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领域里，这种既生瑜何生亮的双峰对峙，互不相让的格局，是经常出现的。她俩同是优秀的诗人，但文学观点，不尽相同。区别在于：一个把诗当做手段，“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点实用主义；一个把诗当做目的，“冷月葬诗魂”，有点理想化。

　　宝钗是现实至上主义者，她不把文学看得那么重；黛玉为文学而文学，把文学视为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由于人生观的不同，也就形成文学观的不同。而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也就很自然地发生矛盾和冲突。

　　——香菱学诗，引发薛宝钗和林黛玉一场文学较量，实质上，更是她俩爱情争夺战的延伸。

　　香菱是个丫头，但爱好文学。

　　虽然被她的主子认为有点儿呆，其实挺可爱。她的命运很不济，但她很本分，很平静，很懂得自己，了解周围，不去和别人争，全身心都倾注在文学上。因为，这是她的一份寄托，不像时下的女性作家，心可能放在文学上，眼睛却瞟在文学外，所以，总是不安生，总是酸溜溜，总是改不了小家子气。

　　香菱，没这个毛病，她是个很正常的文学青年。

　　文学，从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男男女女，往往具有强烈的倾诉欲和表现欲，对文学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一是希望从文学中寻找到与自己共鸣的东西，一是希望能在文学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别人共鸣。所以，她想学做诗。

　　她愈来愈热的学诗**，很类似今天决定要投奔文学的青年人。但那时没有诓人的作家速成班，和谋利的文学函授班，让她把几两银子的月钱贡献出来；更没有什么过气诗人，**作家，举办骗财骗色的讲座，让她上当。所以，一搬进大观园里来住，可能感受到园内适宜的文学自由的创作气氛，便向她的主子薛宝钗提出来，要她教自己做诗。

　　大观园像伊甸园，有许多夏娃，可惜只有一个亚当，阴盛阳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夏娃多了，便会产生女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因此少不了小小的钩心斗角，小小的尔虞我诈，可总的来说，比之当时封建社会里，宫廷中的血光剑影，君臣间的刀枪箭戟，还差得很远，大观园中的文学气氛基本还算良好。

　　文学这东西，很类似小鸟，有点娇气，有点脆弱，一定要在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下，才会发出声音。要是屁股后边有手枪顶着，脖子上面有快刀悬着，它只会发抖，只会发昏，绝不会引吭高歌、婉转啼鸣了。贾宝玉搬进园子里来，做春、夏、秋、冬诗四首，流传到园子外边，那些王孙公子抄写在扇子上欣赏不已。这说明那一阵子，贾政、王夫人还没有采取高压政策，新人便有出头的机会，于是，香菱学诗。

　　林潇湘魁夺**诗

　　跟谁学，自然得跟她主子薛宝钗学。

　　宝钗的诗，没有那种软软的女人味，写得蛮大方，不小气，难能可贵。女性文学的最大特点，其实也是它的弱点，就是女性化。她却比较豁达，比较脱俗，不那么脂粉气。在那个文学圈子里，大家公认，至少与拔尖儿的林黛玉不相上下。黛玉的诗，想象丰富，气质优美，心犀灵动，气韵幽怨，最具有诗的味道。而且，作为诗人，她才气逼人，思路敏捷，用笔自如，不受拘束，是那拨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如果说宝钗的诗，是从脑海里做出来的，那么黛玉的诗，就是从心灵里流出来的。

　　虽然，她俩同是优秀的诗人，但文学观点，不尽相同。区别在于：一个把诗当做手段，“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点实用主义；一个把诗当做目的，“冷月葬诗魂”，有点理想化。如果二位女士降生在当代，则是毫无疑义的女作家，而且是一流的，评一级作家，享受高知待遇，谅不成问题。

