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拉那天晚上是一个人回去的。他声称太累，就不参加晚宴了。他碰巧说的是实情，但当他这么说时，给人感觉却像撒谎。一个司机领着他上了苏尼位于四十六层的公寓。他倒头便睡，甚至连衣服都没换。星期六早上醒来时，他发现苏尼一个肩膀上扛着山地自行车，喝着某种绿色果汁，穿着莱卡短裤。

　　“你要去哪儿？”钱德拉问道。

　　“芝麻湾。”

　　“芝麻什么？”

　　“湾。”苏尼说，“和客户一起出去。”

　　在苏尼离开时，钱德拉追着他到了楼梯平台，说“你忘了你的运动手表，”但电梯门已经关了。他看着电梯下行：四十六层，四十五，四十四，四十三……

　　他看了一上午电视。到了中午，两个年轻的菲律宾女人过来打扫卫生，做午饭。她们一个叫温蒂，另一个叫梅丽莎。他尽量和她们聊天，但她们却只用彬彬有礼、令人尴尬的单音节词来回答。钱德拉怀疑她们在这个城市里是否有家人，或者也像其他人一样，孤身一人。

　　苏尼的公寓所在的半山区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似乎都想一览无余地瞥见大海。对钱德拉来说，那看上去不像大海，让人觉得有些工业化或数字化，仿佛是出自电子游戏的东西。他发现自己在思念加利福尼亚，渴望回到大苏尔。

　　到了下午，他先去底层洗了桑拿，然后找遍苏尼洞穴般的客厅，寻找惊悚小说或神秘小说，但多数书籍与激励技巧和管理有关。卫生间里有杂志，其中包括《经济学人》，但这是他最不想阅读的东西。

　　他斗胆进了卧室，又发现两个书架，上面的书主要是历史和传记，关于阿克巴[1]、丘吉尔、亚伯拉罕敳林肯、移民美洲的清教徒先辈、马可敳波罗、查理敳卓别林、安迪敳沃霍尔、内战历史、股市、义和团运动、省级保险公司的书。

　　他吃了一惊。他没料到苏尼的阅读面如此之广。但是，他还是找不到小说，甚至连斯蒂芬敳金或杰弗里敳阿切尔的小说也没有。他拉上窗帘，结果又在窗台上发现了一架子书，夹在笑呵呵的佛祖和耶稣的雕像之间。

　　书架上摆着他的书：《贫困经济学》《谁害怕大的坏市场？》《印度和其他梦想》《第三世界何以重要》《全球化，移动化》《迅速破产》《大洪水之后》。

　　钱德拉拿起《大洪水之后》，翻阅起来。他太习惯于本科生对待书的方式，刚开始根本没料到苏尼画了一些段落，在页边空白处用铅笔做了笔记。要破解苏尼的速记真难，因为他使用了个性化的缩写，例如用“↑”表示“增长”，用“t4”来表示“因此”。字体那么小，仿佛在暗示一些可耻的秘密。钱德拉担心如果检查得再仔细一些，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挖苦性的文字，但实际上，苏尼显然只是想读懂。它们是一个孜孜不倦、被钱德拉嘲笑了半辈子的学生作的评注。

　　他最后请求门童给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一家印度餐馆，吃了烤面包马萨拉鸡蛋，试着和服务生讲旁遮普语，消磨了下午的时光。等他回到公寓，苏尼还没回来，但厨师梅丽莎正一边做着比萨，一边唱着一首塔加洛语歌曲。他试图和她聊聊中国香港、中国菜、苏尼(这甚至让她的嘴唇绷得更紧)，聊聊整座岛屿被一场海啸摧毁的可能性。听他这么一说，那个最多十九岁的可怜女孩看上去要哭了。

　　最后，他悄悄溜了。他回来时，梅丽莎已经离开。他打开电视，观看板球赛，不知不觉睡着了。等到他醒来，他的儿子正在没头没脑地抱怨梅丽莎把他的日本小刀用出了缺口。

　　“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来自博科圣地的利刃。”苏尼说。

　　“苏尼!”钱德拉一边说，一边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你去了哪儿？”

　　“我告诉过你了。”苏尼说。他打开一瓶橘红色圣培露。

　　“你饿吗？这里还有比萨。这个女孩厨艺不错。”

