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屁股，在家庭里，是比较严重的责罚；在朝廷中，皇上震怒，当场打臣下的屁股，叫做廷杖，也是一种严厉的惩处。无论被打者犯错或并未犯错，也无论被打者服，还是不服，或口服心不服，乖乖地趴在那儿挨打，这个打人屁股者，必定拥有绝对威权。所以，在旧社会，小时候，被家长打，上了学，被老师打，做了官，还要被皇帝打。

　　鲁迅先生说过，“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中国人的屁股，之最可怜，之最遭殃，除了皮肉之痛，最难受的还是那人格上的羞辱。

　　一家之长也好，一国之长也好，凡施虐成瘾者，绝对是精神不健全，头脑有毛病，思想很阴暗，行为挺龌龊的报复狂。

　　——在明代，朱姓皇帝特别热衷于将大臣当朝按倒，剥了裤子打屁股，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丑剧。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的“不肖”，有多种释义，这里说的“不肖”，系指子不似其父的“不肖”。

　　老实说，贾宝玉要是真能不肖其父贾政，说不定就会带着林妹妹私奔。他没有勇气走出那一步，但又不能不走，于是，只好当和尚去。在贾政的棍棒教育下，不得不肖，不能不肖，他那追求自由，崇尚直率，相信美好，热爱生活的天性，既不敢反抗，也不肯服从，只有这一种选择，出家。

　　这一回，描述了贾宝玉因“在外流**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辱母婢”等原因，挨他父亲贾政痛打屁股的全过程。在文明社会里，对孩子进行体罚，被视做不文明的行为。在美国，打孩子是违法行为。但在中国，我小的时候，被我父亲体罚过，等我成了父亲以后，也曾体罚过我的儿子。一直到今天，体罚在中国，还是那些做老子的人，对付他认为犯了错误的儿子，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惩戒手段。

　　凡是做老子的人，到了必须诉诸体罚手段，来教育他的儿子，只能说明他的无能；而动不动用拳头与儿子对话的家长，我敢肯定，大概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才借打孩子来撒气的。作为老子的贾政，固然有充足的理由打贾宝玉，但根本上来看他的这一次滥施**威，导火线是一回事，发泄他久已有之的积怨，存心对保护贾宝玉的力量进行挑战，是另一回事。前者提供了寻衅行凶的口实，后者才是他真正泄愤的动机。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因为贾政在荣国府，也包括宁国府，名义上他是家长，可党政财文大权，没他的份儿。他只是虚有其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领导干部。他在众人眼里，有名无实，有威无权，治学无能，为官失职，是个既没有朋友，更没有知己的独行者。而他的儿子，实际上拥有他所没有的一切，相比之下，他的孤独感、失败感，使他老人家有万箭穿心、痛不欲生的想法，也不为过。他跟他的儿子贾宝玉，简直就像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一见面就是怒目相向，就是大声呵斥，因此，在犯了在他看来是欺君灭国之罪的情况下，他一过激，自己先精神崩溃，遂弄得不可收拾。

　　其实，事态并未严重到必须动手弹压的程度，因为还有可以使用的整顿收拾、令其改正的办法，如说服教育，警告防范，隔离疏堵，没收禁绝，晓以利害。贾政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动肝火，第一，说明做父亲的这个人，水平太低，已经无计可施；第二，他存心要把事情闹大，一下子搞得天翻地覆，有一种重振雄风的因素在内。所以，旧恨新仇，积愤难消，无名火起，也就不怕破釜沉舟地往死里打了。

　　曹雪芹不愧为语言大师，这段打屁股笔墨，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精彩篇章。舍此之外，中国文学史上，还能找出一篇屁股吃板子的文章吗？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绝对的，也有这样的反常情况：打人屁股者，固然得意，但未必凯歌高奏；被打屁股者，固然脸面全无，但未必就等于失败到底。《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虽然贾宝玉被打了屁股，政老爷发了五分钟的威风，结果，老太太一来，形势逆转，不但赢者没有赢了，输者没有输成，相反，老祖宗震怒之下，做爹的落了一个大大的不是，做儿的倒成了一个香饽饽。

　　贾宝玉之所以挨老子痛扁，罪状实际有二，一是将同性恋的男伴勾引出来，并加以隐藏，二是具有性挑逗意味地对待他母亲的婢女，以致她自杀。就这位年轻公子而言，在成长期间，这种性意识萌动的表现，比之贾赦、贾珍、贾琏之流的滥**，比之茗烟按住小丫头干警幻仙子所授之事的荒唐，真是算不得什么。贾母，是位绝对明白的老封君，早参悟出来，哪个男人不偷鸡摸狗？贾政者，“假正”也，却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一上来就将此事的性质，定作敌我矛盾处理，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意。

