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学行合一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著名教育家、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了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先后培养了大批人才，被誉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我以为最低限度，即使“行”不比“学”更重要，也应当“学”“行”并重，不可偏废。

　　上期周刊登了陶行知先生为本校教职员演讲的一篇稿子，题目是《教学合一》，大家想都看过了。陶先生的意思，说教学应当合一。他的理由是：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在教学生学；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三、先生不只是教学生学，并且同时自己也要学。我对于他第一个理由，还有些意见，陈先生已约略地写了几句登在周刊上。现在，用这几十分钟，我再和大家讲讲。

　　我的意思，以为以前的“教书”、“教学生”，固然是不对；但是“教学生学”就能说是已经尽了教之能事了吗？这个，据我看，还是不够，应该再进一步，“教学生行”。中国古代的教育的特点，“教学生行”也可算是一个。我现在可以举几个例，来证明孔子的“教学生行”。

　　《论语·学而》章有几句话：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里所谓的“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不都是关于“行”的方面的吗。你看他底下接一句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对于“行”，是何等的重视！反观现在的知识阶级里的人，多半是学有余力，则

　　以求行；只顾求学求文，反把“行”一方面视为次要，甚且毫不注意。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说古人须讲“行”，而今人可以不顾吗？

　　再看《中庸》上的一段话：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几句话将我们求学的步骤指点得清清楚楚。我们要博学，但是仅仅听受得很多，而不加以讨虑，他人怎样说，我们怎样听，没有丝毫怀疑、思索和辨明的功夫，那又有什么益处？所以那“审问”、“慎思”、“明辨”三步是必需的了。这几步功夫都有了之后，可以说声“知道了”就算完事吗？仅仅“知道了”有多大好处？所以“明辨之”之后，接着就是“笃行之”。着重还是在一个“行”字。

　　再举一个例来说吧，《论语·雍也》篇说：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哀公问的是谁好学，孔子答了颜回好学，似乎就可接说“不幸短命死矣”。可是他却插入“不迁怒，不贰过”两句，这是论他的“行”的。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的好学，乃学行并重，而不是死捧书本的。

　　有些人以为“教学生行”很困难，在现在这个时代，无从着手。譬如你教代数，教他行x呢？还是行Y呢？并且，现在学科这么繁多，顾功课还来不及呢。诚然，现在的社会，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一个人的知识，也应当比前人的多，才能处在社会里头。所以“知”的方面的科学等等，应当多多教授。但是，仅仅得了许多的知识就能满足了吗？“学”的一方面即使十全十备，而“行”的一方面丝毫不注意，这样能算是个完人吗？这当然不对。所以，我以为最低限度，即使“行”不比“学”更重要，也应当“学”“行”并重，

　　不可偏废。

　　“学行”并重，我们知道是应该的了。但是，怎么“行”呢？是否教工程学的除了课本上的知识而外，还教学生实地练习就叫做“行”？这个，并不是我所谓的“行”，也不是古人所谓的“行”。我所谓的“行”，是行为道德。提起道德，我又有些意见。近来一般人以为人类是动物的一种，他能够生存，他当然不免有欲望；可是一人能力有限，要合多少人，才能使生活的欲望满足；在这共同的努力的关系上，发生出公共的道德信条。这种说法，是从利害上着眼的，而不是从是非上着眼的。现在的人，可以说他们是智者，因为“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他们都是从利害方面去观察的。这个，固然也是一时的潮流所趋，不易避免。但是我们既然觉出他的错误，就应该力自拯救像《论语》里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那么自己监督着自己。对于学的一方面，也同样的重视努力，使学行两方，平均发展。世界上的人全能如此，那么，现在的那些奇形怪状的事情，早就不致发现，而我们的生活也早就安宁而美满了。

　　时间匆促，不能多说。现在，让我把我的意思总结起来说吧：现在社会上的变迁很大，而多流于偏废，只重物质，不重道德。尽管“学富五车”，而行为可以私毫不顾。这种错误，我们既已觉察出来，就应极力矫正，学行并重，才可免畸形发展的弊病。所以，现在的教育者，不但是不能以“教书”、“教学生”为满足，即使他能“教学生学”，还没有尽他的教之能事。他应该更进一步，“教学生行”。“行”些什么？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这样，才能算是好的教育。

　　（《南开周刊》第1卷第16号，1925年12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