　　“我和别人吃过了。”

　　“啊？”钱德拉说。他怀疑苏尼在撒谎。按照他的经验，苏尼从不为了社交而社交。

　　“是呀，点心。”

　　“我喜欢点心。”

　　他们站在厨房里，面面相觑，就像两个受伤的拳击手在假装聊食物。

　　“我们明天可以去吃点心，爸爸。”

　　“太好了。”钱德拉说。苏尼朝卧室走去。“盼着呢。”

　　钱德拉上了床。钱德拉害怕苏尼发现自己窥视了他的房间，不和自己去吃点心。他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忙着准备多莎饼，加奶咖啡，一种临时用青辣椒、菠菜、酸橙做的酸辣酱(女佣休假了)。苏尼直到十一点才露面，钱德拉当时正系着围裙，头伸到烤箱里，寻找着里面哪怕一点儿的污垢(那两个女人太能干了，真是难得)。

　　“上午好，爸爸。”

　　他的儿子上身穿着一件牛津大学的运动衫，下身穿一条网球短裤，额头上套着一个供气式面具。

　　钱德拉把咖啡倒入一个IMB咖啡杯里，细细的咖啡流发出哗哗的声响。他然后在平底锅里热了一个多莎饼，把它递给他的儿子。他们坐在餐桌旁，开着空调，默默地吃着。

　　“苏尼，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们前天的辩论不高兴。”

　　“什么辩论？”

　　钱德拉给他自己的盘子上舀了一盘酸辣酱：“我只是想，我说了一些话，它们有可能……”

　　苏尼掏出了他的苹果手机：“你在说什么呀，爸爸？”

　　“哦，没什么，”钱德拉说，“很有趣，你说的话。有很多东西是我以前从没想过的，潜意识的思想，什么什么的。”

　　苏尼把手机放在了桌上：“就因为我拥有一种与你不同的见解，那并不意味着我必须长大，爸爸。长大不意味着要成为你那样的人。”

　　“我同意，”钱德拉说，“完全同意。”

　　苏尼打开了咖啡机，暗示对钱德拉做的南印度咖啡不满意。

　　“苏尼，”钱德拉说，“自从伊莎兰以来，到现在有一阵子了，我一直在思考……”

　　“伊莎兰。”苏尼说，脸色变好了，“是呀，怎么样？”

　　“挺好的。这么说吧，也挺不可思议的。它让我想起了我忘记的事情，以及我父亲也许不是最好的父亲。他对我不够慈爱。”他清了清喉咙，“我的意思是，他对我也不错，但我就是想，我真的想知道……我也许是你的批评声音之一？”

　　“我的什么？”

　　“就好像你对自己说，你不够好，你傻，或你是个傻瓜。”

　　“我不对自己说那样的话，爸爸。我采取的是积极思考。我觉得你知道这一点。”

　　“是的，我知道，当然了。不过，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我的工作呀。”

　　“但这也许是因为我，”钱德拉说，“也许我对你的嘲笑太过分了。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你。我父亲那样对待过我，我觉得没什么，于是我也那样对待了你。”

　　“也许一切都和你无关，爸爸，”苏尼说，“你这样想过吗？”

　　苏尼按了咖啡机上的一个按钮，现在他们俩都什么也听不见了，给人的感觉像一架飞机正在起飞。钱德拉记得苏尼跟他说过咖啡机的价钱：和钱德拉第一部车的价钱差不多。

　　“我想过，”钱德拉说，“可我觉得那是一种逃避。”

　　“逃避？”

　　“苏尼，我只想说，我知道我伤害过你，我向你道歉。”

　　苏尼啜饮了一口浓咖啡。他的金表带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不，爸爸。我不觉得你伤害过我。”

　　“啊？”钱德拉说。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实话。

　　“完全没有，”苏尼说，“你和妈妈合不来，挺可惜的，但我一向都挺好。也许拉达的感受更明显一些，因为她年龄小，但我从来没什么大问题。我有一些客户，他们的父母不怎么好。而你不是坏爸爸。”

　　“好吧，”钱德拉说，“好吧，那就好。”

　　苏尼看了看他的腕表。

　　“我们这就出发？”