　　当时，大观园里的众姐妹，除了“一夜北风起”的王熙凤略输文采外，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以及理论基础知识。只可惜缺乏发表诗作的园地，虽有一份政府的邸报，但仅抄发官方文告，不办副刊。不过，这也好，省得她们犯错误，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之理。文学用来自娱，怎么写都悉听尊便，但若要娱人，就得掂量掂量，会不会碰上谁的敏感神经，而招致物议。何况康雍乾嘉之际，文字狱也怪吓人的。

　　香菱学诗，来得有些突然。读者有些猝不及防，想不到这小丫头有这份诗情。看来，即使巨匠如曹雪芹者，也难免白璧微瑕，有照顾不过来的漏笔之处，好像事先事后应该有个关照才好。大概曹大师急于发表他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却疏忽了香菱原是英莲，被拐子卖来卖去的奴婢，应该和袭人她们差不多，不会多识几个字的。不过，曹雪芹的高明就在于他能让读者立刻身临其境，从薛、林二位的谈诗论文中，如闻其声，如睹其人，看她俩文学观点的歧异，与后来人生悲剧的呼应，那样斗榫合拍，也就来不及质疑了，这就是曹雪芹的艺术力量。

　　文学就是一场骗局，这是巴尔扎克说的，唬住了就唬住了，唬不住就露马脚，但大师通常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他有本事叫读者给他圆谎，也许香菱在失落的那几年里自学成才了呢！

　　宝钗说香菱呆，其实这丫头不呆，她为什么一开始不先去求教林黛玉，说明她活得挺明白，不糊涂，她很清楚，她是奴才，奴才决定了她必须人身依附，归属于她的主子。所以，还是找到她的领导宝钗张嘴，向她申请学诗。她未必完全懂得两位小姐在文学观点上的歧异，说不定她更倾向于林黛玉的诗风，可还是把申请书递给了宝钗。

　　在文学圈子里，这种门户之争，派别之争，是挺针锋相对的，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我住所的西边不远，有两栋楼，分住着两位文学前辈。他们之间，由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恩恩怨怨，互不相容。于是，一些聪明一点的文学后生，朝拜了这幢楼里的谁，一定也要向另幢楼里的谁请安，这样，他就成为这两位前辈心目中的好孩子。

　　一些文学上的老先生、老太太，非常在乎你跟谁一伙，以谁划线，跟谁有来往，对谁不买账，那种以邻为壑的狭隘心态，计较到令人不能理解。其实，谁也没有抱着谁的孩子跳井，我觉得，五十年来，中国新文学的相当一部分能量，就被这班鼠肚鸡肠的文学家无聊地消耗掉了。

　　宝钗是现实至上主义者，她不把文学看得那么重，和黛玉为文学而文学，把文学视为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截然不同。后来香菱登门拜师，林黛玉欣然允诺，连讲课费都不要，可见她热心扶植文学新人，不像有些作家，一看别人写的东西红了，名气大了，牙根马上就酸倒了。薛宝钗非常讲究生存哲学，认为香菱跟着她进到园里，临时户口落在了大观园，当务之急是去拜码头，照会各方，以求关照，学诗大可缓一缓。不过，她也不特别压制，表现得很宽容，这很难得，不是所有领导都有这份雅量，按说她完全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的。尤其这个该死的丫头，因她接过申请表后没有动静，竟投拜到自己的文学劲敌门下。放在今天，换个主，怕也未必能有宝钗的涵养。

　　我始终很惊讶薛宝钗这种文学上的坦然。

　　我也不明白这种历久不衰的“文人相轻”的老传统，那种嫉贤妒能，独领**，只许自己活，不准别人活等文人的诸多恶习，为什么在大观园里表现得不算十分明显？

　　当然，也不能讲薛宝钗绝对地无动于衷。

　　她说话了：“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她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这种嗔怪本身，也未尝不是宝钗的一种态度。因为香菱是她的奴才，她知道她的呆头呆脑。要学，应该向她学；要教，也该由她教。这话冲林黛玉而发，大概不错。

