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30年，是同治六年（1867年）。这一年9月2日至9月7日，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召开。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一巨著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
如果从同治朝13年的历史背景去看，各种各样的异数开始露头、萌芽甚至欣欣向荣：同治四年(1865年)5月18日，山东菏泽捻军在高楼寨之战中，歼灭清朝精锐7000兵，第2天，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阵亡，京师震惊。同治五年(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同治七年(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0月23日，日本天皇改元明治。同治十二年(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同治十三年(1874年)10月25日，黄兴出生。这些人作为大清帝国的埋葬者，在同治朝不经意间埋下伏笔，似乎昭示帝国之路不远矣。
一些聪慧的人也看出帝国之路不远矣。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六月二十，也就是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个叫赵烈文的幕僚对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说了这样一番话：“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走向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并且国风未坏，所以才没有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今后的大祸是朝廷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赵烈文判断，这种灾祸大概不出50年的时间就会发生。果然，在他预言后的第44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清王朝谢幕人间了，帝国也在此时进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不过身处同治朝，随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在同治七年（1868年）下半年的一天奉旨进京，几天时间4次面见慈禧太后，虽然一方面哀叹大清的未来“甚可忧耳”，另一方面则开始了中兴帝国的努力。而此时的同治帝依然还是个孩子，在母亲慈禧太后的阴影下一边过着他并不快乐的童年，一边好奇地观察帝国涛飞云走、气象万千，浑不知大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一
在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中，总有一些拐点时刻提醒世人下一个轮回即将来临。关于这一点，费正清如是说：“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这时就会呈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更，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堕落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力降落，而党争亦越发剧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食粮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疆防守亦开始瓦解。各地军政大员纷纭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事实上同治王朝已然走到新一轮朝代循环的节点。天子的权力被悬置了，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外患。所有这一切的联合作用完全可以将两个女人同治的帝国予以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同治帝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灾难旁观者和受害者，仅此而已。
但帝国却意外地没有沉沦，相反，它走向了中兴。因为出现了以下这些名字：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彭玉麟，张之洞，他们在这个王朝不约而同地涌现并且集体发力，终于挽狂澜于既倒。
文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做过的官职：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直至武英殿大学士。毫无疑问，这是个在宦海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与恭亲王奕訢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这是同治朝改革的总纲领。文祥和奕訢则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从这一举措或者说时刻出发，直到1894年甲午战前，危如累卵的帝国赢得了差不多30年的发展窗口期，这使它在最后时刻走向软着陆，帝国有惊无险了。
我们来看这份特殊时期的改革总纲领，看看两个历史推手手中的宏伟蓝图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练兵：在北京创建神机营，在上海收编戈登的常胜军，并入淮军之中。这些新式军队配以洋枪、洋炮，以和国际接轨。简器：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在北方创设天津机器局，以达到“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李鸿章语）的目的。造船：主要是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建了一个“轮船制造局”，该局前后造船40艘左右。筹饷：曾国藩办湘军要钱，左宗棠西征要钱，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去打仗也要钱，这些钱最后都解决了。用人：主要是用“懂得洋务的人”。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另一方面也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和文祥在北京设立“同文馆”,5年后增加了一个“天文算学馆”。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与此同时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船政学堂，其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洋务人才。
