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红墙碧瓦中，深藏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院落，曾经发生过疯人张差持梃行刺奇案的慈庆宫就是这些院落中的一个。它靠近东华门而远离三大殿和皇帝的后宫，是一所相对独立的大院子。勖勤宫则又是慈庆宫这座大院子里一座孤零零的小院子。在朱由检成为崇祯前，勖勤宫就是他的居所。

　　当勖勤宫就是他的主要世界时，他是落寞而忧郁的，但也是相对自由和幸福的；当大明帝国都成为他的私家领地时，他却陷入了无休无止的焦虑、失望和痛苦。这就是青年朱由检的命运乖戾之处。

　　一个人的命运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悲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的性格。

　　崇祯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父亲朱常洛膝下的儿女中，崇祯排行老五。但真正长大成人的，却只有他和同父异母哥哥朱由校以及封为乐安公主的同父异母妹妹。崇祯的母亲姓刘，是朱常洛并不宠爱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妾。刘氏可能患有忧郁症之类的疾病，生下崇祯三年多以后，就郁郁而终。她患上忧郁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崇祯前后的怀孕期和哺乳期里，备受朱常洛冷落。

　　中国宫廷也许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无人性的地方之一，出没于雕梁画栋之下的人，从来不缺的就是阴谋与陷阱。朱由检，这个虚龄五岁即丧母的小皇孙虽然衣食不愁，父亲甚至为他指定了一位王妃李选侍（又称康妃）作为监护人，但他显然无法感受到寻常人家的亲情和温暖。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宫廷生活几乎可以用了无生趣或是机械重复这样的词语来概括。这位面容有些苍白的小皇孙，每天都得天明即起床，不论刮风还是下雪，都得如此。洗漱完毕后，他得向父亲和监护人李选侍请安。早饭过后，他在刻板的老师的指导下读书、写字，下午可以玩玩游戏。那时候他的三哥还没有夭折，加上大哥朱由校，偶尔也可以一起有礼有节地打打弹子或是跳跳房子。大约五点到六点，他开始进晚餐。天刚黑，就得上床睡觉。当小皇孙一个人躺在又宽又大的描金大**时，紫禁城里巡更守夜的太监和宫女清脆的铃声由远而近；与铃声相伴的，是老宫女那有几分苍凉和辛酸的声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时候，小皇孙的目力所及，只能是紫禁城压抑的红墙碧瓦。

　　小皇孙第一次出现在朝臣面前，就是和父亲一起出席万历为平息梃击案而破例举行的早朝。然而这次政务活动却让小皇孙看到了那个倒霉的刘光复被当庭打得半死。那时，小皇孙虚龄也只有六岁。

　　童年的经历总是刻骨铭心的。这次政务活动给崇祯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他对母亲的早逝一直心存悲戚。十几岁时，他专门向宫中的老太监打听生母的坟地，并拿出银两秘密派人前去扫墓。登上帝位后，他隆重地追封生母为孝纯皇太后，并派画匠根据老宫女们的追忆，画了一帧生母的肖像。那时候，他的外祖母刘氏还健在，老人家指示画工要画出女儿的神韵。崇祯亲自迎奉回母亲的画像，当着众人的面抱着画像大哭了一场。

　　可以说，决定崇祯人生观的少年时期，他一方面对母亲无尽怀念，心情抑郁，这形成了他性格中温柔感伤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被动地旁观了无数的政治阴谋与政治斗争，这形成了他性格中阴沉乖戾的一面。伴随他成长的，是皇兄天启对帝国的极度不负责和魏忠贤被偶像化到了九千九百岁的疯狂。当这位不苟言笑的天潢贵胄在他小小的勖勤宫里打量着紫禁城和大明王朝的天下时，他没法不感到一种恒久的沉重。

