此时安危在呼吸间，固当与之，然非常策。还望皇上集廷臣，从长计议，画一经久之策。”

　　只要不拿出自己的内帑，崇祯当然愿意听取周延儒的建议从长计议。不久，袁崇焕又再次上疏请饷，周延儒的见解再次深合圣意：“军士要挟，不只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崇祯听得不断点头：“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岂遂至此！”——皇帝和高级官员们在京城里坐拥金山银海，却要求守卫边疆的将士罗雀掘鼠。但长年半饥不饱的士兵们显然没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境界，他们纷纷选择了逃亡或是哗变。

　　周延儒罗雀掘鼠的论断“深契圣心”，不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内阁，后来升任首辅，同时也是崇祯时代任期最长的首辅。

　　但这位善解君意的首辅并没得到善终。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清军入塞，深入山东一带。那时清军还没有和明朝争夺天下的意思，入塞不过为了掠夺人口和财物。就在清军满载而归准备出塞回东北时，首辅周延儒主动向崇祯提出他愿意带兵出京御敌。周延儒充分分析过形势，清军志在把掠到的人财物送回东北，必然无心恋战，只要把清军送出长城，就可以坐得保卫京师的大功。崇祯对周延儒的主动请缨甚是高兴——首辅亲率军队深入一线作战，有明一代，还不曾有过先例呢。

　　周延儒率军出城后，按他的如意算盘，反正清军早晚都要出塞，只要尾随在后拖延时日就行了。为此，他每天只是和幕僚们饮酒作诗——周延儒当年乃状元出身，算是一等的文人。果然，清军真的一路扬长而去，并没有半点进攻北京的迹象。周延儒把各路军队抓获的散兵游勇和一些平民百姓斩首，向崇祯汇报说与敌激战后斩获数百骑，已将清军驱逐到塞外云云。

　　一年到头总是被失败的噩耗弄得心焦似火的崇祯接到周延儒的“捷报”，不禁大喜过望，封周为太师——此前大明二百多年里，活着被封为太师的只有李善长和张居正两人。对此，周延儒也感心虚，坚辞不受。

　　然而纸包不住火，言官们的弹章很快送到崇祯手里。崇祯开始不大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么一次微不足道的胜利也是他的亲信重臣在糊弄。不久，锦衣卫的特务们终于把周延儒日日饮酒和杀良冒功的情况密报上来，崇祯既怒且悲。

　　是年五月，保定巡抚徐标进京晋见，他向崇祯报告沿路所见清军掠杀后的惨况：臣自江淮来，一路经行数千里，被攻陷过的城市**然一空，即便没有攻陷过的城市，也仅存四壁城墙。物力已尽，**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路上竟没见到过一个耕田的人。皇上如果没有人民、没有土地了，如何还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崇祯听了，流着眼泪说：都是诸臣不实心任事，才弄到这步田地呀。

　　对周延儒的公然欺君，崇祯下令将其罢免。几个月后，孙传庭在潼关进剿李自军的战役中兵败阵亡，消息传到北京，引发了周延儒的政敌们对周的又一轮攻击。虽说孙的阵亡与周没有直接关系，但急火攻心的崇祯太需要一个发泄的靶子。周延儒恰到好处地充当了这个靶子。

　　当年十一月，周延儒从家乡被押到京城，关押在一座关帝庙里。十二月初九深夜，崇祯下令周自裁。奉旨执行的太监刚念完“自裁”二字，吓糊涂了的周延儒竟转身想跑，但哪里跑得掉呢？太监们强行把周延儒吊在房梁上，气绝后两个时辰，周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太监们怕他死而复生，就找来几枚又粗又长的铁钉直接钉进他的脑袋。一代首辅就以这种极其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崇祯即位不到半年时间，就漂亮地剜掉了魏忠贤集团这颗长在帝国心腹之间的毒瘤，消息传出，天下吏民无不欢呼雀跃。人们以为，太监凌驾于朝廷命官之上的时代终于过去了，这位英明的皇上再也不会给太监任何出路了。

　　然而善良的老百姓再一次一厢情愿了。虽然痛恨魏忠贤阉党的弄权误国，自己却不知不觉也陷入了信用太监从而导致文武官员与太监严重不和的困境，这是崇祯治国的另一令人疑惑和惋惜之处。