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五项改革措施只是经济改革的尝试之举，但在当时，收效却很明显，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都在同治朝富国强兵的背景下被平息了，起码暂时平息了，而欧美各国也似乎乐见一个古老的国度与他们接轨，乐见一个古老文明的惆怅与嬗变。1872年，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甚至不无妒忌地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只是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就像文祥临死前所担忧的那样——改革总纲领能走多远，关键看人心。这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忧心忡忡地上了一份遗奏，表达了对人心的担忧：“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世上事唯“持久”最难。事后证明，文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大学士倭仁就站出来坚决反对办洋务。这位同治年间的顽固派首领反对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后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如果一定要造就天文、算学方面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来当什么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当然倭仁所谓的“中国能精其法者”只是个概念或者说馅饼而已，当慈禧太后令他“保荐几个来”时，倭仁给出的回答是：“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种种因素导致同治朝的改革不可能走多远。这一方面是顽固派的坚强存在，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改先行、政改不动”模式的先天缺陷。撕开包装，我们看到，同治朝的改革分明是向后看的改革，是精英们做出的向康乾盛世致意的最后努力。朝廷内外，几乎集体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感。儒教重回大地，慈禧太后或者说同治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默认甚至鼓励……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改革。这是相对于皇权专制体制的西方宪政体制改革。在那位忧伤的年轻人——日本天皇明治的身边，聚集了这样一批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当然还有思想家福泽谕吉。这是一批日本的改革精英，一如中国的改革精英一样，他们也选择了在历史的断层时刻集体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努力。只是他们的改革路径与中国人截然相反。向前看，政改先行。当李鸿章着迷于军事层面的变革，缔造北洋海军时，伊藤博文却设计了日本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视人权的法律，这样一部法律的出现最终将日本推进到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当同治中兴后，清政府自得于拥有世界第8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13位时，日本却出人意料地在1895年击败中国，并在1905年击败俄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
同治中兴的胜利成果最终不堪一击。一个王朝的突围被历史证明未能走出多远，看上去更像一次自我安慰和回光返照，虽然红光满面，却是虚假**。所以，那些同治精英们的努力到底昙花一现，落花流水春去也。只是可怜了同治皇帝，又一次担了误国的罪名，尽管他的身份只是看客而已……
二
帝国衰败的表征，有很多关键词可以提示。这其中，最准确的词汇应该是“礼崩乐坏”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翰林院编修吴大澂向亲政不久的同治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吴大澂在奏折中甚至直言：“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
吴大澂奏折的提出事实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同治帝亲政后，英、法、俄、美、德等国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要求。但是以什么礼仪觐见，准确地说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成为这项外事活动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外国公使团当然是不肯跪。80年前，马戛尔尼坚持以“单腿下跪”而不是“双腿下跪”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80年后，公使团们想尝试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不跪，站着见清帝。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对同治来说，却意味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礼仪是什么？是秩序，是尊卑贵贱，也是国力的象征。帝国做“天下共主”已经几千年了，万邦来朝从来是行跪拜礼觐见的，即便当年马戛尔尼是以“单腿下跪”觐见的，可那也跪了不是，何况只是个案而已，乾隆盛世需要怀柔嘛。但现如今英、法、俄、美、德等国是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的，透着改变天下秩序的野心和实力，而在礼仪改变的背后，毫无疑问是“天下共主”时代的结束和“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这是同治朝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