　　这使我们想起过去，一到搞运动的时候，有些人马上来了精神，马上亢奋不已。贾政也是充满了敌情观点，意志坚定无比，嗓门提高八度，喝令他的随从小厮：“给我狠狠地打！”

　　“小厮们不敢违，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还嫌打的轻，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等到王夫人来了以后，“更加火上浇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甚至咆哮着，要用绳索勒死这个孽障，说着也真的动起手来。也许政老爷很少有表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好容易捞到这一回，所以，一下子就过火、过分了。

　　贾政情不自禁地亲自掌板，打他儿子，就会想到明朝朱皇帝在金銮殿上亲自操刀，施暴臣下。看起来，这两位都属于长期处于弱势状态之下，精神压抑的结果。所以，一遇机会，逆反心理，加上报复欲望，便按捺不住地要爆发出来。如果研究一下贾政在这个大家庭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便知道他的这股无名毒火，从何而来。地位尊崇，不过牌位，名义当家，实际傀儡，做官一任，差点革职，为文一生，狗屁不成，这样一种尴尬状态，他内心能够安宁吗？

　　年轻人办诗社，宁肯邀大字不识几个的王熙凤当监社御史，也不让他来指导，连空衔顾问也不给他；大观园题匾额，按说是他一次露脸的机会，可才思匮乏的他，一无佳联，二怕出丑，不得不任由着他儿子着实狂了一回，享足风光，能不让政老爷受刺激嘛。因此，他恨处处事事抢了他风头的贾宝玉，一见他就像西班牙斗牛看到红布似的暴跳如雷。

　　而且，他儿子活得痛快，过得舒坦，想躺想卧，悉听自便。他呢，却要一天到晚，一本正经坐在那里，做灶王爷状。他儿子的周围，尽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倚红偎翠，履舄交错，好不滋润。他呢，却只有一个歪瓜裂枣的赵姨娘，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满府里，从老太太起，到丫鬟小厮，谁不把贾宝玉当成宠儿，看做明星。这小子不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连北静王也成为热烈的追星族。他只有枯坐在书房里，饱受凄冷，这种被摒弃在主流以外的失落感，怎么能不让他严重失衡呢？

　　这回好了，女婢投井，王府讨人，环三告密，血口喷人，得到这样一个有把的烧饼，能不抓起板子将宝玉往死里打吗？我们知道，所有借机泄愤者，都会找到冠冕堂皇的说辞。贾政口口声声，替天行道，也说明他有见不得人的心虚，否则就不会威胁下人，谁传消息出去，就跟谁算账。所以，贾政说，不能等酿到将来有一天杀父弑君才管，这不过是幌子，一心报复，才是他的真实思想。

　　老子出了气，儿子受了罪，“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件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臀看至腿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贾宝玉挑逗金钏，私藏琪官，为这些发自性萌动的行为，付出了苦楚的代价。

　　这顿肉刑，贾政的宣泄，只是痛快了片刻，从此，却败在他儿子面前，再也管不了他。而贾宝玉，痛苦一时，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这一打，成了千呵万护的大众情人，整个贾府，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围着贾宝玉转。慰问团一拨一拨，志愿者一批一批，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点着名让姐姐妹妹过来陪他，真是好不得意。而贾政，惨透了，先跪下来忏悔，后向老太太求饶，终于被逐出现场，栽了很大的面子以后，只好灰溜溜地躲在书房里，连头也不敢伸出来。

　　老太太怕他反攻倒算，甚至下了道死命令，“以后老爷要叫宝玉，就回他说，我说了，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政老爷发动的这次重建权威的内战，本以为能挽回自己的精神颓势，大树特树自己的英雄形象，结果，他倒像被打了屁股似的，灰头土脸，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以彻底失败告终，那位臀部留有棒疮疤痕的公子哥儿，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自由、大自在。

　　在这个温馨甜蜜、迷恋陶醉的温柔乡里，贾宝玉“不觉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他忍不住思索，倘非这顿屁股，能获得这种“大畅”的感觉么？“我不过挨了几下打，她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倘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她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戚呢！既有她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她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看来，这一次贾宝玉的打屁股，倒应了毛主席的“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话。听贾宝玉这番内心独白，他不但不觉被打之羞，被打之痛，甚至也不觉人格被侮，尊严受辱，整个心灵受到戕害。适得其反，而是深深感到了这顿屁股打得好，打得太好，因为给他带来“大畅”的感觉。

