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创新在今天看已经是常识，不足为奇，但是在它创生的那一刻，其实是非常艰难、非常智慧。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概念创新，就是天下观。天下观的具体话语表现就是那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可能会说，这句话听起来很霸道啊，不就是说天下所有东西都是他们帝王家的吗？一个三岁小孩，霸道起来，也会说所有的玩具都是我的啊，这算啥了不起的观念创新？

　　所以，还是得回到创生这个观念的时代，你才会理解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到底有多了不起。

　　“天下”这个观念，是由周朝人发明的。王国维先生说过一句话：“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就是说，这几千年的历史大变革，最剧烈的一次，就是从商朝到周朝的这一次。请注意，王国维先生可是从晚清一直生活到民国的人，他知道鸦片战争，经历过辛亥革命，为什么他仍然认为最剧烈的变化还是商朝到周朝的变化呢？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都是因为自身实力衰弱了，被内部敌人颠覆或者被外部敌人吞并了。但商朝并不是这样，商纣王虽然在后世被称为暴君，但商朝的灭亡，其实偶然性很大。

　　周只是商朝的很多诸侯国中的一个，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在西北的角上。商朝的政治中心在中原，人口可能在百万以上。周的人口，据史学家估计，只有不到10万。

　　周人抓住商纣王派军队攻打东夷的机会，联合其他邦国，发动突袭。司马迁记载，各邦一共出动了战车300辆，甲士45000人，这就是牧野之战。

　　商朝主力军队来不及赶回来救驾，纣王临时拼凑了军队应战，但部分军队哗变，导致战场大败，纣王自杀。商朝就此灭亡，周朝取而代之。

　　上古时期打仗，和后世的战争大不一样。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军队的后勤保障什么的，都还谈不上，只能靠参战者自己携带的一点口粮，不会出现两军大战多日的场面。也谈不上什么复杂的战略战术，打仗基本就是一两天的事。牧野之战也是如此，当天就决出胜负。

　　这种一天之内决出胜负的战争，偶然性的因素就很大了，一方即使综合实力更强，也可能发挥不出来。商朝基本就是这样，灭亡时，实力并没有明显衰弱，只是输掉了这关键一仗。

　　我们关心的重点在于，周人胜利得非常偶然，打天下容易，这天下可怎么治理呢？商朝人还有很多，一些诸侯国也不见得顺从周朝，而周朝自己的实力很弱小。仅靠武力，他们恐怕无法控制各方势力的反扑。

　　那么，他们怎样才能“以小治大”“以一治多”呢？

　　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征服者都不用面临这个问题。至少在征服时期，他们都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周朝人却是在没有武力和实力优势的情况下，被一下子推到了中心位置。他们能控制得住局面吗？他们靠什么控制局面？

　　要想解决这个大难题，周朝人就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主要依靠制度吸引力，而不是武力威慑进行统治，也就是用制度优势代替武力权威。“天下体系”就是周朝人给出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说，周朝人需要给其他邦国提供一个共同的体系，其他邦国加入这个体系的收益，要大于不加入。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武力威胁，大家也乐于加入这个体系。

　　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在商朝的时候，当时成熟的政治概念是“天命”，天命降到了哪个部族的头上，哪个部族就是天下之主。所以，商朝的统治者唯一要讨好的对象，就是上天。怎么讨好？祭祀。怎么祭祀？用活人。

　　所以，在商朝人看来，除了他们自己是人，其他都不是人，叫“羌人”，从字形你就看得出来，人和羊是一样的，是可以任意宰杀的。当时除了商朝之外，所有人一旦成了商朝人的俘虏，都难逃这个命运，这是非常残暴的。

　　在“天命观”的政治观念下，这是必然的结果。

　　可是，现在周人说，我们这次革命成功，“天命”不是降到周人头上的，而是降到周王头上的。

　　这一字之差，啥意思呢？就是我是天下共主，不是奴役你们的人，而是普世主义的政权，是要给你们所有人主持正义的。

　　这是当时全世界也没有的政治观念。人类社会最早是由一个个部落组成的，每个部落的传统，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掠夺别人的利益，打赢了你，要杀要剐都随我的便。

　　只有周人这个弱势的胜利者，才会发挥创造力，搞出来一个普世主义的“天下观”。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周朝人“天下观”的进步性和创造性了。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不是就没有那种霸道的色彩了？

　　这是一句含情脉脉的话，是向当时的所有部落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周人来了，我们大家一起好好过。

　　那怎么过呢？周人搞出了一个“天下体系”，主要是三个方面：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和德治原则。

　　商朝时候，实行的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为什么？

　　这种继承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战斗力。哥哥死了，哥哥的儿子往往还年幼，没有战斗力；而弟弟一般是成人了，所以他来继承。

　　这也侧面证明了商朝是一种暴力统治的逻辑，而周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嫡子继承的宗法制度。今天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周朝的嫡子继承制加上分封制，导致的结果，就是每一层政治结构都是家族结构的放大，但各层的结构又类似。周天子在最高层，以下依次是诸侯、大夫等，每一层分别负责治理该层次的事务。

　　这种分封制的结构很像今天的互联网，容易扩展，同时适应性很强。

　　周人的第二项制度创新是“礼乐制度”。它的作用是赋予生活形式以精神意义，也就是让日常生活具备严肃性和精神性，创造出了“神圣性”。

　　这种精神价值不像物质利益那样有排他性，而是可以普遍分享和传播的，于是，共享同样的精神价值就成为“天下体系”的有力支撑。和分封制度一样，礼乐制度同样是易于扩展的，作用类似于后世的“想象的共同体”。

　　周人的第三条是“德治”。“德”这个字那时候还是政治概念，指公正地分配利益。德治，意味着利益的普遍分享和公平分配，这也是“天下体系”吸引人的关键所在。

　　在当时的角度看，“天下体系”是一个多么天才的解决方案，它一举解决了周朝人面对的历史难题。

　　那这个体系后来又是怎样演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