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公元1898年。帝国的权力格局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呢？

　　6月，翁同龢突然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加大了，起因是6月11日，光绪皇帝下了《定国是诏》：“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是倡言变法的意思，翁同龢作为戊戌变法的总协调人，“事皆同龢主之”。

　　世上事因果轮回。此前几天，操劳“洋务”近40年的恭亲王奕訢与世长辞了。他的辞世无意间打破了帝后党争的胶着状态，从而让光绪皇帝有了些许操作的空间——皇帝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仅仅4天之后，翁同龢突然去职——慈禧太后假光绪之手，革去了翁的“协办大学士”职，“开缺回籍”，太后给出的罪名是翁同龢“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形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这是戊戌变法的开始阶段。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给光绪去势，令他只能带着一群总理衙门的小“章京”去有所作为。或者说翁同龢的去职是一个信号，进一步混沌了帝国的权力格局，模糊了维新变法可能的方向。

　　事实上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忠于太后的力量和忠于皇帝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光绪皇帝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的都站在了光绪皇帝的对立面。大学士徐桐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大学士刚毅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称：“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荣禄则在方法论上为慈禧提供支持：“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

　　当然这样的不对等仅仅是一个表象，毕竟变法是大势所趋，是帝国自救的唯一正途。几年之后，当被软禁的光绪皇帝惊愕地发现慈禧太后步他后尘再言新政时，他或许应该明白，自己输了1898年的这场较量——两个最高权力中枢的人主宰帝国命运的较量。

　　较量是针锋相对的，就像康有为和荣禄的问答。康有为变法期间在等候皇帝召见时曾经路遇荣禄。两人有过一段锋芒毕露的对话。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如此这般的回答应该说透着他的不妥协和以死明志的消息。

　　也许，最初的较量还是有悬念的。慈禧太后长袖善舞，精于权谋。懂得先发制人，也懂得后发制人，但光绪的新政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潮流。他年轻，有**，等得起，换句话说时间在他这边。只要光绪谦虚谨慎、不急不躁，他或许可以笑到最后。

　　只是很遗憾——年轻最后输给了年老，**输给了计谋。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我们看到慈禧太后出招了，她不疾不徐，却处处留有后手或者说伏笔。6月15日，慈禧在让翁同龢去职的同时，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的官职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另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10天后，慈禧太后又命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毫无疑问，慈禧太后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只指向一个图谋——将政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枪杆子以外，还有权把子。慈禧令光绪帝下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格端佑康颐临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顶，及补授文武一品，既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军臣，亦一体具奏折谢。”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必须到皇太后面前具折谢恩，这是对最高权力归属的明确指证，也变相剥夺了光绪亲政以后暂时的皇权支配资格。如果具体到当时的变法实践活动，慈禧此举一可以防止光绪起用新党人物担任高层职位，二可以防止亲太后派的守旧大臣被废黜。一举两得。

　　光绪当然也出招，但光绪的招法刚有余而柔不足，表面上很凶猛，却没有后劲，显得苍白脆弱。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里，光绪接连下了100多道有关新政的诏令，所谓“维新之诏联翩而下”，但是政令出不了紫禁城。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新政的寥寥无几。中央二品以上大臣，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一人敢言新政，地方上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属真心支持新政外，其他“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这是一种观望或者说排队，在太后与皇帝之间，很多人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

　　6月16日是意味深长的一天。这一天，康有为向光绪进呈《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御史胡孚宸则奏劾户部左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张荫桓受贿260万两。62岁的张荫桓当时负责京师矿务铁路总局的工作，支持新政。事实上张荫桓有没有受贿不重要，重要的是御史胡孚宸选择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奏劾他，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较劲与僵持——新政每行一步都会有阻力。

　　不过对慈禧太后来说，光绪对她有杀伤力的出招还在两个多月后。9月4日这一天，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同时赏礼部主事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光绪这样的操作当然事出有因。因为此前3天，王照上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变法情况。但是怀塔布、许应骙却不肯代送其疏。许应骙甚至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光绪便出手了。光绪的出手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他随后召见谭嗣同，并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还直接召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光绪此举在慈禧太后看来不仅有笼络人心之嫌，还有阴谋作乱的可能。因为袁世凯不仅是直隶按察使，还统率新建陆军，可谓实力人物。更要命的是光绪公开要权了。9月13日，光绪帝请旨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这真是危险的挑战——光绪开懋勤殿无异于设立政治改革中心，至于设顾问官是请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的重要角色伊藤博文担任光绪的改革顾问。虽然这只是个动议，但慈禧却心存疑虑。她大声说“不”了。由此两人摊牌的时刻不期而至。

　　透过1898年的迷雾，我们也许还能依稀看见那场不对等的较量是如何一一展开的。最后时刻，光绪慌了手脚，露出了他的生硬和迷茫，天真和急迫。9月17日，事情紧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但他对袁世凯的政治倾向却一点都不摸底。同样不摸底的人儿还有谭嗣同。他竟然夜访袁世凯，说皇上希望他袁世凯起兵勤王，诛杀荣禄以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将自己的政治底牌泄露无遗，也让光绪没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

　　相比之下，慈禧太后的手腕要老辣和从容不迫得多。首先，她很敏感。18日，当她看到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上说：“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立刻决定从颐和园回城监察。20日，当光绪接见“自行游历”的伊藤博文，询问日本改革情况时，慈禧太后到场监听，令光绪不敢有所作为。这场原本有很大操作空间的会见仅仅持续了15分钟就结束了，伊藤博文没有什么收获，光绪也同样没有任何收获。不仅如此，光绪的命运在第2天急转直下。由于荣禄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囚禁了光绪帝，然后下诏训政——这场1898年的较量在中秋节前就匆匆结束了。光绪的权力人生犹如昙花一现，黯然收场。

　　从历史上看，任何变法其实都是需要买单的，戊戌变法尤其如此。事败之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6人以“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罪名被“即行处斩”，张荫桓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两年后他在新疆被杀。光绪则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度过他的余生。1898年帝国的权力博弈谱系在经过激烈的震**之后重归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