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字起手就有惊人的创获，早在王国维和罗振玉1911年东渡日本时，就将甲骨器物带了过去，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开始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想上的交流。

　　但两个人的研究侧重点略有差异，罗振玉比较注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的立足点相对来说比较宏观，是通过对这些文字的研究，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

　　王国维做学问优于一般学者的地方就在于，并非停留在甲骨文字的表面，不是就其本身去展开研究，而是把古文字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因此他创造性的研究出了“二重证据法”，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进行对比考证，将商代帝王年表与司马迁《史记》进行比较考证，纠正了其中疑误，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经过多年的埋头研究，王国维在返回祖国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年初，竟攀登上了光辉的顶峰，他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甲骨文字出土十九年中第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论文。有了这篇论文，才使甲骨文字的史料价值被大家公认，甲骨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说，王国维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是新史学的开山之人，是使甲骨卜辞成为一种新学问的奠基人之一。

　　王国维对甲骨学研究的独创性贡献，主要在于用甲骨卜辞这种考古发现来探讨和印证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其中主要文章有《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鬼方昆夷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这些著作代表了甲骨学研究草创时期的最高水平。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王子杨教授说：“王国维关于商王世系的考证是天才般的成果，如今一百多年过去，后续又发现大量甲骨材料，但他的大部分考订结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动摇。”

　　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也积极从事甲骨文研究，并出版了《卜辞通纂》等书籍，他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殷先公先王考》不但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信史，《史记》所记载的史实是有所根据的；同时也证明《帝王世系》等古文献，不应轻易怀疑。此外，它还纠正了《史记·殷本纪》对殷祖先排列顺序上的错误。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研究历史，特别是古代史，除了书本，还有出土文物，历史工作者应当把书本和出土文物互相参证。甲骨文最可宝贵之处，就在于它是研究殷代社会的可靠资料。总之，王国维这篇论文，为甲骨学奠定了基础，俄日研究古代史开出一条新的道路。王国维在甲骨文字方面做出的贡献尚不止此，他还为甲骨文断代与缀合。

　　什么叫断代？一件出土或传世的古代器物，当我们接触它的时候，首先就要问：这时什么年代的东西？确定古器物的年代，叫作断代。断代必须有充分的科学根据。例如：青铜器断代先看有无铭文，然后是形制、纹饰。铭文又从内容或字体上来区分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等等。多方进行比较，才可决定其年代。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文字是殷代后期的产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从盘庚迁殷至帝辛亡国，历时二百七十三年，经过了九个王朝。如何确切知道每一片甲骨是属于某一王朝的卜辞呢？只有确切知道每一片甲骨属于某一王朝，才能增进甲骨的史料价值。王国维这样做了。他是从卜辞的“称谓”来确定其年代价值的。

　　与断代一样，给甲骨文研究带来很大推进作用的是缀合。我们知道，甲骨埋藏地下，经过三千余年，出土时很少是完整无缺的，往往一条卜辞，上文留在中国，下文可能流散到加拿大或日本，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极其不利。因此，使破裂的甲骨复原，很有必要。王国维有见及此，并着手这样做了。虽然他仅仅缀合一例，却不能不说起了示范作用。此外，王国维还把哈同所藏甲骨，整理编辑成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加以考释，用姬佛陀名义出版。

　　由于早期甲骨文字的研究，以罗振玉、王国维之功居多，于是有人称甲骨学为“罗王之学”。王国维对甲骨文字研究，从认识一个一个的文字开始，等到能够通读，切实了解卜辞的内容之后，立即把它应用到古史研究上去，使甲骨充分发挥史料的作用，这是他治学上最大的特点。换而言之，他不限于研究甲骨文字，因而他又成为把古文字研究和古代史研究结合为一的创始者。

　　王国维在1917年正月写成《殷先公先王考》，同年闰二月，再写《续考》，过了不久，便写出《殷周制度论》以及《殷礼征文》等篇，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对殷周两代制度上截然不同的看法。王国维自说“于考据之中，寓经之意”，可以与顾炎武媲美。后来经常有人称道其为好文章。誉之者视“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相反的也有说它是“为清朝复辟制造舆论”的，他们认为：他在论文中所做出的结论虽是错误的，并已经被后来的学者所辩证，但从研究学问的方法上来看，把研究古文字与研究古代史相结合，把纸上的材料与地下的材料相结合，在研究古代史时着眼于制度，而不是与传统史学一样为帝王修家谱，这些都是比较可取的。王国维晚年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开设了《古史新证》这门课，也是朝这个方向走的，不把甲骨金文研究局限于文字范围，而引向综合运用，最后落脚在古代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