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天之后我们都认为她要自杀了，觉得那是特别好的事。我们都以为她会嫁给荷默·伯隆，从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认为。后来又觉得：“他会被她说服的”。因为荷默在麋鹿俱乐部和年轻人喝酒的时候表示，他喜欢男人，他并不想成家。以后每个周日下午，他们都坐着那辆马车招摇过市：爱米丽小姐总是仰起头，荷默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握着马鞭，歪戴着帽子。每每此时，我们总是躲在百叶窗后感叹道：“可怜的爱米丽。”

　　随后，妇女们表示这件事令全镇人蒙羞，也会教坏了青少年。男人们不愿意管这事，妇女们却最终让牧师去找她谈谈，因为爱米丽小姐全家都属于圣公会。牧师虽然没有说出他们当天谈了什么，可却声称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于是，下个周末他们继续驾着马车在街上闲逛。牧师夫人只好将这件事写信告知了爱米丽住在亚拉巴马的亲人。

　　我们不清楚她还有亲人，便拭目以待。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结果，接着，我们就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爱米丽小姐还去了首饰店，买了一套男人用的洗漱用品，每样东西还刻着“荷·伯”的字样。又过了两天，我们得知她买了全套的男人服装，包括睡衣，所以我们才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确实很高兴。不过比起爱米丽小姐，我们觉得两位堂姐妹的风度气质更像格里尔生家族的人。

　　小镇的街道铺路工作已经结束了很久，所以我们对荷默·伯隆的离开并不惊讶。我们只是觉得没有去送行有些遗憾，这少了许多热闹。当然，我们认为他是回去做准备——迎娶爱米丽小姐。我们甚至秘密地结成同盟，希望能帮助爱米丽小姐赶走那两个堂姐妹。结果，她们两个人一周以后就离开了小镇。

　　一位邻居看到荷默·伯隆重返城镇，就像我们对他的期待一样。某天傍晚的时候，那个黑人仆人打开厨房门让他走了进去。

　　从这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荷默·伯隆，也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爱米丽小姐。宅院的前门一直没有打开，只有黑人仆人提着篮子进出。我们虽然能偶尔看到窗口处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就像在她院子里撒石灰那次一样，可她却再也没有出门上街，足足六个月，她一直没有露面。可是前门却总是关着。我们了解这是她父亲造成的，在那种恶毒暴力的性格教育下，她一波三折的人生很难消除他带来的阴影，这是毋庸置疑的。

　　爱米丽小姐再次出现的时候，她有些发胖，头发也变成了灰白的颜色。后来，她的头发越来越灰，那颜色像极了胡椒盐。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年，在她七十四岁的时候，她的头发始终像男人的一样，依旧是活跃的铁灰色。

　　在她四十岁左右的一段时间，她房屋的前门才打开了六七年左右。那时，她将楼下的一个房间布置成了画室，教小孩子瓷器彩绘课。那时，沙多里斯上校还在世，与他同年龄的人都让自己的女儿、孙女儿跟着她学画画。他们每个周末都带孩子们去那里，准时准点，态度认真，就像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教堂，还要给她们二角五分钱捐献一样。在那段时期，沙多里斯上校豁免了她的一切税费。

　　几年以后，那些学画画的孩子们都长大了，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了以后，院子的前门这才关上了，而且始终没有再打开。那些学画的女人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来这里学画。年轻人掌控了城镇，他们推行免费邮递，可全镇人只有爱米丽小姐一个人拒绝，她不允许自家房门上被钉上金属门牌和邮件箱。

　　时光流转，那黑人仆人也慢慢地老了，他的头发花白，也开始驼背，不过仍然拿着篮子来来回回。我们每年十二月都会把纳税通知单邮寄给她，可过了一周，邮局总会自动退还，因为每次都无人接收。她封了楼上，经常在楼下的窗口露出身影，像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像庙宇里面的雕塑一样，用尊贵安静却又怪僻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使人难以接近，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她因病离世。在那个满是尘土、鬼影憧憧的房间里，只有那个年迈的黑人仆人照顾着她。我们不清楚她什么时候得病了，也无法从黑人口中得知，因为他并不和人沟通，大概对她也是一样。他的嗓子因为许久不说话早已变得沙哑。

　　她死的时候，床帐垂挂在粗笨的胡桃木**，她的头发依旧是铁灰色，枕头因为许久晒不到太阳而变得发霉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