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好剧本，虽然我只仓促地看了一遍，但给我的印象是好的：它使“爱情”一部分戏比较完整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写出来了，而且性格也很鲜明。譬如糊涂涂吧！这一类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总在打他的“小算盘”，即使到了高级社，他还是有他的“办法”的;再如范登高，就是翻身翻得太高了，人的经济地位大变，思想意识也就跟着起了变化，他嘴里讲的是社会主义，而暗地里却做资本主义小买卖。这些人物的特性在剧本里都表现出来了。

　　海棠花总是海棠花，放在窗台上或者茶几上有什么不同呢？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剧本都写出来了;剧本也很明确地表明它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一个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是它的人物感人，不是让它像合作手册一样去指导办社。读者看了剧本，还是反对糊涂涂、赞成王玉生，还是愿当王玉生、不愿当糊涂涂的，这个我看是转移不了的。

　　我这个小说的架子原来也就是这样的：这边是金生、玉生、满喜、灵芝、玉梅……一伙;那边是糊涂涂、翻得高、常有理、能不够等，是个不成阵容的组织。这两组人对待生活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都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就产生了矛盾。有个地方杂志上批评这篇小说，说光写人民内部矛盾，不写敌我矛盾。我想也许我以后会专门写一个有地主的小说，不过在《三里湾》这本书里，我就不准备考虑了。

　　在创作的初期，我把小说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夜，第二部分是一天，第三部分是一月，第四部分是一冬。满喜和小俊结婚的事儿是放在第四部分里的。原来的第四部分准备从开渠开始，在开渠中，一阵风王满喜不但自己积极参加了劳动，而且还动员了妇女去开渠，他动员的办法很多，也很有趣。在开渠中他不幸受了伤，大家就派小俊去照顾他，于是两个人渐渐产生了爱情。其他两对婚姻，虽然早已伏下因素，但也准备到第四部分完成———即写过开渠之后———再写到玉生和灵芝去城里受训，玉生参加技术训练班，灵芝参加会计训练班，他们在学习期间互相帮助，渐渐产生了感情。他们走了以后，村里剩下了有翼和玉梅，有翼思前想后，觉得再追灵芝，恐怕没指望了，就去追玉梅，玉梅原来也一直爱着有翼，而且觉得有翼也有转变了，所以仍然爱他。何科长在小说开始时，到三里湾来过，后来到过阳历年的时候，到村里来看已经完工的水渠，并且参加了几对青年的结婚典礼。这就是原来考虑的第四部分的内容。后来在写的时候，临时改变了主意，把第四部分删掉了，某些情节合并到第三部分里去了。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常常有个替读者考虑的习惯。为农村读者打算，应该使他们花的钱少(书的成本低)，花的时间少，而得到的效果大，所以我常把篇幅压缩到最少限度。现在看起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当然，如果让我自己来改编这个小说，我很可能把那第四部分戏加上去，并且还按照小说原来故事发展的线索去改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路子，过去不是有王实甫的《西厢记》和董解元的《西厢记》吗！两种西厢的本子各有千秋，都很好。我想：不能强调改编的剧本和原小说一样，应该图好，不该图相同。

　　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而且过了好多天了，如果要提些意见的话，是不是可以从农民欣赏文艺作品的角度来考虑？譬如剧本中的序幕吧！农民观众就不一定能看懂，当他们看了序幕以后，银幕上突然出现了片名，演职员表，以为是换了一个戏了。“咦！那个片子怎么断了？放映队同志！是不是放错了！”农民看影片，喜欢从头一直看下去。

　　剧本里甩掉了陈菊英这个人物。原来我写陈菊英是为了写糊涂涂、常有理，写他们怎样虐待自己的小辈，同时也借她来写惹不起这个人物。小说中一阵风与陈菊英打扫东屋的时候，不是有惹不起在地下打滚的一场戏吗？那场戏叫“惹不起遇一阵风”。陈菊英是三伙家，她不但受糊涂涂、常有理的虐待，还受了大伙家惹不起的许多冤枉气，没这些戏，惹不起就变成惹得起了。当然，我这是借场面做戏，用处本来就不太大，拍电影的时候是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戏删掉。另外，我写小说总想使农民喜欢读，所以我避免静止地介绍人物和风景，按照过去写小说的习惯，叫做“带路人”。譬如《红楼梦》里，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林黛玉进荣国府，刘姥姥游大观园等章回，让读者跟随着人物的行动去熟悉环境。古典小说总用这种办法，把环境、人物和故事情节结合起来。《三里湾》开头介绍旗杆院是比较静止的，但是，何科长游三里湾就不是静止的了。电影也可以用我这个办法，也可以不用，而另找一个引人入胜的办法。另外，我觉得有些人物写出来了，有些人物出不来就当个副角算了。不过有一个“镜头”，我没看清楚，好像是小俊穿起从范登高那里买来的红绒衣给玉生看，这个“镜头”在画面上很突出，这时候玉生正在专心一意地制作洗场磙的模型，一个人的心只能专注一件事，突出了小俊的穿绒衣的动作，把观众的注意力牵到小俊身上去了，是不是会不了解玉生这时的心情。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剧本，尽管它跟原小说不一样。

