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日那天，钱德拉待在他的花园里，听着收音机。他想知道他是否更加成为自己。他不这么想。其实，他似乎正在变得像帕姆那样，更加西化，思考着他以前从没想过要思考的问题：他父亲的为父之道，他父母的婚姻，他是否曾经遭受精神创伤、欺凌、忽视。

　　但是，这也许不算是西方的东西。班加罗尔的小姑娘不也穿短裙，在酒吧里喝白葡萄酒，亲热，往下水道里呕吐吗？没错，这是一代人的问题。当他说帕姆(并由她而及她那一代人)是个不知天高地厚、被宠坏的忘恩负义之徒时，她离开了研讨班。自拉达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以来，他就唯恐他错了，她、帕姆和他们那些人懂得他那一代人不懂的一些关键原则，他们的叛逆和自我剖析已经让他们达到了一种他无法企及的高度。没错，他们没有信念，但这也许正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也许，信念不过是那些被生活吓坏的人碰上困惑时的依靠。

　　但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帕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与哪一代人较好无关。那不过是一种大而无当的题外话。每一代都一样：没有安全感，无能为力，恐慌，迷惘，从生到死。他自己和帕姆的唯一区别在于，帕姆承认事实，并响亮、清晰地把它表达了出来。她怪罪她的父亲。他则掩盖事实，假装他对他的父母只怀着子女应有的忠诚和感激，别无其他情感。这不是真的。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那么，他的……情感是什么呢？

　　他的父亲为人冷酷。他知道这一点，只是以前从没说过，也没人可说。他不能对他母亲说。她不仅悄悄地压抑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也压抑她儿子的感受。数百年来，南亚的妻子们一贯如此。他不能对普拉卡什说。普拉卡什一向三缄其口，直到他成长到可以谈论政治的年龄(直到现在，钱德拉还怀疑，普拉卡什的执念是不是对他的情感的逃避)。他也不能对朋友或同事说，他们认为他成就那么高，不可能受过任何人的欺凌。钱德拉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种看法正确。他不能对珍妮说，因为珍妮对所有事情都一直持这样的态度：“停止发牢骚，习惯了就好。”但是，这也许是他娶了她的原因。他确信，她永远不会对他的痛苦落井下石。

　　钱德拉用指甲掐着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肌肉。只有在紧张或困惑时，他才这么做。有时候，他会因此而流血。他父亲过去经常这么对他，但他曾经五十年对此闭口不谈。他父亲会走向他，用拇指指甲掐他手上的肌肉，总是咧着嘴笑，有时候还弄乱他的头发，仿佛那是男孩子的一种游戏。如果他哭或挣扎，他的父亲会怒斥他“胆小鬼”，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巴掌，然后才放他走。

　　“看在上帝的份上，钱德拉。”他父亲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摇晃脑袋。有些父母用鞭子和棍子揍他们的孩子。还有一些父母用锤子。他的祖父总是用一根皮带，至少他父亲是这么说的。他的班上有个男孩子的胳膊上留着香烟烫成的伤疤。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作为一个……

　　但是，他现在听到的是他父亲的声音——“胆小鬼”“懒”“忘恩负义”“蠢”“自私”“就知道哭的孩子”“差劲儿”“傻瓜”“吊儿郎当”“顽劣”“懒散”“傻”“白痴”“榆木脑袋”“糊涂虫”。这些词可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批评声音是这么明显，然而他毕生都在无视它们。鲁迪敳卡茨是个天才。

　　钱德拉的访问教授期限现在已经结束。他很快就会飞往中国香港，然后飞往英国。时间安排虽然可能会令人身心交瘁，但让人觉得吉利。他最害怕的是他其实和他的父亲差不多。没错，他从没揍过苏尼，但他骂过苏尼，用相似的轻蔑态度和苏尼说过话。

　　苏尼讨厌板球。这一向令钱德拉气恼。不仅如此，苏尼还喜欢一些名字拗口的运动，如马伽术、卡波埃拉、尊巴。他过去真的很不喜欢板球。鉴于钱德拉是用印度前队长苏尼尔敳加瓦斯卡尔的名字给他取的名，这尤其令人无法接受。那时，他经常用同样的话骂苏尼：“胆小鬼”“窝囊废”“差劲儿”“无病呻吟”。