　　总之，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首先，他身为万人之上的皇家贵胄，颐指气使几乎是其本能，从而形成了他性格中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其次，从小的孤独寂寞和缺乏母爱的成长历程又养成了他敏感多疑，常常因内心深处的患得患失和过分自恋而造成极度的病态自尊。后来，他在历史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出尔反尔，既一意孤行又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臣子们身上，这些都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这种性格对普通人来说也是灾难性的，何况帝王呢？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无法随意出入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常派人到宫外采买物品，然后仔细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把它看作是美德的象征。尤其在奢侈成风的帝王族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清代道光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道光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表面现象来断定其清廉与否，然后决定是否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因素。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大明王朝的血脉，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甲申年正月，“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是否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紧急入卫北京。吴襄提出，如果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需。一百万两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件大事。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苟延残喘，国库里竟然仅有区区四十万两银子。户部官员面对崇祯严厉的责骂，仍然无计可施。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亦即所谓的“内帑”却丰厚无比。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拿出内帑以充军饷。这无疑像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当众顶撞圣上，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后来李自成攻占北京，从明宫搜出的白银竟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内。为了节省一百万而丢掉三千七百万乃至无法估价的整座江山，是否值得？这笔再简单不过的账，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国库没有钱，皇帝有钱不愿出，想要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渔地从百姓头上搜刮，已经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万般无奈，只得要求勋戚、太监们无偿捐助。富有天下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家的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人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银五万到十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一个劲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一万两。崇祯认为一万两委实太少，至少得两万两才够意思。周奎不敢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内帑的五千两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两，余下的两千反成了他的外快。勋戚中，只有熹宗皇后张氏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捐了二万两。太监中，只有两个人捐了三万两、五万两，最富的王之心仅捐了一万两。其他的勋戚和太监，尽管个个富得流油，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前贴上“此房急卖”的字条，表示他们家已经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从天子到臣子的集体哭穷，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发起者就是天子崇祯。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李自成大军围攻北京时，住在彰义门外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把平生的全部积蓄——白银四百余两——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这位可怜的老人从户部捐款出来时，耳畔响着轰隆隆的炮声，那是围城的李自成部队在攻城。老人站在街上，忍不住号啕大哭。崇祯听说此事后，下令封老人为锦衣千户。然而这个慷慨赴国难的老人的锦衣千户只当了一天多时间。这天是甲申年三月十七日。十九日夜里，崇祯自尽于煤山，大明江山易主。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开支，崇祯下令大幅度裁撤驿站。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让来往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到农民起义的行列。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

　　其实，崇祯的“节俭”美德不仅仅是在帝国将亡时才雪上加霜，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一直像一柄无形的剑，把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和这有关。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历朝罕见，一个知县的月薪是七石半，折价十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不过区区六十一石，还不到一百两银子。一个官员要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收入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嘉靖年间，他为其母祝寿时，只能“市肉二斤”。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这种超级低薪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明朝的官僚制度，尤其是中后期，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老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潜规则可循，这本身也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然而，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本人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理想主义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似乎不清楚帝国官员集体受贿的深层原因，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官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长久以来，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似乎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给崇祯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归咎于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上司却想方设法勒索，过往官绅也要打秋风，甚至他们进京一次都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最后，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实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讨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任免考核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跟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廉洁，又哪敢真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五百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佥都御史没做成不说，连原官也丢了。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深处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对身边的所有人都抱着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朝臣们处于两难境地不能自拔：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让他怀疑大臣们是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崇祯朝的十七年中，崇祯一共任用过五十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其他朝代，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也同样频繁更换，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十三人，户部尚书八人，兵部尚书十七人，刑部尚书十七人，工部尚书十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百三十二人。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降贤臣于当世，还是崇祯自己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改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犯了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同后金以及农民军作战，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杀总兵毛文龙，被崇祯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人格操守却惊人低下，包括一些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后人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全如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往往有人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

　　全社会对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晚明社会呈现出一幅末世百丑图。大批中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帽，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丽堂皇，甚至称颂他为九千九百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大明帝国的官员们到底有多么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何必要客气呢？因此崇祯在位的后期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的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计有：辅臣两人、尚书四人、总督和督师七人、巡抚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了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位列明君之侧的帝王。因为和平年代里，崇祯的个人性格尽管有各种弱点，但不会是致命的。然而他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求治甚急的心态，只会加速王朝的灭亡。事实上，崇祯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天启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他虽说宵衣旰食，仍免不了遭受亡国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