　　农民是喜欢看电影的，不过他们希望看得懂、看得下去。我不大赞成“农村片”这种说法，因为不一定要写农民自己的事儿的作品才能给农民看，比如《万水千山》、《智取华山》等影片，农民都可以看。当然可以有选择，如《偷自行车的人》、《腐蚀》等，让农民看也不一定适合，因为农民不一定完全理解那种生活，但是像那个《反围盘》不但农民看不懂，就是拿到纺纱厂去也不一定行。农民喜欢看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品就不是那样写的，比如有的只写一个社员向社要钱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有的为了写“三大节约”就编了一个故事……故事一开头，农民就猜着它的结尾了，所以看起来就没劲。这些作品很容易看出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宣传某种思想而写的，或者有人就把它叫做“教育片”。其实广义地说，艺术作品都是教育人的，每部影片都可以说是“教育片”，但是艺术作品是能陶冶人的性情的，人们看了文艺作品，喜欢或者讨厌了那些人物，在自己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上起了一些变化，就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性情(当然，也不是一部艺术作品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往往是很多作品加起来的)。过去我们在太行山打游击闹革命，那些来参加革命部队的人，虽然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但他们的英雄气概，除了是对地主阶级压迫的反抗以外，恐怕也有从文艺作品中逐渐感染得来的吧！记得我小时候常常赶着毛驴去驮炭，手里拿着一根小鞭子，唱着地方戏，走啊走的，只要心里一想到白袍小将罗成，走起路来劲头也就大得多了。我想当时的八路军，也许有好多人是被张飞、罗成那些英雄们动员他们参军的。当然，我不是说那些配合当前运动、政策的文艺作品要不得，这些作品在一定时期也有一定的作用。譬如说中学生就业吧！这个主题就值得写。国家出了很多钱，办了中等、高等学校，是为了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劳动人民都有文化、有知识，可是那些中学生暂时考不上大学，就骂我们;跑到城市里找工作，暂时找不上又要骂我们。这可实在奇怪了，难道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去做科学、文化工作？那么谁来理发？谁来生产粮食、制造机器？谁来织布纺纱、做饭缝衣呢？现在有的人，一上高小就想向上爬、撞了，这种哲学不但老农民有，而且连年轻人也受了传染。我从前上学的时候，想过一个小说题材叫“双生子”，想写弟兄两个，一个找个人出路———爬、撞，一个找到社会出路。不幸现在这种题材还存在……看我扯到哪儿去了，还是把话题转回来吧！

　　说真的，农民常常看不懂电影，“特写”农民倒不怕，就怕接不上，二条线三条线地跳，跳来跳去把农民跳糊涂了，《花好月圆》有些地方也跳了，有的小说也跳得厉害，但是我的小说不跳，大概我是死顽固吧！老不愿意学新的东西。

　　外号啊！有人说太多了。不过我想外号这个东西很好，它便于人们记忆，譬如《水浒传》里的人物，人人都有一个外号，黑旋风、豹子头、花和尚、及时雨、浪里白条……这些诨名很容易被读者记住。外号常常是人物性格的标志。糊涂涂当然也做过聪明的事儿，但造成他“糊涂涂”的那段戏，的确是他全部性格的总结;常有理总是要从没理中找理儿，这个她已经习惯了，当然，有时候她也会做出一些真有理的事来的，不过那太偶然了。农民差不多都有外号，但他们不一下子都告诉你，只要你慢慢跟他们熟悉了，他们都会告诉你的。你听得多了，会觉得农民的智慧的确很丰富，取的外号挺适合这个人的性格。我不过是把这些人物每人配了一顶合适的帽子罢了！但我也不主张非有外号不行，不用的时候往往比用的时候还多得多。

　　收到她们的信以后，我立刻就给她们写了回信。你大概知道，我也很想去一趟，可惜最近事儿特别多，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又即将召开了，恐怕抽不出时间去。

　　我写了好几张信纸，信是写给扮演过白毛女的那位女演员田华同志并请她转给全体演员同志们的。我建议她们最好能常到附近农村去，把《三里湾》这本小说也带去，闲时给农民读一读，这样做很有好处，农民听了《三里湾》的故事，立刻会从本村里找出类似《三里湾》中的一些人来的，这样就可以去拜访这些活的一阵风、王玉生，活的糊涂涂、常有理，和他们交交朋友。当然，以后有空我还是要到长春去一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