　　钱德拉的父亲过去曾因为他的分数而嘲笑他。老实说，他的分数最初只能算马马虎虎。在他十二岁时，他的父亲曾经在墙上摔坏一个羽毛球拍，骂他“笨死算了”，然后大步走进书房，并甩了五次门。他的母亲曾坐在哭泣的儿子身旁，对他说：“你父亲知道你能行。他只是感到失望。你就是需要用功，钱杜。”他们一起制订了一个计划。钱德拉将提高他的分数，及时参加印度行政服务考试，追随他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公务员。等到他敲他父亲的房门，告诉他这一打算时，他父亲说：“就你这个白痴？你参加清洗厕所考试吧!”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钱德拉永远不可能屈尊去清洗厕所。即使到了今天，也是如此。珍妮一直不明就里，总是把这归因于他的婆罗门敏感。

　　苏尼十几岁时就开始对经济感兴趣。钱德拉从没想过，苏尼是在试图赢得他的认可。他觉得这很正常，苏尼那个年龄的男孩就应该痴迷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本投入。就像对付有出息的本科生那样，他以极为轻蔑的态度作出了回应。

　　“亚马孙的猴子都比你更懂经济学。”他说。

　　“我在努力。”苏尼说。

　　“是呀，”桑德拉说，“你是在努力。”

　　等到苏尼上了伦敦经济学院，钱德拉曾嘲笑他选择的商务与管理学位。“我们可能去伍尔沃斯公司拜访你。”他说，然后问道，“你的论文是你写的，还是你加工的？”他又问道：“你们是把自己称作学生，还是称作毕业实习生？”

　　“我挣的钱要不了五年就会超过你。”苏尼回答说。他伸出手，比画了个打赌的手势。

　　“你还会是工薪阶层。”钱德拉说。他伸出双手，拍了拍他儿子的脸颊。

　　在获得学位后，苏尼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谋了个策略顾问职位。三年后，他给他父亲寄了他的薪水支票的一个副本，上面画了一个笑脸。支票显示，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在收入上超过了他的父亲，至少在底薪方面。钱德拉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干得不错。不要忘了钱并不是万能的。当心健康。量入为出。以后可考虑投资教育。

　　爱你的爸爸

　　第二年，苏尼搬到中国香港，加入了一家对冲基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们父子一年只见两次面，但即使见了面，仍免不了争吵。只要钱德拉谈起经济学，苏尼就会顶撞他说：“真实的世界并不按照模式运转。它靠意外、局势、时机运转。最重要的是发挥作用的因素……”

　　钱德拉一听到这些就会用手指堵住耳朵，因为他知道“现在”或“统计”这样的词将伴着一声恶毒的响指而来。

　　说来也怪，正是在这个时候，苏尼偏向了神秘主义。那个圣诞节，他给家里的每个人都赠送了某个名叫“朗达敳布里恩”的人写的《秘密》。在分发这本书时，他脸上的表情让人觉得，他不仅看见了光，还收集它，把它装进瓶子卖。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苏尼开始剃光头，用一种明显的南亚腔调说话。

　　2008年，经济崩溃后，苏尼沉默了，拒绝回电子邮件或短信。钱德拉在上班时间给苏尼打电话，却被告知，苏尼已经离开庞斯福德父子公司。在打苏尼的手机之前，钱德拉写了几条草稿。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不想说任何伤人或欠考虑的话。

　　1. 这不是你的错。整个世界都遭了罪。

　　2. 但我警告过你。

　　3. 可以帮你找另一份工作。不用担心。

　　4. 来家待一段时间？可能对你有好处。

　　5. 正如说过的那样，我警告过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你的错)。

　　6. 没事的。这是学习的一部分。你不是个不可救药的傻瓜(玩笑)。

　　7. 一般的哲学陈述？思想？引用曼德拉？凯恩斯？乔布斯？“吃一堑，长一智”。没错，挺好的。

　　8. 另一个笑话。见机行事。最好的笑话出于自发。

　　“我辞职了，爸爸。”还没等钱德拉说出第二条，苏尼就说，“我设立了我自己的管理学院：头脑事务研究所。”

