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尤其是国际上的激进分子，提议印度在人口政策方面应当仿效中国。中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强制降低出生率，考虑到当今国际上许多领导者都持有的对“全球人口问题”的危言耸听的看法，中国这方面的成功得到广泛地研究和赞赏。

　　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人口危机”到底有多危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关注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兼具对问题实质的精彩争论和误导性诠释。误解之一来自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时人们认为限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阻止其下降)的重要手段，然而事实上，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人口政策的更大影响是全球性的。

　　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印度一样(即为2.1%而不是1.4%),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假设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不变)只会从每年7.7%降到7.0%。同样，如果印度将人口增长率降到1.4%(像中国那样),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只能从3.1%上升到3.8%。中国和印度人均收入增长率间的对比，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整体收入增长率快得多，人口增长率的差异相对来说作用不大。

　　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关注人口的快速增长。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关注这个问题，例如，基于环境的考虑(尤其是人口压力对地方环境的冲击)。自从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在大部分地区实行诸如“独生子女政策”等强制方式，政府也经常拒绝给予多子女的家庭住房和其他补助——从而不仅惩罚了不服从的父母也惩罚了孩子。到1992年，中国的出生率急降到每千人19,相比之下印度是每千人29,印度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每千人37。

　　许多评论家指出，中国在节育方面取得了印度无法做到的某些成就。这是事实，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很容易发现中国2.0的低出生率限制了人口增长，这是平均出生率为3.7的印度没有做到的。

　　克拉拉邦成功地减少出生率，是建立在一些正面成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贫穷的经济体中以高压手段降低生育率。现在克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16.5)比中国(31)低得多，而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两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相同。此外，中国男婴死亡率(28)比女婴(33)低，克拉拉邦的情况正好相反，女婴死亡率(16)比男婴的略低(17)。

　　不时有人争辩强制节育重要且必须，它通过高压手段能够降低出生率，这是自觉行动无法达到的。但是克拉拉邦的出生率从1950年代的每千人44降到了1991年的每千人18——下降得并不比中国慢。

　　印度的民主在很多方面有缺陷，但是不能以减少体制的民主来纠正缺点。赞赏中国多方面的成就，有区别地学习而不简单仿效的做法是可能的。

　　在议会民主制度下，印度各党派为了争取权力，目标直接指向议会的议席多少。印度政党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第一次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192个，今年的大选已有多达400多个大小政党报名角逐，参加投票的选民可能超过5亿。

　　印度普选制下的社会动员迅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并使印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大选中，印度民众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政治热情，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参加投票选民的比例一般都超过了60%。现在的5亿选民中，有3亿参加投票。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逐渐扩大了社会各个层面民主体制的建立，使各级选举形成了制度化；而且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这无疑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

　　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发生。在迄今为止已经举行的13次大选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后印度曾出现过一个政局不稳的较长时期，但这种不稳定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不至于影响到国家重大政策的连续性，更不会出现中央政权垮台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具有较大弹性及调和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较好地保持了文官治国和军不干政的传统。军队始终保持了对国家的效忠，这是保持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它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种制度建立了利害关系，都想通过这种制度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民主政治一旦实行，除非它极大地损害了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否则很难取消。

　　印度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宗教的影响深入到它的社会与文化的每一部分。宗教在这个国家及其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中心和决定性的角色。

　　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宗教也众多，几乎能在印度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被称为“宗教博物馆”。其中最重要的宗教是印度教，全印度有约83%的人口信仰印度教。印度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雅利安人创立的婆罗门教，公元8世纪左右，商羯罗吸收了一些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发展成为印度教。该教综合了多种信仰，非常复杂。

　　印度教将人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的地位最高，其余种姓的社会地位依次降低。各种姓都有自己的道德法规和风俗习惯，一般不能互相通婚。除了这四个种姓以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之外的人——贱民，即所谓“不可接触者”,圣雄甘地将贱民称为“哈里真”(意为神之子),印度独立后统称“达利特”(意为受压迫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好像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印度教种姓制度下的妇女地位低下，支持童婚，寡妇的境遇悲惨。种姓制度把印度教社会分成若干社会集团，集团之间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给印度社会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虽然印度经历了经济的现代化以及制订有关禁止歧视和结束阶级结构的法律，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的地位依然重要。

　　伊斯兰教是印度的第二大宗教，13.4%的印度人信仰伊斯兰教。由于印度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印度已经超过印度尼西亚，成为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国家。伊斯兰教是在公元8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传播到印度的，公元10世纪后，北印的大多数王朝统治者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特别是莫卧儿王朝，印度也因此留下了相当多的伊斯兰教建筑。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和本土的主要宗教印度教在印度导致了一系列的宗教冲突，印巴分治局面也是因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造成的，在印巴分治时造成了宗教仇杀的惨剧。在现代，印度这两个主要教派依然存在深刻的矛盾。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都是起源于印度的宗教，不仅在印度，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基督教、袄教、犹太教和巴哈伊教也是有影响的宗教，但人数稍少。

　　尽管宗教在印度的影响很大，但是也有不少人接受无神论和不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