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3年，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年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帝国有一些蠢蠢欲动，有一些蓄势待发，有一些欢欣鼓舞，有一些风雨欲来。这一年,41岁的南通人张謇考得了状元。这是他自16岁中了秀才后，长达25年科举跋涉的结果。随后他被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事实上张謇的修得正果要得益于慈禧太后的60大寿，帝国为了庆祝这个吉诞，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而早已心灰意冷的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做最后一搏，没想到否极泰来，功成名就。

　　这一年1月，名不见经传的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4项主张。但是很遗憾，他没能面见李鸿章。6个月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0个月后，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即中国国民党之前身）。帝国开始有了异动。

　　帝国的异动当然不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此前一年，在商海沉浮多年的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军机处章京陈炽则撰成《庸书》，主张参照西方政治制度，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他们似乎是先知先觉了，但是帝国不为所动。帝国在这一年忙着向官绅商民借款，以筹措甲午战争的军费。户部正儿八经地拟定《息借章程》，规定月息7厘,6个月为一期，两年半还本付息。这大约是帝国最早发行的内债了。还不错，此次“息借商款”筹措了1100余万两银子，大大解了帝国的燃眉之急。

　　但光绪皇帝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来。他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最操心、最焦虑的人儿。一方面太后的60大寿不能不办，也不能不办好；另一方面，迫在眉睫的战争不能不化解，可这里头却是两难，光绪一时间找不出破解之道。

　　早在3年前，慈禧宣布：“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随后，帝国拨出3000万两银子的专款，以为慈禧太后举办庆寿典礼之用。在慈禧太后的庆典想象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生日）应该大排銮驾，在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几十里大道旁，应该搭建经坛、戏台、彩殿、牌楼，热热闹闹庆贺她的吉诞。然后就是在颐和园内听大戏，开大宴，难忘今宵。但光绪却突然向太后提出“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由此，帝后党争从幕后走向台前。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成为帝国政治博弈的催化剂。慈禧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对主战的翁同龢等御前大臣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令吾不欢者，我亦将令彼终身不欢。”（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意思是“谁让我痛苦一下子，我让谁痛苦一辈子”。慈禧太后这话既然是当着光绪皇帝的面说的，那就是针对他的——果然，若干年后，变法失败的皇帝被囚禁了。光绪的余生毫无疑问是痛苦不堪的。

　　但1894年的光绪最初还是生机盎然的，起码看上去无所畏惧。这一年，他24岁。24岁的皇帝这样对李鸿章下令道：“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李鸿章却自得于北洋舰队“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所以他既不主动出击，也无所作为，直到这支名声在外的舰队全军覆没。当败局已定时，光绪悲愤地诏责李鸿章：“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他下令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安然涉险——其深层原因其实在于后党构筑了一道强有力的防火墙，令光绪皇帝无奈加无趣。对此，历史家范文澜如是分析：“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

　　所以1894年的光绪虽然看上去是生机盎然的，可生机盎然的背后却是苍白无力。而1894年也注定成为一个告别的年头，与同治中兴30余年来改革的成果说再见。从1860年开始的帝国自救运动虽然有一个不算太坏的开始，但结局却是惨不忍睹。因为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于是，在帝国的一襟晚照中，光绪只能摆一个不自然的姿势，留下一个生硬表情。他的灿烂笑容转瞬即逝，而慈禧太后开始睚眦必报了。4年之后的1898年，光绪的老师、帝党重要成员翁同龢被太后开缺了，随后，他自己也差点被开缺，只保留了一个名义上的职位或者说称号——皇帝。这样的时候,19世纪走到了尽头，新世纪正扑面而来，吉凶未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