　　“干什么的？”

　　“与积极的肯定有关。”

　　“什么？”

　　“让你实现自己的愿望。”

　　“你说的究竟是什么呀，苏尼？”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陷入衰退吗，爸爸？”

　　钱德拉当然知道。那天上午，他一直在天空新闻台谈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是因为消极思维。”苏尼说。

　　“恰恰相反，”钱德拉说，“那是由于动物本能明显过分。”

　　“我不这样想，”苏尼说，“我认为世界选择了抑郁。它始于头脑。很明显嘛。”

　　“可我一直试图告诉你，情况不是那样，”钱德拉说，“没人抑郁。他们都觉得泡沫会无限膨胀下去。”

　　“我说的不是经济。”

　　“好吧，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头脑。”

　　“苏尼，你丢了工作，我感到遗憾。如果你需要回家待一段……”

　　“我没丢工作。”

　　“那不是你的错。你没有做任何错事。”

　　“这没有对错，爸爸。只有我们的行为的后果。”

　　钱德拉低头看了看他写的那几条。

　　“成功并不是我们的成功的结果……”

　　“成功是我们的思想的结果。”苏尼说。

　　“这都是什么屁话呀？”钱德拉一边说，一边把他的笔记本推开了。

　　“人们掏大钱来听这种屁话，爸爸。我已经帮助了几十个人。”

　　“那他们是白痴，”钱德拉说，“为什么会有人为那个掏钱？”

　　“你会大吃一惊的。”

　　他们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又通话了，气氛比较友好。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苏尼开始说一些套话。他说：“我们已经过着如我们所愿的生活，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一点。”他又说：“钱是精神血液。钱栓的危险不亚于血栓。”

　　“你这是要反对高储蓄率吗？”钱德拉问道。他想起他最近与克鲁格曼[1]发生的那次不愉快的争执。

　　“我谈的是心灵。”苏尼说。

　　“上帝呀。”钱德拉说。

　　虽然很愤怒，但有一点钱德拉无法否认：头脑事务研究所取得了成功。苏尼总是坐着头等舱飞往北京或巴黎，或者每隔几个月飞往伦敦。但是，钱德拉依旧认为，他的儿子虽然很优秀，可还是个江湖骗子，要不就是彻底疯掉了，不可救药。

　　钱德拉搞不明白他在这一切中扮演的角色。贾斯敏曾经说，苏尼想“打败他”。真是这样吗？钱德拉想知道，就他自己而言，这是不是符合事实。他一向清楚，他一直在试图赢得已故父亲的认可，但这是想击败父亲吗？如果他不渴望认可，而是渴望用奖品、嘉奖、博士头衔、十七世纪的小屋、大笔的咨询费盖住父亲的坟墓，一劳永逸地堵住父亲那张说话刻薄的嘴，阿门，他就赢了吗？

　　但这不起作用。这不可能起作用。钱德拉现在明白了这一点。如果苏尼试图击败他，那么这也不会起作用。他需要把这一点告诉苏尼。他需要让儿子坐下来，把他已经发现的东西给他讲讲，打破那种恶性循环，道歉：是的，为什么不道歉呢？他，钱德拉教授，几乎没给任何人道过歉，但会向他儿子道歉。这也许就是他要去中国香港的原因。

　　去中国香港要乘坐十六个小时的飞机。钱德拉很少能在飞机上睡着。等到他降落了，他只想冲个淋浴，喝一小杯酒。苏尼没去接机，而是提前通知他打车，用中文把指示传给了他。他把它打印了出来。现在，他把它递给了司机。

　　他们驾车驶过了那座连接大屿山和主陆的桥(钱德拉记得他上次来时走过这段路。说起来挺丢人的，因为那是四年前的事了)，然后向东驶过香港岛。钱德拉觉得不对头。苏尼的公寓在半山区。那是中国香港最令人向往的地区之一，由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摩天大楼和酒店式公寓鳞次栉比，大厅锃亮，门童彬彬有礼。钱德拉记得需要爬坡，但他们却经过了一组普通的殖民地风格的建筑，让人觉得像是在孟买。他们停在了一座粉绿色建筑附近。这座建筑高仅三层，而非钱德拉期望的七十层。

