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厚重的沉痛，莫过于英雄惨死于他自己的人手中，悲哉壮哉，令人扼腕长叹！为何就不去与之相搏？而只能冤屈的去死？“我只能如此！”仿佛从天边传来英雄声息。

　　刘伯温虽然第二次解官还乡，心里还是非常平和。昔日的军师、安邦的勋臣，心中虽有些遗憾，毕竟萧洒过自己的才华，如今同普普通通的乡间老人一样，静静地享受着自己淡泊的乡间生活，很是知足。

　　临近有个小镇，名叫“谈洋”，地盘不大，因处几郡的交界处，却非常热闹，是个盐贩子聚集的场所，只是秩序很乱，常有打架斗殴甚至抢劫杀人的事发生。小乱常时会酿成大乱，一处地方治安不好可能会影响多处地方治安失控。基于这样的想法，“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的刘伯温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千多字的折子，请奏朝庭在谈洋设立巡检司，既可使国家增加税收，又可保地方稳定平安。

　　刘伯温将折子交给儿子刘琏，让他赶往京城，直接送给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这事竟惹恼了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他认为刘伯温这么做是不尊重自己，于是找了个机会，说刘伯温曾夸他青田有王气。

　　“有王气之地，怎么会是你刘伯温的故乡呢？”朱元璋一气之下，夺了刘伯温的奉禄，想让他尝尝贫穷的滋味。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刘伯温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的人，他曾引导和帮助朱元璋极力推行“生民之道，在于宽仁”的治国策略，在关心人民的疾苦，爱惜民财，减税、解困、修德省刑、宽猛相济、整顿官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他自己，原本出生富有地主家庭，从没在乎身外的金钱物质，为官多年，始终是两袖清风，以至到了老年，全靠朝廷奉禄度日。

　　奉禄被解除后，刘伯温一家上百口人，一下子陷入生活上的困境。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刘伯温知道朱元璋的秉性，他最担心的是大臣有野心，如今自己莫明其妙地与一个“王”字沾边，他今天不杀你，保不准明天不杀，而且一旦开杀，可就是满门抄斩的事。刘伯温思前想后，决定亲自赴京谢罪，来为家人躲过这一劫。

　　刘伯温来金陵住下，也不去为自己作任何的辩解，默默地忍受着，内心很是压抑，不久便病了。徐达等故友来看他，正好遇见他家甕中已经粮尽，便都感慨万分地送了些物品钱财，然后去朱元璋那儿替他说情。

　　“军师是个文人，曾说谈洋有文气，没说什么王气。凭军师的聪明，真有野心，怎么会当众这样说。”

　　朱元璋听了，虽然认为徐达说得有理，却始终再没有去理会刘伯温，仍由着胡惟庸把刘伯温毒死。刘伯温死后，胡惟庸又与汪广洋斗来斗去，并且终因技高一筹，致使汪广洋丢了右丞相之职，被外放他到广南做小官，不久又被朱元璋追加诏书就地处死。

　　汪广洋死后，丞相位上就只剩下了徐达与胡惟庸，徐达长期在北平镇守，朝中位居百官之首的胡惟庸，便越来越骄横跋扈。他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对于内外诸司奏章来，总是自己先阅，有对己不利的，就藏起来不上报。

　　对于相权的存在，权利欲太大的朱元璋本来就很反感。可他也非常清楚，要推翻旧制，建立新制，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得找到借口，找个机会。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他看得很清楚，却是引而不发，十分耐心地等待着。

　　果然，借口很快就让他找到了。1380年6月七日，胡惟庸的儿子胡文胜在京城驾马狂奔，撞倒一个抱了生病小孩的中年妇人，然后又撞了一家饭馆，车毁人亡，致十余个百姓死伤。这种事若在往日，朱元璋只会详作不知，可这一回，他要借此来敲打敲打胡惟庸，最后让大家都来说：“设立丞相不好，弄得朝庭乌烟瘴气。”等到大家都反感丞相的时候，再来动手废了丞相这个衙门，既可收回权力，又可“顺应民心”。

　　“市井之上，驾车狂奔，死伤无辜十余人，实在可恨！”当着满朝官员，朱元璋瞪着胡惟庸，一字一句地说。

　　胡惟庸听了，无言以对。朱元璋似乎是无奈地将胡惟庸收押死牢，直到所有想为胡惟庸求情的臣子都来求了情，朱元璋才又似乎很勉强地放了胡惟庸。

　　胡惟庸心里凉透了，突然联想到刘伯温、汪广洋的下场，感到自已今后怎么也不会比他们更好，这一念头出来，他眼里很快就充满杀气。

　　古往今来，有多少圣贤之士，都在劝说帝王实行王道，以德服人。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中，行王道的皇帝有之，但真正能以德服人的皇帝，却从未有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皇帝人品都极差，只不过皇帝从来就不是因德而产生的，要让一个靠霸道得天下的人以德服人，显然只能是天方夜谭。

　　不过，对于皇帝的霸道感受最深的，显然是他的重臣、勋臣、近臣，学习得最快的，自然也是这种人。伴君如伴虎，伴得久了，无论是重臣、勋臣还是近臣，也会渐渐地滋长出一些虎气或者竟变成了虎。于是，谋权篡位的事就这么发生了。

　　在胡惟庸的丞相府中，有一株大榆树，离树不远处有一口井。此井水质甚好，清凉甘甜，非常可口。平时里，井水涓涓细流，每到冬时，反倒有大股泉水涌出。胡惟庸深知此泉的习性，早已想好了一个绝妙的计策，单等到这泉水大股涌出的时候，诱杀朱元璋。

