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的加入，史语所实力大增。傅斯年甚至扬言，史语所一定能在未来超过清华。

　　傅斯年的兴奋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人却觉得他有点儿盲目自信，毕竟清华底蕴尚在，岂是刚刚成立的史语所能超越的？但是很快，傅斯年就用行动回击了这些人的质疑。

　　中国档案史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八千麻袋事件”，这件事对中国新史学的创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在这事件中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八千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呢？是15万斤的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就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是记录国家史实的重要文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因此，各国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档案的收藏与管理，但是当历史长河流淌到晚清时，因为国家内忧外患日趋频繁，加之朝政失修混乱，统治者已经无力也无心顾及这些档案，致使很多档案遭受雨淋霉烂，虫咬鼠噬，破损十分严重。而且随着年复一年档案的不断增加，库房已经渐渐容纳不下。主理档案事的清廷官员索性颁发一道明令，让各存档机构可以将没有用的档案，自行焚烧，可惜如此之巨的历史文化财富，在世事纷乱、王朝动**的大格局中全部化为灰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倒台，历史进入了更加纷繁杂乱的民国时代。也就是在这一年，民国政府在国子监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清廷学部所藏档案与试卷全部归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暂存于敬一亭中，总数约8000麻袋。但是随着民国时局动**加剧，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渐渐成了无娘的孩子，资金短缺，无人过问，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1922年，因为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已经有几年发不出薪水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就把这些清代大内档案当做废纸，以4000元大洋卖给了当时的废品收购站。值得庆幸的是，在废品收购站将这些档案卖给造纸厂之前，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及时的用三倍的价格将它们收购回来，这才救了这些档案一命。

　　此后，罗振玉与他的朋友王国维，一起组织人力对所购档案进行整理，并汇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陆续出版。这批研究成果甫一问世，立即传遍天下儒林，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但是保存、整理如此规模的档案，绝非个人之力所能做到的，加之直奉战争造成的局势紧张，罗振玉心力交瘁，最终在1924年底将档案以18000元的价格卖给了李盛铎。可是，他做不到的事情，李盛铎同样做不到。三年后，因房屋漏水，李盛铎生出了再次转售的念头。

　　这一消息传出，许多学术机构蠢蠢欲动，纷纷设法筹款准备收购，傅斯年也不例外，对他来说，这些史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宝物，若能收入史语所，对未来的发展自然大有裨益。他马上找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和校务委员朱家骅商议，二人都说应该买下，但数万大洋的款项实在难以筹措。

　　就在傅斯年为钱发愁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令他更加心急如焚的消息，燕京大学也想要购买这批档案。燕京大学不是普通的大学，它有美国教会背景，校长司徒雷登就是一名美国传教士，如果让他们购入这些资料，不但是国内史料领域的损失，还是国家荣誉的损失。

　　想到这些，傅斯年立刻提笔给蔡元培写信，表达了收购资料的强烈意愿，并将资料对史语所的重大意义一一列举。

　　这封信引起了蔡元培的重视，他马上派人处理相关事宜，最终这批珍贵的资料转移到了史语所，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破烂不堪者约2.5万公斤，这不但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而且也让史语所扬名天下。

　　1929年，留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史语所分部迁移至北京北海公园的静心斋，与北京的总部合为一体。

　　静心斋，原属皇家禁苑，春夏秋冬景色各异，可谓人间仙境。可是傅斯年却无心欣赏美景，因为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重中之重就是要给数量庞大的“大内档案”找到一个合适的存放处。

　　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最后发现博物馆午门楼最为适合。但是博物馆午门楼归属教育部，想要使用必须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他又东奔西走，请求各方人士给予支持和帮助，经过他的努力，教育部终于点头，同意史语所使用博物馆午门楼，就这样，8000袋的“大内档案”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安身之地。

　　在“大内档案”搬入新家后，傅斯年筹划组织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与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5人为编刊委员，将招聘来的20多名档案整理人员分成6个小组，开始全面整理“大内档案”。

　　最初的整理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傅斯年等人每天要在浓雾般的灰尘中工作八小时，把堆积如山的“烂纸”—张一页地铺平、分类，重新包扎。然后再根据档案的外形进行简单的分类，最后进行收藏。然而在辗转迁徙中，很多重要的档案已经变成了碎片，工作人员要细心地按纸质、纸色、纸的裂纹，字体相同、辞意连属者进行拼合，往往数十张碎片才能缀合成一份完整的文件。

　　为了能使档案的整理工作能够迅速顺利进行，傅斯年还订立了十二条严格的工作规则。其中规定：“休息时间，上午九时四十分至十点，下午三点至三点二十分，每次计休息二十分钟，地点在工作室外走廊。所有应用早点或吸烟吃茶以及上厕所等事，俱在休息时间内为之”；“在进入工作室时，其工作室大门，由管理人员将锁锁上，一切工作人员不得随意出入，并不得在室内有交头接耳或谈话行为”；“迟到或请假，都要扣除薪资，返到五分钟，罚金按一小时计算”。这些严格的规定虽然保证了工作的高效率，但也让傅斯年背上“霸道”的骂名。

　　罗振玉根据自己的经验曾经预言：这些档案至少需要四年才能完成，但是仅仅用了一年，傅斯年就带领团队完成了初步整理，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傅斯年深知档案与其他东西不同，很容易毁坏，因此他拟列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计划一边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之于世，并取名为《明清史料》。

　　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史语所取得了大量学术成就，除了“大内档案”的购买、整理、刊发外，最重要的就是对殷墟的发掘。

　　殷墟，原称“北蒙”，是中国商朝后期都城的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县。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在这么重要的考古事件中，傅斯年的作用，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