　　“这是哪儿？”钱德拉问道。

　　“香港商业学院。”司机说。

　　“不好意思，”钱德拉说，“我想去半山区。”

　　司机举起打印件，又说了一遍：“香港商业学院。”

　　“半山区。”钱德拉说。

　　一个男人在敲车窗。“教授，”他说，他微笑着，就像一块稍稍加热的橡皮泥，“教授。”

　　钱德拉摇下他那边的车窗：“你这是？”

　　“嗨。”那个男人说，他是中国人，年龄三十出头，但说起话来却是英式的、受过公学教育的口音，“终于见到了你，真是荣幸啊。”

　　那个男人打开钱德拉的车门，让他几乎别无选择，只能走到外面的炎热之中。

　　“你是？”钱德拉问道。

　　“马丁敳张教授。商业学院的院长。”

　　马丁敳张上身穿夹克，下身穿牛仔裤。这是新式的管理策划人的制服。这种人已经把大学弄得和石油公司没什么两样。

　　“我知道了，”钱德拉说，“听着，我觉得不对劲。我原本要去我儿子的地方，在半山区。”

　　“哦，不用担心，”那个男人一边说，一边付给司机车钱，“你儿子在里面。我确信是他让你来这儿的。”

　　“他不会干这样的事。”

　　“好吧，我还能说什么吗？我让他给你解释吧。教授，欢迎来到香港，或者，‘反迎[2]’，就像我们这儿说的那样。钱德拉塞卡博士在楼上等你。我是接待人员。”

　　钱德拉瞪大了眼睛。马丁敳张哈哈大笑。他们前面有个石头楼梯。楼梯上不断有穿短裙和T恤的少女上上下下，似乎没完没了。两个白人男子靠在栏杆上，端着星巴克的杯子，喝着咖啡。他们应该是商业讲师，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们忙着学东西，我们发财”。“F.I.L.T.H.”[3]他低声说。“F.I.L.T.H”其实是个缩略词，意思是“在伦敦倒了霉，去香港碰碰运气”。他曾经在苏尼面前用过这个缩略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好吧，”钱德拉说，“那我们走吧。”

　　他们匆匆上楼，进入了一个走廊。走廊冷得就像肉类加工厂，尽头有个会议室。两名女生站在门两边。一名女生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高脚香槟杯。另一名女生拿着一沓传单。钱德拉每样都拿了一个。

　　香港商业学院/活动

　　“当代经济学对头脑的忽视”

　　大师班，由头脑事务研究所所长苏尼尔·钱德拉塞卡博士主讲

　　开始时间：2017年7月14日19:00

　　结束时间：2017年7月14日20:30

　　钱德拉看了看他的手表，发现大师班是在当天，将于六个半小时后开始。只是，他的手表是伦敦时间。这意味着，半小时前就开始了。

　　在室内，一排排的学生正坐在带红色软垫的钢质椅子上。各地的商业学院都有这样的椅子。苏尼坐在讲台上的一把扶手椅里，身穿奶油色亚麻夹克、紫色丝质衬衫。他剃了光头，戴着他那副经常戴、一直也戴不坏的眼镜，但他的额头上有了皱纹。现在，就连他用的那种一百美元一瓶的润肤霜也消除不掉那些皱纹。他就要变成中年人了。钱德拉感到不知所措，仿佛做父亲的应该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举起你们的手，”苏尼说，“谁工作勤奋？来吧!谁？”

　　房间里所有人都举起了手。尽管学期已经结束，但至少有一半听众穿着套装。工商管理硕士学生一般都这样。他们喜欢提这样的问题：“这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吗？”或者：“这个东西在讲义的第几页？”老师们对他们一严厉，他们就会跑去找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会写信抱怨说，课程“可操作性不够”，意思是他们的孩子太蠢，理解不了。