　　香菱写了“月到中天”那首七律，果真够呆的，竟先送交这位不算很开心的老上级审阅。宝钗只说：“这个不好，不是这个做法。”至于怎么不好？应是怎么个做法？看法保留，不置一词。而且针对黛玉：“看她是怎么说。”看起来，不算十分与人为善。至少，这是让人难堪的不肯表态。

　　等到香菱的第二首七律“非银非水”脱稿，这回呆子不想再碰钉子，直接往黛玉这边来了。宝钗本来表明要看黛玉怎么说而自己不想讲话的，但到她打算发言时又半点不含糊。第一，说题目要改一改，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但挺彻底的否定。第二，她说：“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来。”一下子把写诗的人，教诗的人，统统置于尴尬的境地。似乎是在开玩笑。看来薛、林二位女士，未必不暗中较劲。幸好大观园里未成立诗协，虽然那是绝对的清水衙门，但若真的成立，又觉得是肥差了，少不了你争我夺，削尖了脑袋之类的笑话，就会产生。那时候，大观园诗协的主席职位，谁来担任，还颇费踌躇呢！

　　不过，她俩在文学这个范畴里，角力是比较文明的。至少不发表评论，声色俱厉；也不画地为牢，泾渭分明；更不仗势欺人，拉帮结派。但只限于文学，其他方面，对不起，宝钗的忍让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了。

　　清虚观打醮，张道士敬献的一盘子礼品中，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贾母眼熟，记不得哪个女孩子戴过。宝钗说史湘云，宝玉说他怎么没见过，探春说宝姐姐有心。接着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

　　这当然是很厉害的攻击，林黛玉对金玉良缘的反应，是有点神经质的。不过，薛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退让了。

　　这是初一的事，到了初三，薛蟠生日，摆酒唱戏。宝玉和黛玉两人闹别扭，弄得老太太不舒心，凤姐只好将他们弄到贾母身边。谁知贾宝玉说话造次，竟把薛宝钗比作杨妃，使林黛玉着实得意，宝钗眼看天平的砝码朝一边偏去，宝玉和黛玉联合起来嘲弄她，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这一次很不客气地反击，让他们领教了她的厉害。

　　由此可见，力量失去均衡，便会不平；不平则鸣，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在《红楼梦》里这个三角爱情游戏中，她深知自己在贾宝玉心目中的位置，不如林黛玉。她是后来插进来的第三者。有一次在怡红院，她亲耳听到贾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尽管薛宝钗不可能研究弗洛伊德，但这种潜意识的流露，无论如何给她心灵造成巨大的震**。在她和林黛玉争夺贾宝玉爱情的这场争斗中，她明显地处于弱势，惟其如此，所以她很计较。

　　相反，薛宝钗在文学方面，倒不怕示软，这就因为她实在并不弱的原因。所以，文坛上那些爱吵吵巴火的人，爱争长较短的人，都由于底气不足，缺乏实力，才按捺不住要跳出来说三道四的。谷子成熟了，便把头低垂了下来，而那些总挺着脑袋左右顾盼的人，显然离成熟还有一段日子。

　　在元春省亲大典上，每人奉旨一匾一咏，这很有点诗歌大奖赛的意味。评比的结果是：“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所及。”这是元妃说的话，明显地带有官方色彩，所以薛宝钗是钦定的不亚于林黛玉的一等奖获得者。随后不久端午节贵妃赏的节礼，宝钗所获规格高出黛玉一头，这使黛玉恼火不已，实际上等于娘娘对金玉良缘投了赞成票。不过，也应看到宝钗的应制诗“芳园筑向”的颂圣主题挺能邀官方的好，所以元妃排名次，薛先林后，倾向性很明显。娘娘看中的是这个人，而不是看中了她的诗，真正应该当冠军的是林黛玉，大家心里是明明白白的。