　　他们打车去了中环广场，花了半个小时，乘坐着架到半山腰的巨大电动扶梯上上下下。钱德拉以前坐过，觉得很壮观，但他的儿子大多数时间盯着苹果手机，藏在雷朋太阳镜后面的脸高深莫测。即使是在星期天，苏尼也穿着黑色羊毛裤、蓝色鳄鱼牌马球衫，板板正正。他肯定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虽然天很热，他的一条胳膊上还是搭着夹克。

　　“说不定我们会在这里见着梅丽莎。”钱德拉一边说，一边指着路上熙来攘往的菲律宾女佣。

　　“她们有二十五万人呢，爸爸。”

　　每到星期天，女佣们休假，那里就会变成一座巨大的难民营。在面对穷人时，钱德拉总是感到一丝嫉妒，这次也不例外。这些女人带着她们的盒装午餐、半导体收音机、支离破碎的吉他，看上去欢天喜地。

　　“艰难的生活，”为抵消这种感伤情绪，他说，“艰苦的工作。”

　　“我们都得到了我们选择的生活。”苏尼说。

　　扯淡，钱德拉想。但是，他回答道：“没错，我觉得你说得对。”

　　“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如果你就是那么想的话，”苏尼说，“再说了，它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这些女孩每个星期花一个小时在IMB上课，那么要不了一年，她们就会在那儿工作。”苏尼指着国际金融中心，指着大海对面的那些双子摩天大楼。

　　“也许我应该上你的课。”钱德拉说。

　　“是的。”

　　“这与我们在伊莎兰学的大不一样。”

　　苏尼抬起了他的雷朋太阳镜，虽然只有短短一瞬：“真的吗？”

　　“我不知道，”钱德拉说，“伊莎兰似乎更注重心理，我觉得。”他其实想说“理性”。

　　“一切都绕不开心理学。”苏尼说。钱德拉回答不了，因为他过去的口头禅是“一切都绕不开经济学”。

　　钱德拉试图数到十，已经数到了四：“那么你真的以为，那些女人选择成为家政人员？”

　　“是呀。”

　　“那犹太人选择了大屠杀？”

　　“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我觉得它是。”

　　“我们平常思考的想法会在潜意识里留下深深的痕迹，”苏尼说，把他的手机收了起来，“如果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是多么无用，那么这就会成为一个潜意识信条，并在现实中表现出来。这是个自然法则。我不过是观察到了它。”

　　“那么，所有那些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佣，是因为她们对自己的评价不高？”

　　“并不必然如此。也许她们出生在穷人家里。也许她们想成为女佣。我哪儿知道啊？我只能说，她们只要开始思考，她们就能成为别的什么人，有可能的。”

　　钱德拉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觉得他想拍拍他儿子的头，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这对我有用吗？”他问道。当然了，他无法想象除了当一名经济学家，他还能成为什么。

　　“对任何人都有用。”

　　他们在游艇俱乐部吃了一顿自助午餐，有四种不同的酒，但钱德拉只喝了一杯。房间里有四十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排水晶玻璃杯，铺着华美的桌布。苏尼和服务生说粤语，钱德拉则在一旁夸赞，说“好极了”，或“真是语言通啊”。钱德拉想了起来，由于苏尼不能像两个古吉拉特邦女同学那样会说两种语言，他过去没少责备苏尼。

　　“苏尼!”

　　一对年轻的中国情侣靠近他们的桌子，殷勤备至，就差吻苏尼的手了。苏尼介绍了他们。

　　“我简直不相信你是他父亲。”那个女人说。

　　“我是，”钱德拉说，“自打他出生就是。”

　　“对我们来说，他就像一位父亲。”那个男人说，然后手指一弹，做了个拿着一把手枪的动作。“谁是达人？”他问苏尼。

　　“你是达人。”苏尼说。

　　“不，你是达人。”

　　“这两个人呀。”那个女人一边说，一边摇摇头。

　　“我希望你们坚持练习。”苏尼说。

　　“每天都练着呢，”那个男人说，“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是吧？”

　　“保重。”苏尼说。他的声音里又流露出那种次大陆的腔调。

　　“你的朋友？”在他们离开后，钱德拉问道。

　　“客户。”