　　比钱德拉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抛弃培训年限，于是这些来自法国、希腊、南非的富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带着证明他们在反智战争中从军一年的文件，返回他们的管理咨询公司。

　　“那让我们试着做个练习吧。”苏尼说，他似乎没注意到他父亲进来，“闭上眼睛。你们现在身处黑暗。试着感觉一下你们的鼻尖。不要摸它。只要感到它的存在就行。只要知道它存在就行。”

　　钱德拉坐在靠近后面的椅子上。马丁敳张试图把他领到前面的贵宾席，但他置之不理。他又看了一眼他手里的传单，然后突然注意到一样东西：苏尼尔敳钱德拉塞卡博士。就他所知，苏尼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

　　“现在想象你们的鼻尖像闪光灯那样发光。你们现在能在黑暗中看见什么？这取决于你们。你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你们渴望拥有的东西。你们只要让它显现出来就行。”

　　钱德拉能够看见一张床。一张铺了几层床垫、舒适的床，漂浮在大海中央。他看见自己躺在**。

　　“好了，睁开你们的眼睛。”

　　苏尼的次大陆口音很重。他接着说：“那么，欢迎来到你们想要的世界。就算你们睁开眼睛，它们也绝不会消失。它们是你们，你们是它们。你们摆脱不掉它们，就像你们摆脱不掉你们的鼻尖。

　　“这一生，我们一直被告知，要为我们的欲望感到羞耻。这一生，我们一直被告知，我们太野心勃勃、太贪婪。小时候，我们被教导说，要克己，要自我否定。我们到处都能学到这种东西，从我们的老师那里，从我们的宗教那里，从我们的父母那里。”

　　胡扯，钱德拉想。这就是那个七岁时曾玩过电动宝马三轮车的男孩说的话。

　　“我们被教导说，要为我们拥有的东西心怀感激，要为得到更多的东西的欲望感到羞耻，要为成为我们自己感到羞耻。‘不要参赛，’他们对我们说，‘你可能会输。坐一边看他们赛跑吧。干脆放弃，干脆放弃，干脆放弃。’

　　“你们明白，正如你们刚才表现的那样，我们都勤奋。我们都努力。但是，谁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谁看着黑暗，看见他们的生活正如他们现在的样子？为什么？这与缺乏努力无关，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与缺乏信念有关。你们没有允许你们的梦成真。”

　　钱德拉不自觉地哼了一声，因为他想起来，在他出了事故之后，身在孟买欧贝罗伊酒店的苏尼就是这么对他说的。苏尼说他希望那辆自行车存在。

　　“女士们，先生们，”苏尼说，“这是现代经济学家不懂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把人的头脑考虑在内。问问你们自己。在物体的世界里，事情都是怎么发生的？我怎样移动这个杯子、这个玻璃杯、这个话筒、这把椅子？没错。我决定移动它。我是用我的头脑作这个决定的。经济学家说我们都要服从他们的模式，但事实上，我们制作我们自己的模式，并且我们可以毁坏它们，每天都可以。秘诀在于知道我们自己的欲望，并拥有它们。等到我们拥有我们的欲望，我们就能发生我们希望看到的变化。”

　　钱德拉确信苏尼引用了甘地说的话。现在，这些工商管理硕士生会回到家里，认为“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就是圣雄想传达的核心信息。

　　苏尼拍拍头，闭上了眼睛。

　　“宝库在里面。谢谢你们。”

　　房间里的人鼓起掌来。苏尼站起来，也鼓了鼓掌，然后指着个别听众，笑着，把手放在胸前，说：“你!你!你!”他双手合十，鞠了一躬，然后坐下了。

　　前排的一个穿着红色套装的女人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个话筒。她向苏尼和“我们的赞助商”(似乎囊括了发达世界的每一家银行)表示感谢，然后邀请人们提问。

　　马丁敳张立即举起了手。这意味着问题已设置好了。

　　“苏尼尔博士。”他说，这令钱德拉皱眉蹙眼，“我想我们都知道，作为个体，我们可以认为我们自己成功。”小把戏而已，钱德拉想，不过是想让这些脑子不好使的工商管理硕士生认同他儿子说的一切东西。“毕竟，所有成功的公司都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积极的思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所有民族也是如此？这就是亚洲崛起的原因？或者说，这就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陷入衰退的原因？你的理论涵盖面究竟有多大？”