　　一般地讲，旧时那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哪怕露骨地吹捧，也会讨得皇上的欢心。否则，哪有如此多的御用文人呢？这正是薛宝钗的聪明了，她把文学当做手段，知道统治者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就喂他什么。投其所好，不但是生存之道，而且还可以达到邀赏受宠，排斥异己的目的。结果，宝钗到底谋得了宝二奶奶的位置。虽然，这份胜利多少有点儿凄惨，因为宝玉的政策是你们不让我得到，我也不让你们得到。所以宝钗其实也等于咽下一枚苦果，但无论如何也要比为文学而文学的黛玉的命运好得多。

　　黛玉教香菱写作，第一，缺乏我们中国人应有的美德，不那么谦虚。不错，你是一流女作家，但口气似乎不必如此拿大：“既要学做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还教得起你。”第二，诗是一门学问，自有其自身的规律、章法，林黛玉特别强调了“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样，她的学生得出结论：“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这种反传统的做法，若是贾政知道了，那位正统派，准说误人子弟的。他连自己的儿子学《诗经》都反对，遑论其他。第三，过于娇宠文学新秀，香菱不过刚入门径，林黛玉便说：“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宝钗就不同了，她和史湘云夜拟**题时，说得再清楚不过：“诗题也别过于新巧了。……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也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了。”接着话锋一转：“——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织针黹是你我的本事，一时闲了，倒是把那于身心有益的书看几章，却还是正经。”一下子面孔板起，满口道德文章。

　　林黛玉是不会说出这番卫道的话的，但宝钗这个人，就是中国人中的绝顶聪明者了，她可以说而不做，她可以阳奉阴违，但高调是必须要唱的，黄钟大吕，唱得越高越好。说归说，做归做，正确的话说完以后，一转脸，并不妨碍她写出反潮流的文章。第二天，那首“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螃蟹咏，很流露一番不满现实的意思。以至宝玉脱口赞曰：“骂得痛快！”众人看毕，也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歹毒了些。”妙就妙在宝钗能够自如地、并行不悖地说革命的话和做反叛的诗。黛玉办不到，所以她只能最终败局。

　　不过，众人还是肯定薛宝钗的才华。虽然这次**诗会，头奖让林黛玉夺走了，但别忘了，第一届海棠诗会，薛宝钗可是金牌得主。所以，她在文学成就上，用不着和林黛玉争，两强相遇，势均力敌，用不着紧张，这才表现出宽容。但在贾宝玉爱情的天平上，她晓得自己的分量不及林黛玉，所以就不得不步步为营了。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应该看出，薛宝钗虽然以文学为手段，但她绝不是鲁迅先生所讲的那类“空头文学家”，也不是毛主席描写过的“头重脚轻根基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角色。宝钗的学问才识，文化素养，比之时下一些浅薄作家，货真价实得多。至少对于中国书，要看得不知多若干倍，至少不会一问两瞪眼，至少不靠念两个外国名字来吓唬人。

　　虽然，有时她挺让人讨厌。薛宝琴新编了十首怀古诗，“众人看了，都称奇妙”，独她却说：“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因为后两首涉及《牡丹亭》、《西厢记》，在当时大概被认为是黄色的书籍，马上正经起来，而且赶紧撇清，其实她比谁都看得多看得早。宝钗有学问，文学自不用说，看她在指点惜春做画时，很使人怀疑她是否在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过。同时，无论怎样不喜欢她这个人，她拿出来的诗，都是站得住脚的。

　　宝钗的诗，风格不一，体裁多样，有辛辣讽喻的螃蟹咏，有含蓄浑厚的海棠诗，有伤感甚至颓废情调的“恩爱夫妻不过冬”，也有很具新潮意味的“东风卷得均匀”的柳絮词。因此，应了一句俗话，她不是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主，不是吹出来或唬出来的主，不是假借权力，倚仗靠山，狗屁也写不出的主。她胸有成竹，绝非草包，拿得出作品，经得住褒贬，所以在文学上，她和林黛玉不唧唧喳喳，说短论长，而是一派大家气象。

　　这大概是大观园文坛难得平和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