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王国维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其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致使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国维之死遂成为一个言人人殊的谜团。

　　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是第一个公布王国维死讯的人：“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所以在众多推测的原因之中，主张“殉清”说的占据多数，但毕竟都是臆想与猜测决定了舆论指向，按推理逻辑来讲这个说法难以成立。虽然王国维与清室关系密切但较之王国维更密切的大有人在，却没有一个殉节而死的，正如郭沫若所言：“真正受了清朝深恩厚泽的大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只职的徐世昌，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十六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蠢而不可救吗”他临死前写好了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没有任何字句与含义与前朝有所关联，非要以殉节的名声来诠释王国维的沉湖实在是过于牵强。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溥仪皇帝依旧安然无恙，即便是王国维愚忠至极也应该在溥仪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再来以死明志才说得通顺。

　　还有人认为王国维一生不得志的经历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极其吻合，这正是王国维自沉的最根本的原因。再加上王国维一身多病，脚气病始终缠绕难断，亡前数月又严重咯血。疾病的痛苦像一根细而沉重的稻草，无形中加重了他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因素。

　　至于罗振玉“逼债致死”、“妻妾出轨受辱”说，实在经不起驳诘。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他的说法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的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的人，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起于个人恩怨，或后来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之抗争。

　　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此挽词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文学者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接近事情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并为此而感到庆幸。

　　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纵观王国维的一生，他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满清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

　　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

　　王国维先生灿烂却又一波三折的人生，或许要以这样的离去方式才得以让诗意的生命得以永恒绽放，也许，静安先生只是厌倦了这风云变幻的红尘，想在明净的湖水里如莲一般静静地开，静静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