　　“啊。”

　　钱德拉突然想到，这也许是苏尼请他们做的，就像他上课时那些预先设计好的问题。

　　“我听说，贾斯要去上社区大学了。”苏尼说。

　　“她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不如预期。”

　　“那她要待在博尔德了。”

　　“暂时的。等分数提高了，她可以转学。”

　　苏尼示意服务生再拿一些绿茶。

　　“我对她说过，让她来这儿。我可以让她夏天来这儿实习。”

　　“是呀。”钱德拉说，他决定还是再喝一杯酒吧，“我感到沮丧。我觉得她需要自己走出来，而不是窝在家里。”

　　苏尼摇了摇头：“我们得到了我们选择的生活。”

　　“我不觉得她选择了这个。”钱德拉说，看着苏尼盘子上的那一大堆芝麻菜叶和鳄梨。六十美元一顿的自助餐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就像我说的，”苏尼说，“那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那么，如果我每天早上都对自己说，我很快乐，那我就会快乐？”

　　“这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方式。不过说得对。”

　　“那它为什么对你不管用呢？”

　　苏尼的视线越过钱德拉的肩膀，并抬起眉毛，仿佛认出了一个熟人。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爸爸。我践行我教的东西，我教我践行的东西，因此我很快乐。”

　　“是呀，当然了。可就连鲁迪敳卡茨也承认，他有时候不快乐。”

　　苏尼用叉子叉起一些叶子，放进嘴里：“谁是鲁迪敳卡茨？”

　　“我在伊莎兰的老师。”

　　“可能他的方法没他想的那么有效。”

　　“难道现实不比那复杂吗？”钱德拉问道，“人们遭遇的那些个可怕的事情又该怎么说？难道那些被强奸过或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只需对自己说，他们很快乐？”

　　“那不会一夜之间就起作用。”苏尼说，他把叉子放下，与刀子形成一个完美的四十五度夹角，“但如果一个受过严重精神创伤的人每天都自我肯定，他的人生就会开始改变。这一点对贾斯敏、对你也适用。只要你这么做的时间够长，你的欲望就会显现出来。”

　　“那么，如果我想成为印度总理……”

　　“你真的想成为印度总理吗，爸爸？”苏尼说，“你最深层的欲望？”

　　“和我家人在一起。看到我的女儿，两个女儿。”

　　“那我会给你写一些要说的自我肯定。它会显现出来的。”

　　钱德拉盯着他的儿子，搜寻怀疑的迹象，但没有发现。

　　“我不认为你相信这一切，苏尼，”他说，“你自己干得挺不错了，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我不认为你相信你说的一切。我真的认为，你不快乐。”

　　“什么样的父亲才会试图让儿子相信他不快乐啊？”苏尼说。

　　“一个太在意儿子的父亲，”钱德拉说，“一个想了解儿子的父亲。没人能十全十美地做到这一点，苏尼。没人能完全掌控自己。没人能时刻都快乐。”

　　“我说过我时刻都快乐吗？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快乐，等到我不快乐了，我就会找出原因。”

　　“好吧，挺好。没有人能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快乐。谁又知道呢？这比那复杂。”

　　“这么说，你认为我是个骗子。”苏尼说。他脸上成年人的表情立即消失了，换上了一副孩子的表情。

　　“不，”钱德拉说，“不，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你做的事情非常好，积极思考，潜意识思考。我想说的是……”

　　苏尼拿起他的手机，接了一个电话，但钱德拉甚至没有听见手机响。钱德拉感到不快。他闭上眼睛，试图数他的呼吸。如果他现在突发心脏病，苏尼只会对他说，要往好处想。

　　“二十四日，”苏尼说，“没错，直接去健身房。[2]”

　　“我的意思是，”尽管苏尼仍在打电话，但钱德拉还是说，“你难道没有怀疑过吗？你难道没有想过：‘万一我在这个问题上错了，会怎样呢？’”

　　苏尼放下电话，叫来服务生，示意结账。

　　“你没事吧，爸爸？”他问道。

　　“我感觉不太好。”

　　“我们会给你治疗一下。会管用的。”