继翰林院编修吴大澂上奏反对外国公使不跪而觐后不久，江南道御史王昕、浙江道御史边宝泉也纷纷上书同治帝，坚持在礼仪问题上不能动摇。边宝泉甚至设身处地为同治提出解决方案，称外国使臣约等同于中国臣子。以中国臣子礼见皇上，怎么可以不跪拜？但同治看上去还是忧心忡忡。一个事实很明显，英、法等国不是中国的属国，外国使臣怎么甘心做中国臣子呢？其实，更要命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更要命的问题在于外国使臣和他平起平坐之后，以后的帝国人心怎么收拾——外国使臣都可以平起平坐，那中国臣子呢？是不是也可以参照执行？所以“礼崩乐坏”的背后是人心的土崩瓦解。这是最致命的。
关键时刻，李鸿章介入了进来。在李鸿章看来，帝国正处于“数千年一大变局”当中。帝国的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10多个国家的使节，礼仪制度要是不与时俱进，只能自取其祸。事实上祸亦不远——咸丰末年圆明园被烧后的遗迹还触目惊心呢。这个时代，实力说话，而礼仪只是依附在实力身上的一张皮而已。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让帝国趋福避祸。
李鸿章还认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这是礼仪的内外有别，这样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同治对于帝国人心涣散的担忧。另外李鸿章古为今用，引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这两句名言为同治帝壮胆打气——的确，这样的时代，如果别人不安慰自己，那么自我安慰是最好的选择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一天，紫光阁。同治帝终于心情复杂地接见了各国公使。虽然紫光阁是大清皇帝以前经常接见藩属国代表的地方，把觐见地安排在这里，同治心里颇有阿Q式的快慰，但帝国的江河日下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各国使节们站着向中国皇帝行鞠躬礼，同治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看上去心情很糟糕，没有穿龙袍，只穿了一件黑色长袍，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这些长得稀奇古怪也说一口稀奇古怪语言的各国使节，真真无话可说了。还不到15分钟，各国使节等待了12年的觐见活动就结束了。皇帝最后传下话来，说，以后各位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总理衙门好了。再无多言。
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在礼仪问题上，最糟糕的时刻要在20多年后才到来。那是在光绪朝《辛丑条约》的谈判中，各国使节对清帝光绪提出了三条与礼仪有关的条件：第一，需派黄色御轿和仪仗走中门迎送使节，并且要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降升舆；第二，皇帝必须站立会见外国使节，“并直接同他们讲话”，而在1873年同治接见各国使节时，皇帝在觐见时可以“坐立自便”；第三，必须在乾清宫为外交团举行宴会，同时皇帝须出席。这其中的第一条实在是直指帝国的命脉。因为黄色御轿乃皇帝专用，各国使节要坐黄色御轿进出中门，并且超越王公大臣的规格不在东华门外降舆，直接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降升舆，毫不客气地将帝国传承千年的礼仪制度踩在脚下，天朝上国的脸面至此已是**然无存了。
所以，在这样的大历史观下来看1873年同治朝的觐见，真可谓一次意味深长的改变和预警。应该说，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帝国的秩序变得**不安，人心也喧嚣了起来，只是同治帝看上去面目模糊，他苍白而无力地坐在龙椅上，直将自己坐成一个时代萎缩的符号。有仙乐飘飘不知从何处传来，让每一个人都沉醉其间，却不知这仙乐其实是凶兆，在历史拐点时刻出现的一次凶险警告。
三
同治元年（1862年），登基大典。6岁的小皇帝在冗长的仪式中，终于失去了耐心和配合的兴趣，而是张扬起他的生命本能，不懂事地撒了一泡尿，尿湿了龙椅。这不是个好征兆，所谓乱世之中，不谈个性，尤其是非实力人物，但很显然,6岁的小孩不知道这些。在随后的权力格局中，小皇帝发现他和母亲的关系迥异于寻常。“一日，老佛爷召见载淳，载淳行于前，战栗不止，甚至不敢抬头仰望。”这是一个太监眼中同治母子关系的真实记录。这样的关系充满了隔阂和冷漠，阴谋和算计。权力切割了亲情，也让一切事变得不正常起来。同治帝13岁那年，慈禧并没有将最高权力移交给他，而按惯例，清廷的天子差不多都在这样的年龄开始亲政了。这是一种不正常。
不正常的母子关系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它首先带来的是对同治生命活力的扼杀。每天，他做天子状在龙椅上正襟危坐，在养心殿里做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行尸走肉。同治的权力被抽离了，他的情感也被抽离了。毫无疑问，这导致了一个人的异化。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异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最大的伤害还没有到来——那是亲情对爱情的霸占或者说掠夺，它在最后时刻破灭了同治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想象。仅存的美好想象。
《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18岁那年，看上了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这大约是一种爱情，并且，同治帝也得到了爱情，这是皇帝宫廷生活中绝无仅有的美好体验，但很快，他的体验被蒙上了阴影，因为慈禧也看上了一个女人，侍郎凤秀家的女儿，她想让后者做自己的儿媳妇。最后的结果虽然由于同治帝的坚持，阿鲁特氏被立为皇后，可与此同时，凤秀女也被封为慧妃。这是慈禧太后干预的结果。这实在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同治帝如鲠在喉，婚姻生活不尽人意；慈禧太后也悻悻然茫茫然，觉得儿子大了，自己难以掌控。
