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寻求“新学”，初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首先要做的就是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王国维找到的工作是在《时务报》里担任书记员，说白了，也就是校对打杂的工作。即使是这样一份工作，也是因为本来应该担任这个职位的许墨斋没能来，才让王国维顶替上的。不过王国维好在并不是一个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青年，他很清楚这也是他学习和生存的一个机会。

　　《时务报》于1896年创刊于上海，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时务报》的创办人是担任过多年外交官的黄遵宪和进士出身的汪康年，这两个人都是对于当时中国时务有着高远眼光的爱国者。办报之后，黄遵宪还邀请了梁启超来上海担任主笔，汪康年担任经理。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还在学海堂书院读书时，就已经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高韬眼光。十七岁中了举人，提学使李瑞棻fēn便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他。大家可别小瞧了这个提学使，提学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级教育行政长官，属于清末正三品官职。拥有这样背景的人家，能够放心把闺阁中的妹妹许配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

　　《时务报》以“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费，除舞弊，达民隐”为办报宗旨，其中刊载了许多梁启超的政论文章，鼓吹维新变法。《时务报》新颖大胆的维新言论，让读者大开眼界，创造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

　　随着受众面越来越广，《时务报》的队伍也逐渐壮大。1897年，报馆又陆续增加了章炳麟、麦孟华、徐勤、欧云樵等人著述。这让洋务派不得不提高警惕，将政治的矛头对准了《时务报》，大举进攻。张之洞便是参与在这一反对队列中的一员。其实早些年间张之洞对于洋务派头子李鸿章的对外投降政策也是极其不满意的；甚至在《时务报》创刊之初，还曾下令让他管辖下的文武百官都要按期订阅。

　　后来，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由于拼死抵抗外来侵略而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官位升迁，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人都是有弱点的，当时张之洞作为清末的大官僚之一，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自己的乌纱帽面前都统统置之脑后，慢慢的就和洋务派一样的狡诈了。先是借口说《时务报》的言论有违背道理之处，下令湖北停止刊阅一期，接着又写信给汪康年施加压力，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汪康年很快就站在了张之洞一边，《时务报》内部的分化和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使得章炳麟拂袖而去。梁启超也在1897年11月离开了上海。

　　王国维就是在这时候进入《时务报》的。王国维进入报馆后，与梁启超、章炳麟未能有一面之缘。不过话说回来，王国维当时也只是报刊机关一个打杂的边缘小人物，与主角梁启超和章炳麟比起来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

　　刚来到上海的王国维一边在报社工作，一边寻找学习的机会。学习新学就必须从看洋书入手，看洋书就得学习外文。其实在上海有很多方便学习外文的机构，但是对于王国维来说统统不合适，光是昂贵的学费就足以让他望而却步。

　　然而，就在王国维困顿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东文学社开始正式招生了。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农学社并编辑出版《农学报》，为聘用翻译人员，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在梅福里开设了东文学社，特聘日本汉学家藤田剑峰等为教授。

　　罗振玉，字叔蕴、叔言，出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以“雪堂”之号名闻学界。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农学家、教育家。同王国维一样，他也是十六岁考中秀才，而且名次比王国维还高，是以第七名入“县学”，因而被长辈目为“异才”。

　　有一天，罗振玉来到《时务报》看望经理汪康年。上楼后看见一个小房间里有人自斟自酌，桌上放了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桌上的书是《文选·两都赋》，酒是绍兴酒。于是罗振玉开始与这人攀谈起来，这个人就是王国维。攀谈中，罗振玉觉得王国维的才华和学识都不寻常。于是就告诉他，自己办了个东文学社，劝他人社就学，并设想周到地说：“你可放心地去读书，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那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维持了。”

　　经报馆经理汪康年的同意，王国维每天下午到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罗振玉不但是个古书古董商人，而且是大学问家，他也会时不时的指导王国维读书。

　　东文学社聘有多名日本教员，以教日文为主，兼开英语和理科课程。东文学社给王国维创造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自此，他从教员田岗岭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并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时务报》的小书记，虽然薪资不太多，但是杂七杂八的事情却非常多。除了每天校对之外，报社来来往往的客人也要登记。这样半工半读的忙碌生活，对于体质羸弱的王国维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劳累过度，王国维身体抱恙，只好休学回家养病。

　　后来在百日维新中，《时务报》奉行上边的命令改为了官办。在张之洞的全力支持下，汪康年把《时务报》改成了《昌言报》，一个属于《时务报》的全盛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当王国维重新踏上归途时，维新运动已经彻底失败，所有的维新派代表人物不是被杀头，就是被罢免官职，软禁起来。政治风云的变迁让他顿感无容身之处，幸而罗振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罗振玉体谅到王国维失业后，在上海没有收入，就请他兼职管理东文学社的一些杂项事物，照旧半工半读。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维新派人人自危，很多人都选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东文学社也开始陷入困境。为了学社的正常运行，罗振玉只好四处借债补充校费。就在这时，王国维、樊炳清将东文学社的历史、地理、理化等教材译成汉语并刊印出来发售，才暂时解决了财政危机。

　　然而好景不长，义和团运动从山东、河北掀起，很快扩大到了黄河流域，并波及长江以南地区。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开始实行瓜分和掠夺中国的计划。

　　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率领联合特遣队2000余人分批由天津租界进犯北京，经廊坊之战，伤亡近300人，被迫退回天津。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7月14日，占领天津。8月4日，联军自天津出发，先后攻占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等战略要地。14日攻陷北京，尔后纵兵抢掠3天，并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此后，继续增兵，自京、津出兵四向攻掠，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京津四周要隘。重新燃起的战火迫使东文学社停办，王国维只好提前毕业，回到故乡妻子的身边。

　　东文学社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它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日语人才，为引进欧美、日本农学知识，为近代西方先进农学知识的传播和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