　　带兵打仗本是职业军人的职责和擅事，一支军队应该只有一位最高军事长官，由这位长官直接向朝廷和皇上负责，并有便宜行事的权力，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明代初期就不这么干，为了监视军事长官，每支派出去打仗的部队，往往由皇帝另派一位信得过的太监充任监军。这些太监既不懂军事，更依仗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凌驾于将领之上，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是故，太监监军制在嘉靖时代一度被废除，但魏忠贤得势后再次恢复。崇祯拨乱反正，监军太监悉数撤除，天下吏民都以为，太监监军的故事在本朝绝不会再有了。但仅仅过了四年，一向对太监没有好感的崇祯竟然恢复了太监监军制，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崇祯再次重用太监，是建立在对文武官员的极端失望和不信任的基础上。他认为太监是自己的身边人，每天都和自己生活在紫禁城中，把他们派出去，如同为自己延伸了耳目。当吏部尚书闵洪学率全体朝官共同上疏反对太监干预军政时，崇祯生气地批评大臣们：“如果你们都能殚心竭力为国效命，朕又何必用那些内臣呢？”

　　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曾三次大规模地召募太监，前后新增太监多达一万余人，其人数甚至超过了魏忠贤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崇祯对太监赋予了难得的信任，太监们回报崇祯的却是另一番景致：

　　崇祯六年（1633）七月，总兵张应昌率军到山西南部围剿农民军，随军的监军太监阎思印却趁机大肆向地方官索贿。汾阳知县费某满足不了这位大太监的胃口，又恨又怕，悲愤中只得投井自杀。

　　甲申年春天，时局已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崇祯认为可靠的仍然只有后宫的太监。他一面下令各地军政大员率兵进京勤王，一面派出十名太监充任十支部队的监军——这十名备受信任的监军太监中，赫然有阎思印的名字。看来，当年他索贿逼死朝廷命官居然没受到一丁点处分，依然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兵部尚书张缙彦对此坚决反对，他劝崇祯说，如今粮饷中断，士马亏折，督抚之类的高级官员们都因面临危局而打算甩手不干，骤然间给他们派去十个监军，不仅物力供应不足，而且分散事权，冷落了督抚们的心。但崇祯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反对的声音。

　　很快，张尚书的预言就得到了证实：被封为定西伯的总兵官唐通接到勤王的旨令后，立即率八千军队奔赴北京。崇祯很高兴，下令奖赏这支来之不易的军队，但赏银只有区区四十两。赏银低得离谱倒也罢了，令唐通完全无法接受的是，崇祯任命宦官杜之秩为其监军。放在平时，唐通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太监监军，除了忍气吞声地接受，并无他法。然而，此时已非平时可比，唐通深感自己一个堂堂统兵大员，在皇上心中竟然还不如一个端茶送水的奴才，就以寡不敌众为由，提出前往居庸关凭险御敌，从而撤离了北京。等到李自成军队一到，唐通立即投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唐通一起投降的，就是被崇祯认为忠心耿耿的太监杜之秩。更荒唐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后，昌平守陵太监申芝秀竟建议崇祯逊位。

　　当李自成围困北京的炮声刚刚响起时，崇祯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只有太监最令他放心。于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被任命为守城总指挥，提督内外京城。这个王承恩总算给了崇祯一点面子，在大明覆亡的最后时刻，他陪同崇祯一起吊死在煤山。

　　建都于中国北部的王朝，一旦遭到猛烈的外来打击，只要这打击不是毁灭性的，一般而言，君臣都会采取逃向南方重建偏安政权的策略。最著名的例子，比如北宋为金军所灭，康王赵构南渡，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使得宋室江山又得以延长一百多年。

　　仿佛正是呼应这种历史现象，明成祖朱棣在将明帝国的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时，仍然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南京以帝国陪都的身份得到最后确立，是在正统年间。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太监的各个衙门，南京都一应俱全。各部门的长官和属员在级别上也和北京的相应部门的长官和属员相同，只是没有实权。此外，南京还有一些独立于北京的要职，如兵部的守备、参赞机务，户部的总督粮储，六科中的户科给事中专职管理后湖黄册等。

　　也就是说，当北京的中央政府危若累卵时，南京保持着一整套政府班子，差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皇帝愿意从北京出狩南京，南京就可以立即成为大明帝国的新首都和新心脏，大明帝国就会照例统治不曾发生过大动乱的南方广大地区，并以此为根据地收复失地。

　　奇怪的是，崇祯却选择了坐困孤城北京，最后绝望自杀，而没有像一般人都能想得到的那样迁都南京。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崇祯是个负责的皇帝，与其逃跑偷生，不如与江山社稷共存亡，这似乎有点过于表面。毕竟，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坐守北京而不是迁都南京，于崇祯，实在是不得已的行为。或者说，是他的刚愎自用和傲慢自负、死要面子害了他。