为了证明自己的掌控力一如从前，慈禧太后悍然下了这样一条懿旨或者说家规：慧妃贤明淑德，皇上宜多加体贴；皇后年少，礼节未娴，皇上不应太过耽迷，误了政事。这让同治帝进退两难。所谓动辄得咎，他难与人言的爱情在母亲这里受到了粗暴的干涉，为了反抗这样的干涉，同治帝索性一个都不靠近，而在宫廷之外寻找那点可怜的生命欢乐——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到了后期，同治帝的性乱甚至到了不顾颜面的地步。一份史料这样记载同治狎幸太监杜之锡和他姐姐的：“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同治，这个皇宫内的零余者，权力格局中最大的看客就以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完成了他生命中的人格嬗变。他毫无顾忌的放浪形骸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反抗或者扭曲，同治在宫廷之外一具具可疑的女人肉体上麻醉自己、放纵自己，从而也放纵了帝国的责任，丧失了可能的自救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治帝的人格嬗变其实也是帝国国家形象或者国家气质的一种深层嬗变。因为这样的性乱毫无疑问就是自戕，同治帝的报应可以说呼之欲出，他的身体也很快出现了症状。在同治最后的日子里，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详细描述了报应（身体症状）的可怕程度：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二十八日，“腰间溃如椀，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这样的描述反复让人闻到了一个王朝的恶臭，看到了一朵恶之花的邪恶绽放——也只有在这样的王朝，这样的人格嬗变中，一个皇帝才可能这样痛苦不堪。
但痛苦不仅仅属于同治帝一人，它弥漫于整个同治王朝。皇后阿鲁特氏也痛苦。她目睹了同治在恶臭中死去，也分明闻到了整个王朝的腐烂气味。慈禧皇太后和她是不相容的，慈禧甚至不允许其去养心殿探视丈夫，为此所采取的对策是“牵后发以出，且痛抶之”——在大庭广众之下揪着阿鲁特氏的头发将她拖出养心殿，并且边拖边打——一个皇后的尊严就这样被践踏了，以至于阿鲁特氏要苦苦哀求慈禧才能保住自己性命：“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留媳妇的体面！”
不过阿鲁特氏最终还是随同治帝去了。在同治帝死后75天，年仅22岁的她遵照慈禧的懿旨（“可随大行皇帝去！”）自杀身亡。夫妻二人终于在死后同居一室了。这是一个王朝的残酷与决绝，也可以说是最高权力锋利与无情的再一次证明。
那么，慈禧就不痛苦吗？在皇权角逐的游戏中，慈禧是不是那个唯一的收获者？也许，她是。但她的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难与人言。在同治去世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女人，虽然位极人臣，却丧夫又丧子，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也是变异的。帝国的重量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又要背负千古骂名，寻常女人的幸福，于她是一概无缘了。所以说到底，慈禧也是同治朝的失意者。这个王朝，最后竟没有一个赢家，真是衰败得可以了。
四
1875年1月17日，同治死后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同治皇帝暴卒，北京政局扑朔迷离》的文章，该文作者以伤感而不无忧虑的笔触写道：“通常情况下，一位清国皇帝的死并不会在外界的政治生活表层上掀起这么大的波澜。现在，由于这个伟大帝国的未来预示着将会和其他国家的事务交织在一起，而同治皇帝只统治了如此短暂的时间就死去了，那么，这位令人敬畏的大清皇帝的死肯定会对当今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治皇帝没有自己的儿子，他把皇位留给了另一个未成年的继承人，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权将因此再次落到摄政者的手里。我们现在还无法说出究竟是谁在掌管大清政府。显而易见，除非清国人破除先例，否则可以预料，清国的国际政策在未来数年之内，将会和当初外国人寻求与清国建立紧密外交和贸易关系时所遭遇的一样扑朔迷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同治皇帝终于和咸丰皇帝一样暴卒了，政局也一样的扑朔迷离。后咸丰时代，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帝国命运的走向。现在是后同治时代，那个被称为慈禧太后的女人，是否依然会改变帝国命运的走向呢？
4年之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吏部主事吴可读突然在苏州的一所废庙里服药自杀，从而揭开了围绕着皇位更替展开的那些阴谋与欲望。同治朝有一个被嬗改的开头，也同样有一个被嬗改的结局。这完全是一个被改变的王朝，那双不由分说改变历史的翻云覆雨手依然是传说中的纤纤玉手。
事实上，和咸丰帝一样，同治皇帝也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了独立安排。据《东华续录》和《满清稗史》记载：同治皇帝自己没有儿子，他在临终前便“口授遗诏”，立贝勒载澍为帝。但是很快，这份遗诏被慈禧太后撕碎了。一个王朝的后续线索刚一露头就被掐断，只能昭示同治朝的力不从心和转瞬即逝。
慈禧看中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皇帝）。这说起来应该是制度突破了。载澍和载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中却埋伏着帝国皇位继承的制度安排。如果慈禧从下一辈（溥字辈）挑选皇位继承人的话，那她就被尊为太皇太后，不再有资格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载湉虽然只有四岁，却和同治帝平辈，另外他的母亲又是慈禧胞妹。载湉一旦即位，慈禧仍可仿旧制垂帘听政。一个女人的机心就此截断了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刹那间绽放出妖艳的机锋。
慈禧成功了。这是个阳盛阴衰的帝国，妖艳的机锋横扫一切。虽然慈禧强立载湉为帝，将皇后阿鲁特氏推到身份尴尬的境地（既非皇后也非皇太后），但世事的真谛是新陈代谢。阿鲁特氏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杀殉夫。
同治朝至此彻底结束。虽然还有余音绕梁，比如，在慈禧强立载湉为帝后，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和御史潘敦俨上奏表示反对，吏部主事吴可读甚至服药自杀，尸谏抗议慈禧的“倒行逆施”，但是反对无效，慈禧还是孤身走我路。那个叫光绪的天子最终被抱上了太和殿的龙椅，目睹了一场以他的名义举行的登基典礼。慈禧太后颁谕布告天下，改年号为光绪，年仅四岁的载湉被合法地宣布为清入关后的第9代皇帝——光绪皇帝。
虽然这个小皇帝看上去茫然无措，在龙椅上坐卧不宁，很有张扬其生命本能，在上面撒一泡尿的冲动，一如10多年前,6岁的咸丰干过的那样……但一切都已结束，一切正在开始，任何的细枝末节或者说个人小情绪无关紧要。
历史正在不由分说地向前。它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