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之后的第8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甲辰。龙年。在日本是明治三十八年，越南则是成泰十七年。这一年动静颇大，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发生了7.9级地震，约2500人丧生；印度肯拉发生8.6级地震,1.9万人丧生。这是自然界的不正常反应。世事也是如此。在帝国内部，世事变迁时发出的呼啸声和断裂声时有耳闻。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悍然进行，帝国宣布保持局外中立；9月24日，帝国派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到自杀性炸弹袭击。一个叫吴樾的激进革命党人在写完《暗杀时代》一书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实践了他的革命理念；12月8日，华兴会、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天华，因反对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而投海自尽。这一年，帝国拍摄了首部电影《定军山》，《申报》首次使用“记者”这个名词，孙中山在《民报》创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这些带有首创性质的事件应该说都是世事大变迁的象征，它们似乎预兆了帝国令人不安的前景。就在这一片纷繁和喧嚣之中，一件带有根本性改变的事件悄然发生了，只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这其中的意味深长。正所谓“谁都不是千里眼，只是当时已惘然”。

　　它，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

　　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周作人兄弟这一年为当水手还是做秀才首鼠两端。因为有消息传来，说科举将废。此前一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帝国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混乱不堪却又带着离愁别绪的会试。本来依常理，会试应在京师贡院进行，可京师贡院在庚子拳乱中毁于一旦，帝国将陋就简，把1904年的甲辰会试放在了开封。11866间房的考场，一人一间，将同等数量的考生在考场内关了3天3夜，吃喝拉撒睡全在其间，最后择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会试期间，一度传出不和谐音，发生了举子闹考事件，考生们怀疑主考官有贪贿之嫌，再加上考场舞弊成风，一些清白正直的考生认为自己利益受损，便群起抗争，还击打了考官，使得甲辰会试匆匆收场。

　　事实上不管是匆匆收场还是从容收场，甲辰会试注定将成为帝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举行的科考，上谕的发布标志着丙午科的科举考试不再举行，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从1905年科举废止，到6年后大清王朝终结，一个帝国的死亡路径实在是简捷得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与科举的关系互为表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是当时的帝国决策层没有这个深远的认识，抑或认识到了，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是且战且退了。

　　在读书人中，山西举人刘大鹏首先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这些读书人的前途被阉割了。虽然清廷上谕要给“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可整个制度抛弃了他们之后，他们的前途和对帝国的忠诚也就一文不值了。这些人甚至失去了谋生能力。作为类似刘大鹏这样的读书人，仕途之路被封死后原本还可以选择开馆授课，可现在科举既废，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刘大鹏们的开馆授课就变得毫无市场了。所以刘大鹏感慨：“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当然，刘大鹏式的感慨帝国也不是毫无察觉。1906年3月9日，政务处奏：“现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原奏保送优拔两途，定额无多，此外不免穷途之叹。”（见《光绪朝东华录》）御史叶芾棠也在一份奏折中指出科举废除后“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四民之首”已无生路可言，帝国还有生路吗？有鉴于此，御史胡思敬在随后不久主张恢复科举制度，以挽救危局。但是他的主张如石沉大海，在帝国决策层里得不到任何回响。的确，这是个两难选择，废止还是恢复科举制度，似乎都有无尽的凶险。

　　1905年的凶险可以说随处可见，这一年帝国的新军编练如火如荼，但是需要军官3万人以上。于是在全国36镇的编练队伍中，很多失意文人成了职业军官。若干年后，这些职业军官成了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乱世中国的命运主宰者。差不多与此同时，那些因为科举废止被迫出国留学的新式文人，则很快成了同盟会员，成了共和政治中的精英分子。这些人埋葬了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以决绝的暴力手段，为他们曾经幻想依附与效忠却又未遂的大清帝国献上一曲忧伤的挽歌。

　　所以还是在若干年后，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废止科举划时代的意义超过了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861年沙俄政府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