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船长在“本鲍旅店”

　　乡绅特劳尼、利维塞大夫和其他几位先生，他们都动员我把有关金银岛的事儿，从头到尾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只是要求我隐去金银岛的具体方位，因为那里至今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宝藏。我在公元17××年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先从我父亲开的那家名为“本鲍将军”的小旅店开始吧。有一天，一位皮肤黝黑、脸上有道刀疤的老水手住了进来……当时的情景就跟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进了店门，身后的手推车上撂着他的水手箱。他身形高大，体格魁梧，皮肤黝黑，一侧脸颊上有块青白色的刀疤，两只粗糙的手上满是伤痕，断裂的指甲缝里黑黑的。他身上穿的蓝色外套脏兮兮的，披在肩上的辫子油腻腻的。我还记得他自顾自地一边吹口哨一边望向海湾，然后，那首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的水手歌谣便脱口而出：

　　十五个家伙争抢死人的箱子——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高亢、苍老、颤抖的声音，像是船上的绞盘杆坏掉以后发出来的。然后，他用随身带着的类似推杆的棍子，敲击着房门。

　　我父亲一露面，他就粗声粗气地要朗姆酒喝。接过酒，他慢慢地呷、细细地品，完全是一副行家派头，眼睛却始终盯着周围的悬崖和我家旅店的招牌。

　　“这儿离海湾很近，”他终于吭声了，“旅店位置不错，生意好不好，伙计？”

　　父亲告诉他说生意冷清，客人少得可怜。

　　“好吧，”他说，“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嗨！伙计，”他冲着那个推车的嚷，“车推到边上去，把我的箱子拎下来，我要在这儿住上一阵子。”接着，他又对父亲说，“我这人不怎么讲究，用朗姆酒、咸肉和鸡蛋就能打发，能溜达溜达，看看船出海就够了。你叫我什么好呢？就叫我‘船长’吧！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着，他朝着门槛上扔了三四枚金币，“用完了吱一声儿！”他的样子凶巴巴的，看起来活像个当官儿的。

　　说实在的，虽然他穿得不好，说话粗鲁，但一点儿也不像是一般的水手，倒像是习惯了指手画脚使唤人的船长或大副。推小车的人跟我们讲，船长是前一天早上坐邮车到“皇家乔治”饭店的，然后打听海边有哪些旅店。我估计，他听说我们这儿不错，人少僻静，所以他就从那边跑到我们这儿来落脚了。对这位来客，我们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

　　他这人好静，白天不是在海湾上转悠，就是拎着个铜制望远镜爬上悬崖；而晚上，他就坐在大厅靠近炉火的角落里，拼命往肚子里灌兑了水的朗姆酒。要是有人跟他搭话，他理都懒得理，只是猛地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瞪着人家，鼻子一哼，跟冒烟儿的汽笛没什么两样。我们和到店里来的人，很快就知道了他这德行，也就随他去了。每天，他遛弯儿回来，都会问我有没有水手模样的人来过。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这么问是想找个跟他一类的人，好有个伴儿，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想躲开他们。偶尔会有沿海边去往布里斯托尔的水手住进店来，每当这时，他总是会隔着门帘先窥探一番，然后才迈入大厅，而且绝对不会弄出哪怕一点点动静。对此我已司空见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他提防的对象。有一天，船长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提防一个“独腿儿水手”，只要那家伙一露面，就赶紧给他报信。如果我做到了，船长答应每个月的第一天给我一枚四便士的银币。每到月初，我就向他讨要薪水，他十有八九会冲着我哼鼻子，狠狠地瞪我，但不出一个星期，他就想通了，还是会把工钱付给我，并且肯定会再啰唆一遍：提防那个“独腿儿水手”。

　　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那个“独腿儿”，是怎样在我的噩梦里折磨我。尤其是在刮风下雨的晚上，狂风震颤着屋子的四角，巨浪沿着海湾咆哮、拍打着崖壁，我总会见到这个人，他以无数种外形和表情出现在我眼前。有时他的腿是从膝盖那里被砍断的；有时又是从大腿根部被砍断的；有时就像一个怪物，只长了一条腿，而且这条腿长在身子中间。我会看见他蹦过树篱和水沟，没命地追赶我……总之，为了每个月的四便士，这些可恶的胡思乱想让我吃尽了苦头。

　　虽然“独腿儿水手”吓得我够呛，但是对于船长本人，我倒并不见得比其他认识他的人更怕他。晚上，要是他喝酒喝过了头的话，他就会坐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哼唱那首难听的、老掉牙的水手歌谣。有时，他还会给在场的每个人点上一杯酒喝，然后逼着那些害怕得直打哆嗦的人听他讲故事。我时常听到“哟嗬嗬，来瓶朗姆酒”的歌声震得房子直摇晃。为了保命，周围的所有人都加入了进去，唯恐声音不及别人而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这当儿，他是最狂放不羁的人。他会拍着桌子让众人安静下来，或者因为某个提问而怒发冲冠，可如果没人发问，他又会认为大家没有听他讲话。在他喝得醉醺醺地回到房间倒在**之前，谁也不敢先走。