　　1380年的冬月说来就来，胡惟庸望着井中那大股涌出的泉水，稍一犹豫，便换了朝服，乘车前去皇宫。见了朱元璋，跪伏在地，奏说：“启禀皇上，府中井里涌出了醴泉，请皇上前去观赏。”

　　宅井出醴泉，是大明的祥瑞。朱元璋听了，龙颜大开，答应去相府观赏。胡惟庸在自家的墙道里藏了许多兵勇，只等朱元璋前来，就冲出来杀了这位皇帝。到那时候，等候在城外的吉安侯与平凉侯，就会带领他们的军队冲进皇宫，将朱元璋的死党清除干净。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朱元璋很清楚他要做的一切，而他对朱元璋的安排却一无所知。

　　结果是空前血腥的，朱元璋将他 “腰斩，灭九族”后，又顺便例举了中书省的许多罪名，一鼓作气罢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同时升六部尚书，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让他们统统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光辉宏大的金峦殿上，朱元璋咬牙切齿地说：“今后，有敢奏请说要设立丞相制的，杀无赦！”

　　朱元璋终于达到目的：借胡惟庸的一条命，取消了秦汉以后沿用了千余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政务，仅设大学士数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此外，朱元璋又设立监察御史，到各地“代天子巡狩”，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监督。

　　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朱元璋建立卫所编制，中央设大都督府，不久又取消大都督府，改立五军都督府，统率全国卫所。军队由皇帝亲自命将授印调遣，战事结束，将印归还，军队回到原来的卫所，从而使兵权集于朱元璋一人之手。朱元璋还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太监掌管，刺探大臣，清除异已。

　　朱元璋以胡惟庸的人头，再次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还需要大量的鲜血来维持和巩固。一是因为权力越集中，站在权力顶端的人也就越担心下面的反对；二是在集权的下面，必然会生出许多利用集权来相互攻击的派系来。

　　胡惟庸虽然已死，他的“价值”却并没有消逝。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皇帝能够随心所欲。在以后十多年的日子里，开始走向老迈的朱元璋，在对极权的追求上越来越变得穷凶恶极，在对自己权威的维护上越来越变得歇斯底里。从治理一个国家而言，朱元璋知之甚少，开始还能依靠他人，随时请教不耻下问。当他一知半解时，就开始一意孤行起来。在胡惟庸死了很久以后，他还一直抓住胡惟庸谋反“罪状”不放，把那些与他的集权有一丝儿悖逆的人与事，都放进胡惟庸案中，给一个万劫不复的谋反罪。

　　于是，胡惟庸谋反的死党陆续被揭发出来，随着年岁的推移，朝中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地方的官吏，认识与不认识胡惟庸的人，都牵连进了胡惟庸案。繁华的帝都，天天都在杀人。一时间，弄得金陵腥风血雨，人人自危，当官的上朝之前，甚至要与亲人惜别，不知今日上朝，有什么人参自己一本，或者就不能回家也说不定。

　　朱元璋将肃清胡惟庸“逆党”一案，前后延续长达十多年，直接受到株连杀戮的人高达三万多，间接受害的人不计其数。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而，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余，万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1364年，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1380年，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

　　可是，随着宰相制度的实践，朱元璋感到有人在分他的权。他过于地认为天下就是他朱家的，是他朱元璋一手打下来的，他不能容忍有人来分他的权。多年的胜利，使他相信他是天下第一，再不愿有任何削弱他个人权力的力量存在，于是决心要铲除这个制度，他的宰相们，就只能都不得善终了。

　　大凡能做到皇帝的人，似乎都将自己包装得非常大公无私，似乎他们就是民众的代表。从表面看来，好象也是这样，这些皇帝老儿们，他们什么都能舍弃，甚至是自己的至亲，包括老婆、孩子。然而有一点很能戳穿他们的假面貌，这就是他们不能舍弃自己丝毫，包括他们拥有的极大权力中的一点点权利。他们的成功使他们变得过份自信，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别人办不好事情。

　　强者的意志强加于民众，这是历史的幸事，也是历史的哀事。公允地说：朱元璋的集权统治，在推动全国统一，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发展经济等方面都起了些积极的作用，但从另方面说也起着更大的消极作用乃至对社会进步的破坏作用。

　　集权制禁固了人的创造力，厄杀了人的精神活力，泯灭了人的生存乐趣，对社会的文明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宦官擅权乱政，廷臣倾轧争夺的现象，应该说是极端专制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

　　作为贫苦出生的朱元璋，对贪污腐败深痛恶极，他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想方设法，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来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空前未有。曾经一时，也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他统治的一段时间里，贪官污吏受到强烈震慑，也曾有所收敛。可是，在家天下的皇权制度下，做官只是从上面来的任命，这本身就是贪官污吏的温床，皇上再下决心，又如何能将贪官污吏消灭干净？更何况，集权本身就是最大的贪腐，这是皇权的宿命，也是皇帝的无奈。

　　朱元璋从建立大明王朝以后，他一直都在大搞“杀尽贪官”的运动。令人遗憾的是，一直到朱元璋寿终正寝，贪官污吏们还是比较猖狂。以至到朱元璋临终时，他还在瞪大眼望着苍穹说：

　　“天啊！这是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一拨，晚上又生出一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