　　早在甲申年正月初三，当人心动**的北京城仍然沉浸在节日营造的盛世假象中时，左中允李明睿被崇祯召到德政殿议事。崇祯问李明睿有没有行之有效的紧急措施以应变，李明睿要求崇祯屏去左右，低声提出了放弃北京、迁都南京之策。

　　崇祯不是没有考虑过南迁，然而他是一个虚荣自负的君王，怎肯如此轻易地迁都呢？迁都，于他而言，等于承认他继位十几年来的励精图治完全是瞎扯淡。但心灵深处，他也明白只有南迁这条路才能延续大明江山。于是，听罢李明睿的劝告，崇祯故作姿态地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李明睿继续劝说了一番，崇祯这才终于说出心里话：我早想这样做了，只是无人赞襄，所以推迟到现在。你的意见与朕一样，但外边诸臣不从，怎么办？又说，“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当天中午，崇祯第二次召见李明睿，似乎想继续研究迁都之策。但李明睿可能以为圣意已决，就没有再提此事，崇祯自己也不肯首先提出如此没面子的事情，也只好闭口不谈。到了晚上，崇祯忍不住第三次召见李明睿，仔细询问南迁的具体操作细节，李明睿一一作了解答。李明睿还劝崇祯把内帑拿出来作为兵饷，并警告说“若至中途不足，区处甚难”，吝啬的崇祯想把这笔费用算到国家财政头上，李明睿明确表示说国家财政没有钱，“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崇祯终于完全同意，两人一直谈到二更方散。

　　那么问题出来了：既然崇祯已经有预谋地和李明睿安排了南迁，为何却迟迟不见行动，直到北京城破呢？

　　问题在于，好面子的崇祯始终不肯把迁都之事首先提出来开会讨论，他希望由大臣们提出来，然后由他出面否定，再由大臣们固请，他才“不得已”地迁都。这样，他才有机会不去背负丢掉京师的罪责。然而，大臣们早就看清了崇祯的伎俩，如果这时提出迁都，日后追究放弃北京的职责——既然皇上是反对迁都的，那固请迁都的大臣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在大明江山和自己的身家性命面前，没有人愿意选择空洞的前者。

　　崇祯的南迁之策紧锣密鼓地预备着，他密令天津巡抚在大沽口准备了三百只船准备南迁之用，又令左懋第前往南方查询沿路水陆兵马人数。为了让大臣固请，自己才不得不迁都的设想付诸实现，崇祯召见了首辅陈演，明确要求这位重臣站出来承担迁都的责任，他告诉陈演：“此事要先生一担。”可是陈演这种官场油子平时忠君报国喊得比打雷都响，真到了要兑现的时候，却比蛇都滑。多次朝议时，崇祯一再暗示陈演站出来请求迁都，陈演却装聋作哑，绝口不提此事。崇祯气得大骂：“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最后只好把陈演罢官了事——此时罢官回乡简直是一件幸事，因为北京已是一座即将成为地狱的死城。

　　拖到甲申年二月下旬，左都御史李邦华提出“太子南行，皇上固守”的第二套方案。即崇祯坚守北京，太子南行南京应变。然而这是崇祯最不愿意接受的方案，如果照此方案执行，太子和一帮大臣可以安全而体面地撤离到南京，他却必须死守北京，最后以身殉国。李邦华竟然明说“在皇上唯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崇祯看来，李邦华和一帮赞同此议的大臣简直十恶不赦——做臣子的光明正大地逃跑，却要君王留下来死守。此外，崇祯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一旦有人在南京拥戴太子为帝，他即便没有因守卫北京而死，也只好成为有名无实的太上皇了。也许，唐肃宗在灵武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的故事刺激着他，他没法同意这种在他看来完全混账的建议。

　　但他不能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身为帝王，很多时候都无法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除非是昏君和暴君，而崇祯一向以中兴的明君自居。对此，他言不由衷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们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于是乎，迁都南京和太子南行两套方案均无疾而终。除了困守北京，坐以待毙，崇祯无路可走。这时候，李自成军队已经打败了山西总兵周遇吉在宁武的坚决抵抗，周遇吉本人在城破后的巷战中被农民军所擒，遭受了乱箭射死的酷刑。他所组织的宁武保卫战，是李自成从西安进军北京途中遭遇的唯一一场艰苦战斗。李自成对周遇吉的抵抗相当头痛，甚至一度想撤回西安。一个月之后，当李自成顺利拿下京城，他对明朝官员感叹：你们朝廷要是再有一个周总兵，我们哪里到得了这里？

　　就在李自成因周遇吉的顽强抵抗而心生退意时，守卫大同、宣府的明朝总兵姜瓖和王承胤派来联络投降的密使到了。

　　大喜过望的李自成继续挥师北京，大明帝国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