　　最让人胆寒的还是他讲的那些故事，都是阴森森的，有绞刑、“走板”、海上风暴、干托图加群岛，还有发生在加勒比海一带的野蛮行径。看样子，他像是跟海上的魔头打了一辈子交道；而他讲述这些恶行的腔调，把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惊呆了。父亲总是说，我们这个店准得被他毁了，恐怕客人们很快都不敢再来了，谁会愿意让人呼来喝去、驱来赶去，在睡觉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呢。不过，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件坏事，大家伙儿确实被他吓坏了，但事后想想还是觉得有趣，毕竟这为平静的乡间生活增添了一种有趣的刺激。甚至，一伙年纪跟我不相上下的年轻人还假装崇拜他，给他冠以“真正的船长”“真正的水手”

　　等诸如此类的名号，并且他们还说，多亏有了他这样的人物，英国人才能在海上所向披靡。

　　从一方面来说，船长的确是在毁我们的店。他住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住了一个月又一个月，而他付的房钱早就花得干干净净了。父亲根本不敢找他要钱，只要他敢提一个字，船长马上冲着他哼鼻子，声音响得跟打雷似的。我可怜的父亲被他瞪得从房间里退出来，我看见过他碰了钉子，无可奈何地绞着双手。我敢肯定，父亲年纪轻轻就在痛苦中送了命，跟烦恼焦虑和担惊受怕有很大的关系。

　　在我们店里住了这么久，船长从没换过衣服，只是见他从小贩那儿买过几双袜子。他帽子的一条边耷拉下来了，尽管刮风的时候让他很不自在，但他也懒得去理会，随它那样耷拉着。

　　我还记得他的外套上补丁摞补丁，是他自己在楼上房间里补的。

　　他从不写信，也从没见他收到过信。他从不跟任何人搭腔，最多在朗姆酒灌多了的时候会跟熟悉的邻居侃几句。至于他的大水手箱，我们谁都不曾见他打开过。

　　船长住在我们店的最后的日子里，被狠狠地教训过一次。

　　那天，我父亲病得人事不省，傍晚的时候，利维塞大夫来给他看病，在我家吃了顿晚饭，然后大夫走进大堂，一边抽着烟，一边等他的马从村里过来接他，因为我家这个老店没有马厩。我跟在大夫身后也进了大堂，大夫举止得体，衣衫整洁光鲜，头发上扑着雪白的发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炯炯有神，与一般没什么品位的乡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不用说我们这位邋里邋遢、浑身横肉、头眼昏花、衣衫褴褛的海盗船长了。船长正喝得烂醉，两臂支在桌子上。突然，他——船长——咧嘴唱开了：十五个家伙争抢死人的箱子——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喝吧，魔鬼已经喝了——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我估摸“死人的箱子”，跟船长搁在楼上房间里的大箱子，应该是一回事。在我的噩梦里，“死人的箱子”同“独腿儿水手”搅和在了一起。船长的水手歌谣，我们早就听惯了，谁都不会特别在意，当然，除了利维塞大夫，他这还是头一回听到。我发觉大夫挺反感这首歌，因为他恼怒地抬头看了看，然后又继续跟老花匠泰勒聊风湿病的新疗法。这时，船长越唱越带劲，终于，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这动作的含义我们都懂——住嘴！大家伙儿即刻都不吭声了，当然，还是除了利维塞大夫，他的话音清晰而平和，每说一两句话就麻利地抽上一口烟。船长瞪了大夫一会儿，又一巴掌拍下去，目光越来越刻毒，最后，船长的嘴里迸出一句低沉而恶毒的诅咒：“住嘴！该死的！”

　　“你指的是我吗？先生！”大夫问。

　　恶棍船长又迸出一句诅咒。

　　大夫说：“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贪杯，世上很快就会少一个混蛋。”

　　老家伙气得火冒三丈。他一跃而起，抽出他的水手折刀，打开后摊在手掌上掂了掂，威胁说要把大夫钉在墙上。

　　大夫一动不动，还是侧面对着船长，他的话音跟刚才一样清晰平和，为了让屋里所有人都能听得清楚，他的声音提高了些，镇静而坚定地说：“如果你不马上把刀收回口袋里，我以我的名誉担保，下一个被法庭送上绞刑架的就是你！”

　　接着，船长跟利维塞大夫对视着较量上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收起刀子，像条挨了打的狗一样，嘟嘟囔囔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听着，先生，”大夫继续说，“我的辖区居然出了你这号人物！你最好放老实点儿，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是个大夫，还是个治安官，只要有一丝一毫关于你的怨言传到我耳朵里，就算是今晚这种撒野，我也会叫你好看！我会逮住你，把你赶走！你自己看着办！”

　　很快，利维塞大夫的马到了，他骑马离去。那天晚上，船长总算消停了。而且，后来好些个晚上，他也都没再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