　　像这样打出来一身贱骨头“求大畅”者，还不止贾宝玉呢！

　　打屁股，在家庭中，是比较严重的责罚；在朝廷中，也是不罪之罪的惩处。一种，被打者知道自己犯了错，只好乖乖地趴在那儿挨打。一种，也许并不服，或口服心不服，但是，能打人屁股者，总是拥有绝对权威，而被打屁股者，必是毫无反抗能力，才不得不就范的。所以，在旧社会，小时候，被家长打，上了学，被老师打，做了官，被皇帝打。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鲁迅先生说过，“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中国人的屁股，之最可怜，之最遭殃，不完全因为那里膘肥肉厚，而是剥掉你的裤子，露出白花花或黑黢黢的臀部来，一板子一板子打下去，除了皮肉之痛，最难受的还是那人格上的羞辱。

　　在中国，明代皇帝是最能打臣下屁股的，从朱元璋起，到朱由检止，都有过“廷杖”的记录。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1519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一百六十八人的屁股，打死十五人；二为嘉靖四年（1525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屁股，打死十七人。到了万历年间，因反对张居正夺情，不守父丧，御史们多次上书，万历受到张居正的影响，也大张旗鼓地对御史“廷杖”过的。

　　但是，正如贾政打他儿子贾宝玉一样，打人者吃瘪，被打者反而成为大众宠儿。同样，受“廷杖”者，屁股挨了板子，皮开肉绽，脸上却得到空前的无上荣光。当时，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起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两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成了当时再红不过的“大众宠儿”。

　　贾宝玉挨打，与明代大臣的“廷杖”，屁股受到痛苦是相同的，但宝玉是被动挨打，而那些御史们，却是主动找打，前者是不想疼而真疼，后者是为了疼而疼，便多少有点贱骨头了。为什么那时有这些被廷杖的士人呢？除去帝王的昏庸暴虐，权臣的刚愎自用，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等等因素外，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名垂青史的虚荣感——甘愿冒天威以坚持道德名教、纲常伦理自任，受刑惩而得大名节，也是使廷杖滥施的原因。

　　万历是个性格顽劣的青年，你们想以此邀名，好，我就给你一个厉害瞧。

　　看来，以挨打“求大畅”者，还不止贾宝玉呢！据说，反张居正不守丧上书挨打的领袖人物吴、赵二人，“虽见辱殿廷，而朝绅视之，有若登仙”，受“廷杖”，得令誉，屁股的支离破碎，赢得了身前身后之名，比之贾宝玉的“大畅”，又高上几个层次。

　　正是他们杖后抬出长安门外，一路上被人顶礼膜拜，那通身笼罩在光环之中的圣徒形象，使得有些士人，也就是那些想投机取巧的文人士大夫，不禁眼红，摸摸自己的屁股，说一声对不起，为了美名，为了光荣，要你受委屈了。于是，群起仿效，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以求得一杖，想达到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心灵的扭曲程度，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

　　而尤为反常的，是那位受杖的领袖人物赵用贤，更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推向极致。此公“体素肥”，想来是个胖子，膘肥肉厚，脂肪丰富，那重量级的臀部，自然要比骨瘦如柴者经打些。他与吴中行，同样被“杖六十”，刑毕，吴中行当时就“气绝”了，他虽“肉溃落如掌”，但还有口气，就在这奄奄一息之际，还让他的妻子将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

　　将自己屁股上的肉，悬挂在屋梁上，令其风干，当成大名节的纪念，这种以展览耻辱而自鸣得意的病态心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块史称之为“人腊”的臀肉，从此自然是镇宅的圣器，传之后世的吉祥物了。每当拿出来炫示、展现、玩味、品鉴时，我想赵用贤御史的脸上，便涌上幸福的光芒，忍不住额手称庆，感谢这顿廷杖，才有这块“人腊”。他捧着这块说不定有点臭烘烘气味的肉干，看到的是一份名声，一份荣光，一份资本，更是一份他向往的不朽碑石。

　　好啊，这屁股打得好啊！他会这样给自己喝一声彩的。

　　但是，后人读《明史》至此，对他这块风干人肉，恐怕就不免觉得恶心。中国文人的丑陋，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没起子的事情了。

　　贾宝玉到底年轻，没有把那条被打得沾血连肉的亵衣，让袭人妥善保存起来，谁知将来会不会有一天能派上什么用场呢，真替他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