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对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赞赏有加，不过极为自负的钱钟书也曾让自己的老师伤过心。故事有点长，要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清华教书开始说起。

　　1925年9月至1926年6月，钱基博受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之邀，到清华学校普通部任国文教授。后来，钱基博在清华学校呆得不愉快，就另外找了家学校执教。清华学校几次邀请他返校，他都没答应，也不想再和清华有什么关系。没想到的是，三年后，也就是1929年的9月份，他的儿子钱钟书从江苏考入清华文学院外文系。钱基博想，得请当年的清华同事帮忙给关照一下，所以他就给外文系的教授吴宓写了封信。

　　钱钟书拿着父亲钱基博的亲笔信去拜访吴宓。钱基博要托吴宓关照孩子，信自然写得很客气，对吴宓的学问、人品都是一顿猛夸，看得吴宓都不好意思了，因为他当时正准备和陈心一离婚，要是这婚真离了，旧学家钱基博还指不定怎么嫌弃自己呢！

　　入学后的钱钟书很快就成了清华校园的风云人物，他严重偏科，数学只考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的分却很高，尤其是英文，能考到满分。据说钱钟书当年曾号称“横扫清华图书馆”，读书多，有才华，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吴宓在教了钱钟书一段时间后，很快发现，老钱家这孩子了不得，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学霸一枚，讲什么都会。有时吴宓上完课，还问钱钟书的看法：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先捧老师这课讲得好，然后一个“但是”，接着讲不足。吴宓听了他的意见，总是连连点头。

　　吴宓后来多次对他的学生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年轻一代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他的好友陈寅恪和学生钱钟书都是“人中之龙”，而他自己则是普通人。因此哪怕就是这个学生狂妄点，那也是读书人的傲慢，不能把他的行为当成无知。

　　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在出版《国学概论》之前，邀请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帮忙作序。钱基博有心想考考钱钟书，就把写序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当钱钟书写完后，钱基博仔细查看，觉得无懈可击，对序文竟一字未动。

　　没有人会想到，《国学概论》的序言竟是出自一个20岁的年轻人之手。后来著名学者张申府也惊叹地说：“钱钟书是现在清华最特殊的天才，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外界越是这么夸钱钟书，他的父亲钱基博越是担心。少年时代起，钱钟书就相当狂傲，任意臧否人物，口才好，骂人也别致。父亲以前担忧他的这种性格发展，特地为他改了个字，告诉他说，以后你就叫钱钟书，字默存，希望你缄默无言、存念于心。只是沉默是金这个道理对钱钟书并未起到明显的作用。他要过了五十岁，才会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且说钱钟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钱钟书的夫人，也是吴宓清华时代的学生杨绛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经离开了清华。钱钟书有问题要向吴宓请教时，就会托夫人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给吴宓。因此杨绛有时在课后传言，有时会到吴宓居住的西客厅去。

　　吴宓读书时的“傻气”，杨绛是亲自看见过的。有一次杨绛到西客厅找吴宓帮钱钟书问问题，看见吴宓的书房门开着，她探头往里面瞧，吴宓正低着头，走过来走过去地踱步，一看就知道在边走边思考问题。杨绛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吴宓也没发现门外有人。杨绛心想，我们一个在外面傻等，一个在里面陷入沉思，我要不弄点动静，大把的时间可就哗哗流走了，于是她轻轻地敲敲门，吴宓从沉思中惊醒，走到门口，看着杨绛，怔了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杨绛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吴宓想问题都想得痴了，估计只是看着杨绛眼熟，知道她是谁，但就是叫不出她的名字。杨绛递上条子，又稍微谈了一下钱钟书的近况，赶紧匆匆告辞了。

　　杨绛后来写回忆文章时说：“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但我给听友们说，这人老实了，总不免被人欺负，老话说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吴宓这老实先生真还被人欺负了，谁胆子这么大呢？钱钟书。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对来兼课的北大教授温源宁十分佩服和亲近。钱钟书留学牛津时，温源宁来信，要钱钟书为自己刚出版的一本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写来也要用在其主编的《天下》英文月刊发表，有稿费。

　　钱钟书当即就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又嫌写得不够好，于是又增补一篇长稿。据杨绛说，当时钱钟书对吴宓苦恋毛彦文不能理解，认为吴宓是受了愚弄。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coquette。这个词翻译成汉语，得掰开来翻译，大概的意思就是年老色衰又卖弄风情的女人。

　　钱钟书对他想的这些词是得意非凡，觉得自己很幽默。他料想写的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源宁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就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了吴宓，再由吴宓转交给温源宁，这样就可以缩短邮程，不至于用他的第一稿了。

　　钱钟书没有想到的是，温源宁对他的第二稿并不欣赏，更没想到的吴宓读到他这篇文章勃然大怒，这位“老实得可怜”的吴教授悲愤交加，在日记里对钱钟书乃至温源宁皆大为痛斥。他感叹说他爱毛彦文，费尽心力，受尽痛苦，结果名誉和身心都受到打击，至今仍被人嘲笑。旧派人士纳妾嫖妓，认为这是恋爱，新派人士以斗智占对方便宜，认为这是恋爱，没有一个人能明白我的用心……

　　提到钱钟书时，他说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却如此对待我，装得对我很恭敬，还赞扬我的优点，使我尤为痛愤。

　　若干年后，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发现有很多关于钱钟书的记载，就给钱钟书去了封信，问他想不想看这些文字。等钱钟书看到老师的记述后，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给吴学昭回信时做了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年少无知，以诙谐当幽默，有点小才就忍不住自我卖弄，不想伤害了老师的感情，非常内疚和后悔。在自我检讨后还要求把他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希望能公开自责。

　　按照杨绛的说法，钱钟书从牛津大学学成回国后，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与吴宓成为同事。杨绛说：“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他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从吴宓日记来看，吴宓后来确实原谅了自己的学生，照旧与钱钟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

　　老师怎么会长时间怨恨自己的学生呢？何况是吴宓这样的大学者，他胸中自有大涵养。吴宓在师生的问题上，处理的得体又坦**，但在感情上可以就没那么理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