　　苏尼在马丁敳张提问题期间闭着眼睛，但他现在把眼睛睁开了，仿佛再次屈尊返回了人间。

　　“国家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人们的幻梦。”苏尼说，“领导人引导着它的梦。乔治敳布什使美国变得虚弱、萧条，看看他们的经济状况就知道了。纳伦德拉敳莫迪给印度人带来了希望，看看印度的经济状况就知道了。这些是过度简化，但我要说的东西也很简单。我们一起思索。我们一起做梦。一条河不就是数百万滴水吗？一个国家不就是数百万个人吗？我们国家的命运是由它的人民的想法汇聚而成的，而实际情况是，消极的想法带来消极的命运。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刺耳，但这恐怕是自然法则。”

　　那么，钱德拉想，增长率要服从于人民的意志？他想知道这还可以适用于别的什么东西。婴儿死亡率？火山喷发？海啸？板球赛比分？

　　这时候，一个穿蓝夹克的女人站了起来。她拿着她的苹果手机，举着右手，可能是在看记在右手上的笔记说话。这让钱德拉想到了自由女神像。

　　“我叫克劳蒂特敳布朗。”她说，带着法国口音，“我想对苏尼尔博士上了这样一堂发人深省的课表示感谢。说真的，在这里，要考虑东西的太多，要消化的东西也太多。我想知道你讲的是不是与天才有关。这也许正是当今我们忽视的东西。我们也许正在扼杀商业天才，我们需要让他再次茁壮成长。当我们想到史蒂夫敳乔布斯或马克敳扎克伯格时，给人感觉就好像现在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好像他们不容于当今……”

　　钱德拉倾听着。苏尼解释说，他是个天才，聚在这里听他上课的人可能也是天才，只要他们花大钱请他给他们讲解方法。苏尼接着说，关于他的数字排毒方案和精神生产力研讨班，迪帕克敳乔普拉曾评价说：“他使奇才有了智慧。”

　　当钱德拉半眯着眼放松时，他再也看不见一个剃光了头、刚到中年的男人，只看见一个寻求关注的小男孩。苏尼肯定想让他的父亲看到这一点。他在试着翻转他自己的线。钱德拉曾徒手把这些线搓起来，让它们层层叠加，直到它们坚韧如绳索。他垂下头，感到难堪，甚至还感到羞耻。但是，现在，房间里掌声一片。有的人还吹起了口哨，或发出本科生的那种嗬嗬声(任何智商超过八十的人都学不来)。房间里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圆盘锯，首先穿透了他的右耳，然后是他的左耳。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结束了活动，再次向赞助商表示感谢。她对观众说，他们非常幸运，因为钱德拉塞卡博士尽管事务缠身，但仍设法从他紧张的日程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现在，苏尼被崇拜者包围着，握手，摆姿势拍自拍照。马丁敳张在寻找钱德拉，示意他过去。钱德拉把传单揉成一团，丢进香槟杯里，然后站起来，挤过了房间。

　　“爸爸。”苏尼说，他摘下眼镜，伸出了手，“你怎么样？”

　　“累，”钱德拉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

　　“你说什么？”

　　“你的课呀。我可以订个早点儿的航班。”

　　苏尼翻了个白眼：“我告诉你了呀，爸爸。邮件里说了。”

　　马丁敳张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笑了。另外三个谄媚者也笑了。他们一直在认真聆听。

　　“中文的那个？”

　　“不是。”苏尼说，他的笑容开始消失，“英文的那个。”

　　“我没收到任何该死的邮件。”

　　“你确定，爸爸？”

　　钱德拉确定不了。苏尼的邮件往往一写就是好几页，还经常热衷于粘贴他的文章。

　　苏尼转向其他人。“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父亲，”他说，“P. R. 钱德拉塞卡教授。”

　　“终于见到了你，荣幸之至，先生。”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说，“我叫苏珊敳卡托，是IMB的所长助理。”

