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之后的第3个年头是1900年。这是一个充满了暗示的年份。它是开始与告别，是欢乐圆舞曲，也是忧伤的离歌。这一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而让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5万余件文物重现人间。但是很快，藏经洞的绝大部分文物被闻风而至的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劫掠到世界各地，中华文明的命运在1900年由灵光一现变得支离破碎。

　　同样是在这一年，首次发现甲骨文并购藏它的王懿荣以身殉国。这位光绪六年（1880年）的进士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当7月20日，八国联军攻入东便门后，他偕妻小投河殉国，时年55岁，身后留下大量甲骨文无人看守，更无人整理和破译。

　　甲骨文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时间分别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和20世纪的第一年，中华文明最神秘和最久远的风采乍现人间，但人间正是乱世，光绪王朝此时岌岌可危，所以文明的命运注定是要流离失所的，这是1900年的帝国难以逃脱的宿命。

　　在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前6日，第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开幕。在和平的旗帜下，英、美、法、德各驻华公使一再照会清政府，必须严厉镇压义和团及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吏。这是危险的信号，此时在帝国内部，义和团与外国使馆卫队的冲突愈演愈烈，帝国对其是抚是剿，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行动。这个问题貌似简单，非此即彼，可在决策的背后却隐藏着对皇权的争夺和帝国今后命运的判断或者说把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主剿。给出的理由是内忧外患，不先解决内忧就无从解除外患，如果招抚义和团，毫无疑问将给列强以入侵帝国的口实，此举风险甚大；而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以及大学士徐桐则主张招抚义和团，但背后的理由却是上不了台面的。因为此3人中，载漪是诏立大阿哥溥儁的父亲，徐桐是溥儁的老师，刚毅则是后党集团的骨干，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目的是利用后者为其火中取栗，抗击一直支持光绪皇帝的西方列强，以武力解决废立问题，光绪下台，溥儁登基。所以端王载漪等将爱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私底下却以售其奸。

　　慈禧太后首鼠两端。她当然也想让光绪下台，溥儁登基。但义和团真能抗击列强吗？这是一个问题。一天，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了御前会议，此前她已连续4次召开大臣、六部九卿会议讨论剿抚问题。无果。这一次的御前会议观点依旧针锋相对，结论依旧无果。忠于慈禧太后的力量和忠于光绪皇帝的力量胶着在一起，历史的脚步停滞了下来。

　　一个人开始铤而走险，准备有所作为。载漪。他在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夜晚制作了一份不平淡的文件——列强“归政照会”，从而改变了历史可能的前进脚步。这份通过秘密渠道送到慈禧太后手中的“归政照会”令她下定了决心。因为“归政照会”中有这样一条：“勒令皇太后归政。”此后的形势急转直下。第2天，御前会议再次召开，慈禧太后宣布“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组团，以借力抵御列强。7月13日，八国联军分两路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历史的残酷性至此清晰呈现，真可谓泾渭分明。

　　帝国在8月15日这一天尊严扫地。这一天清晨，北京城下着忧伤的细雨，打湿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他们中有慈禧、光绪以及载漪、溥儁、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等，还包括内监李莲英。一个王朝的家底就这么稀稀拉拉地出发了，他们行走在逃难的路上，直至傍晚，到达昌平。这一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饥寒交迫。一份史料如此记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这一天的狼狈行状：“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手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夜燃豆萁，人相枕藉而卧。”

　　狼狈的不仅仅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还有整个京城。从这一天开始，北京城的狼狈难与人言。这是一种羞辱式的狼狈，也是尊严扫地的狼狈。它构成了帝国最深层次的灾难和创痛。八国联军进城以后，于8月28日在皇宫举行了阅兵式，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等3000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然后通过天安门、端门，再穿过皇宫，最后出神武门。现场有俄国军乐队吹奏各国国歌、乐曲，欢乐的气氛响彻云霄。随后，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3天，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6000万两白银，而象征帝国礼仪尊严的鼓楼更鼓，则被日军用刺刀刺破。至于帝国统治阶层的尊严，更被踩在脚下：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90岁了，被侵略军欺辱而死；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也在天坛这一神圣的场所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的**……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与此同时，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己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9月25日，清廷屈从德国的意见惩处主战大臣，将10名王公大臣革处，并分别向德国、日本发出国电，对克林德、杉山彬之死表示哀悼和歉意。

　　帝国尊严扫地，北京已然沉沦，东北也不例外。这一年，俄国政府一面派兵参与进军北京的联军；一面调集17万大军，兵分6路全面入侵东北。10月下旬，东北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全部沦陷。这一年，俄国还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管辖，不准已经逃离的中国居民重返家园——帝国的子民真正的流离失所了，一如他们的国君，“西狩”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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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这一年大清帝国步履蹒跚，去日无多。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西狩”的时候，八国联军“当仁不让”地在京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帝国垂垂老矣，已然无可奈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壮哉，我少年中国……”梁启超发表此文的时间是1900年2月10日，正是春寒料峭时刻，也是有历史深意存焉的时刻。同样在这一年，梁启超致书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事宜。陈少白则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此后不久，清政府下令停止武科科举考试。而在遥远的俄国，一个名叫高尔基的人完成了《春天的旋律》这组文章，其中包括后人广为传颂的《海燕之歌》——新时代、新气息扑面而来，而在中国西安，清廷在许诺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之后，准备启程回京了。这时已经是两年后的1902年了，这一年其实跟往年一样，有很多人去世，也有很多人出生。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在该年出生，他们是物理学家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文学家沈从文，这些人才华卓著，注定是影响时代的人物——但是很遗憾，他们与光绪王朝无关，而只属于未来。因为光绪朝经此一劫后，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倒计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