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就职清华，专任教授。清华园风物宜人，情境清幽，自从设立以来校园内自由研究学术的气氛极其浓重，王国维分别担任了《古史新证》《尚书》《说文》《仪礼》等课，吴其昌、戴家祥、徐中舒这些后来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青年，经常向他请教，研究生们对这位古貌古风的导师也敬仰有佳。

　　而国学研究院除了王国维之外，还有其他受聘的教授。第二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是梁启超先生，时年五十三岁。梁启超先生，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六岁中举人，十七岁接触西学，又拜康有为为师.与之同倡变法维新，蜚声海内，人称“康梁”。戊戌变法失败，为避难东渡日本。辛亥革命后，一度入仕北洋政府任司法总长。后又游历欧洲，回国后致力于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其多本著作都极具学术价值。

　　第三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为赵元任，时年三十四岁。赵元任先生，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是其六世祖。他十八岁时为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美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四年后获学士学位。1915年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三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后来在康奈尔大学任物理讲师。1921年又赴美在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论理学及中国语言学，是中国第一代现代语言学家。

　　第四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为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后来，这四位教授也被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在清华园里，王国维与陈寅恪先生交往频繁，叙旧事，谈学术，或不时相互邀宴，二人颇为投契。

　　《吴宓日记》里经常出现他们聚会的记录，而研究院学生戴家祥也曾回忆说，他经常在晚饭后伺候王国维先生到寅恪居所聊天，交流学术情报，极有意思。

　　陈寅恪与王国维先生均曾受过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沈曾植专精音韵训诂，又通梵文，在西北史地与蒙元史上屡有创获，平生著述不下几十种。陈寅恪作为晚辈对沈先生抱有极大崇敬。后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元史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不无关系。

　　王国维与陈寅恪同居清华，在研究院工作上也相互配合，如釆购书籍，西文佛道典籍由陈寅恪审定，其他中文书籍多由王国维审定。有时王、陈二人空闲时同游琉璃厂书肆，穿行于扰攘人群之中。

　　王国维先生布袍粗褂，项后垂辫，平时沉静寡言。有学生造访，除指点学术外，其他话题不善旁及。历史学家徐中舒回忆道：“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蔣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全国学术界最为注目的两座高峰，自然形成了争妍竞爽的局面。有了诸如王国维等此般大师级人物的所在，一时风传清华胜过北大的言论，就连身在北大国学门的顾颉刚都说清华培养出来的人，学术水平在北京大之上。清华之所以独具特色就在于它所研究的部分，就当时而言是近二三十年所发现的新学问，与从事研究自乾嘉学派以来的音韵训诂之学相比，前者是“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后者仅仅“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而已。“继往”与“开来”是有联系的，但又是有区别的。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回顾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初，聘请王国维为通讯导师，王国维在接受聘书之后写信给沈兼士，提出了如下几个研究项目：

　　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

　　二、古字母之研究

　　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

　　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

　　五、六朝迄唐藩姓之研究

　　从这些研究项目来看，王国维的用意鲜明无比，在他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走前人的老路，应当开辟新的路径，夺取截然不同的成果，那时他就已经形成了如此认识。在《沈乙庵先生其实寿序》中，他谈到清代三十年间学术上有过三次变化，自认为处在时势巨变之中的王国维，安得不在学术上力求创新。

　　可以说，王国维自从到清华教书，心境安定，学术成果层岀。但是他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皇上”，还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

　　1927年5月间，听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华北，入驻京师。又听说湖南的叶德辉、湖北的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国维甚为恐惧，常与吴宓、陈寅恪等人议论应变之事。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的研究成绩，而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论。席散，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

　　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就传来王国维先生独赴颐和园投湖自尽的噩耗，令清华师生大为惊悼。

　　王国维留下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写道：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事后，有园丁称听到了落水声，但当大家赶去救援时，王国维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

　　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五十一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巨大悲痛，全国学界为之哗然。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诗文向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联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陈寅恪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己的。面对知己，陈寅恪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生平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的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过往岁月结下的深厚友谊，及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