　　“哦，你好。”钱德拉说。他搞不清IMB是什么东西，然后才想起来，那是苏尼的公司：头脑事务研究所[4]。

　　“我们都没少听说过你，先生。”苏珊敳卡托说。

　　“你的儿子肯定让你深感自豪。”马丁敳张说。

　　“哦，确实，没错。”钱德拉一边说，一边盯着苏尼。

　　“喝点儿香槟吧。”苏尼说，就好像在给一个哭泣的孩子嘴里塞糖果。

　　“那你对苏尼尔博士的表现是怎么看的？”马丁敳张一边说，一边把一杯温热的酩悦香槟递给钱德拉。

　　“哦，棒极了，”钱德拉说，“很好。”

　　“那你同意吗？”一个谄媚者问道。他是一名学生，很可能会变成秃子，也许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希腊人也难说(和工商管理硕士生说话不容易：庸才不乏其人)。

　　“哦，苏尼说得很对，”钱德拉说，“当然了，头脑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经济学领域。但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我们一般会坚持描述人们做什么，而非他们想什么。那也许就是我们非常落后的原因。我完全同意一个人应该积极，等等，但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更不用提不可能改变的东西了。”

　　“比如说，先生？”苏珊敳卡托说。

　　“好吧，如果房间里只有一瓶香槟酒，那么就无法让每个人都喝上一杯，无论你多么想喝它。那就是我一直想说的东西：有些东西就是那个样子，我们只能接受。这恐怕包括我们称作经济学的那几套规则。”

　　他们现在全都看着苏尼。苏尼已经拿起香槟瓶子，仿佛要给五百个人喝。“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他对他们说，“一切。我见过一些公司仅仅通过重复简单的肯定，就生产力翻倍。此外，正如我确信我父亲知道的那样，从来都不只有一个瓶子、两个瓶子，甚或十个瓶子。增长的潜力是无限的。”

　　钱德拉点了点头：“是的，当然了，但也有一种叫作有效需求的东西。如果我们开始花还没挣到手的钱，好了，我们都知道那会造成什么结果。酿成危机的不是积极性的缺失，而是积极性太高。有时候，我们必须知足。”

　　“有人会把那称作失败主义。”苏尼说。

　　“其他人会把那称作成熟。”钱德拉说。

　　马丁哼了一声，试图掩住他的笑声。就连苏珊敳卡托也在笑。只要是和苏尼较劲，钱德拉总能占上风。苏尼不擅长幽默，而数十年来，幽默一直是钱德拉的专长。他一向以一个玩笑开始他的演讲。这有助于吸引观众。自由主义者忘了他是个邪恶的新自由主义者，对手忘了他们的嫉妒。这让陌生人觉得他亲切，信任他。他能够看见，学生们的脸上已经显露出这一点。

　　“只要是上了IMB的课的人，”苏尼说，“都懂得这个最为重要的真相：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没有平庸之辈，只有平庸的期望。设想一下，假如史蒂夫敳乔布斯或巴拉克敳奥巴马……”

　　“我们不可能都成为史蒂夫敳乔布斯，”钱德拉说，“还有，对了，奥巴马……但是，有三点二三亿美国人没有成为总统，又该怎么说呢？”

　　“他们不相信。”苏尼说。

　　“你不能有三点二三亿个总统，苏尼，”钱德拉说，“就算有再多的积极思考，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这与头脑完全扯不上边。大多数成功仅凭运气，或有好爹妈，或恰逢其时其地。没有人对你们说过这个，但这是真的。”

　　学生们此时在哈哈大笑，也许是因为他提到了“有好爹妈”。但是，苏尼已经转过身，看着他的苹果手机。钱德拉闭上眼，知道他惹麻烦了。

　　[1]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原文为“foon ying”，疑为“欢迎”的粤语发音。

　　[3]“F.I.L.T.H”为“Failed in London， try Hong Kong”的首字母缩写，而“filth”意为“垃圾”。钱德拉在苏尼面前用这个缩略语有指桑骂槐之嫌。

　　[4]原文为“Institute of Mindful Business”，首字母缩写即为“I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