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8年到上海至1906年其间，王国维以攻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等。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

　　刚开始接触哲学，王国维觉得康德的著作艰涩难懂，于是便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位哲学家——叔本华。在叔本华的著作里，经常出现阐述康德学说的影子，叔本华自认为是康德哲学思想的继承人，在德国哲学众多大师当中是倾向康德学说的。同时，叔本华对于哲学也拥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人的意志是自己可知的”，对于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持反对态度。叔本华以其思想的洞察力及文笔的一针见血，赢得了王国维的钦慕。

　　他在《静庵文集》的《自序》中说：“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期也。”此外他还在《教育世界》上刊登了《叔本华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对叔本华哲学给予极高的评判。叔本华的学生尼采，同样以一脉相承而又青出于蓝的思想引起了王国维极大的兴趣。在研究哲学期间，王国维也写下了一系列哲学和与哲学有关的论文，他还在这三位哲学家之间进行比较，求索他们互相之间的学术渊源以及异同。康德、叔本华、尼采唯心主义哲学构成了王国维思想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纵观王国维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无论是在评文论学，还是为人处事上都与此密切相关联，就连最后的跳河自尽都带着浓烈的“悲观主义哲学色彩”。

　　1904年，在那个将眼光看向世界的时代，王国维走在了思想的前端，他是近代历史上将叔本华和尼采介绍到我国来的第一人，除了强调两位哲学家在文学上的非凡造诣之外，他还着重指出了这两大伟人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王国维青年时期在哲学上成年累月地勤勉耕耘，然而学涯是永无止境的，各个学科之间相互交错纵横，王国维的目光当然也不会只限于哲学。

　　他在引进康德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引进了关于这一类哲学派系的美学思想，而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美学引进中国的先行者，他的美学观点仍深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从小饱读中国传统古籍，受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学理论熏陶，于是他便试图从中国文学中去探寻属于东方的哲学和美学。循着这一思想脉络，他完成了《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评论体系，也拓宽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道路。

　　而《红楼梦评论》则无疑是王国维尝试将自己的美学思想应用于传统文学评论的一部代表性的著述。当中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系统的探究了小说的题旨、美学、伦理学价值，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中主要阐述了人生和美术的基本概念。他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生是优美，也是壮美的。他还指出，人生的悲苦挣扎归根结底都归于一个“欲”字，人生的痛苦都源于永远无法被完全满足的欲望，而人生的本质也便是无穷的痛苦。“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当人的欲望悉数得到满足之后，红尘人间的一切仿佛都化作云烟，这时对于人间的倦怠便会油然而生。这就将人生的本质定义为一场“悲剧”。“悲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期，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再到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悲剧”也逐渐演化成一个独特的美学范畴。王国维受西方哲学美学影响较深，在此所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就是源于这一西方悲剧意识。

　　那么我们到底该从什么地方找到出路呢？王国维给出的答案是：出世。“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垣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于生活之欲而无穷。”

　　王国维所推崇的救赎方法正是来源于贾宝玉的出家，《红楼梦》的最后贾宝玉将出家作为自己的解脱，那活在红尘人间的我们，是否也可以适当的摒弃一些欲望来平衡自己的生活呢？

　　除此之外，需要强调的是，王国维认为美术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痛苦：“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物维何？非美术不足以当之”，王国维所讲的美术，即一切文艺作品在内。

　　在第三章节里，王国维举例《牡丹亭》、《长生殿》等古典戏剧和小说，认为中国人大多都喜欢大团圆式的结局。有了《红楼梦》之后，大概是故事结局让“红迷”感到意难平，因此接连便有了《续写红楼梦》，这些续集无非是满足读者对于书中结局的愿望罢了。然而王国维却始终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也恰恰在于他的悲剧结尾。

　　他借鉴叔本华的观点对悲剧的类型进行了分解，在叔本华的理论中，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恶人从中作梗搞破坏；第二种是由于虚无的命运造成；第三种则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当一个人物他所处的社会位置和阶层等特定的、无法变动的客观环境所决定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可能悲惨的结果，是无法预见、无法改变的。

　　而王国维吸收了叔本华的这一观点并自觉地运用这一观点来阐述《红楼梦》的悲剧性，他认为这些悲剧中最感人的是第三种，它给人一种无能为的命运之感，而《红楼梦》正是属于第三种悲剧。

　　王国维论述了《红楼梦》为悲剧中的悲剧：“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接着说：“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可知”，“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给出的理由是：“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非重视忧患自身之价值也。”

　　王国维曾在文章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及“借以引起怜悯、恐惧来使这种感情达到净化。”在美学史上，第一个给悲剧下定义的是亚里士多德，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王国维也清楚的阐述了自己的悲剧论。但王国维的论断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他没能够认识到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悲剧并不完全是命运的无形安排，其中也存在封建教条主义的阻挠。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出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一束新颖的评论之光。从形式上看，它摆脱了前人随感录式的那些零零碎碎的评论，完成了一篇有系统、有组织结构的专门论文；从内容上看，王国维最早结合了西方的哲学、美学及文学思想，对我国古典小说进行评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席位。

　　但是在1907年，王国维又陷入了哲学“可爱”与“可信”的两难境地中。他感叹到：“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