　　他们有用热石头做的按摩，有芳香疗法，有来自热带雨林的声响。钱德拉中间睡着了，但当他醒来时，他感觉好些了，不过仍然头疼，也许是喝酒的后果。

　　然后，他们去了蒸汽室，裹着浴巾，默默地坐着。苏尼有六块腹肌，钱德拉一块也没有。

　　“有拉达的消息吗？”钱德拉问道，努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她不想见你。”

　　“她在哪儿？”

　　“这不重要。”

　　“这当然重要。我有权知道我的女儿在哪儿。”

　　“那就自我肯定吧，爸爸。它会显现的。”

　　“我的女儿会显现吗？”

　　“是呀。”苏尼说。

　　他们又不说话了。时间一分一秒流逝，钱德拉试图回想起，苏尼小时候有没有过灵性倾向。他们家是个世俗家庭，不搞普阇[3]，不过排灯节[4]，甚至不唱圣诞颂歌。在九岁或十岁的时候，苏尼有个虚构出来的朋友穆尼(苏尼的反面)。穆尼生活在灯罩里，厌恶板球、经济学和印度食物。苏尼有时候会把穆尼带到餐桌旁，把穆尼塞进他的衬衫的胸袋里。他会低声和穆尼说话，通常是在钱德拉说话的时候。穆尼有一次弄洒了墨水，溅了钱德拉一桌子，于是钱德拉假装用手指捏断了穆尼的脊柱，然后把他的“尸体”交给苏尼。苏尼把他埋在花园里，哭了好一阵子。第二天早上，苏尼发现他“在水槽里重生了”。

　　就钱德拉所能想起的情况来说，这是他的孩子们仅有的宗教经历。但是，很有可能，这一直都是苏尼的真实愿望；他从来都对商业、金融或金钱不感兴趣；由于钱德拉让自己成为儿子世界的中心，他毁灭了它。那么，苏尼偏向于神秘主义也许就不可避免；那是他的父亲不可能涉足的领域，一种只能有一个赢家的竞技场。

　　观察着他的儿子，钱德拉再次被中年的苏尼的相貌所触动：稀疏的头发、浑浊的眼神。钱德拉太了解这种相貌了。那与孤独有关，与缺少爱有关。

　　他想起了苏尼十九岁上大二时发生的一件事。苏尼回家过圣诞节。他们一家五口戴着圣诞老人的帽子，一起吃了午餐。钱德拉喝了雪利酒，有些醉意，开始嘲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等于嘲笑苏尼)，说一个讲师“再少五个脑细胞就是半吊子”。不幸的是，他的模仿惹得苏尼说：

　　“那么说，你是在暗示马丁内斯教授是个同性恋？”

　　“啊，上帝呀，我怎么知道啊？”钱德拉说。他不想在女孩子们面前说这种事。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在暗示，”苏尼说，“那就太伤人了。”

　　“我没有。”钱德拉说。

　　钱德拉注意到，珍妮看着他，眼神非常严肃。

　　“你究竟在说什么呀，苏尼？”他说。

　　“我在说，我是个同性恋。”苏尼说。

　　钱德拉盯着那只缺了左腿的火鸡，盯着拉达在它脖子上系的粉红色缎带。他断定这是一场审判，一场火与鸟的严酷考验。但是，他对考验并不陌生。他惯于在压力下迅速思考，经受的考验比大多数吃圣诞晚餐的人都多。

　　“了不起，苏尼，”他说，“我为你感到骄傲，为你选择做的一切感到骄傲。”

　　“那么你认为，”苏尼说，“我选择了这个？”

　　钱德拉低下头，无精打采地盯着他的盘子，盯了好一会儿。他的儿子、长女、妻子哈哈大笑起来。贾斯敏抬起头，一脸茫然。

　　在钱德拉看来，这件事是一种把他击倒的方式，让他成了家里的傻瓜，让他这个家长尊严扫地，甚至比不上桌上那只部分内脏被掏出的火鸡。然而，从那时起，苏尼的性取向就一直是个谜。虽然钱德拉相信家里其他人知道内情，但他只知道苏尼从来没把一个女友或一个男友领回家。苏尼也许没有性取向，或“自我性取向”(钱德拉通过谷歌发现的词)，但钱德拉又怎么会知道呢？

　　随着蒸汽室里的沉默继续，钱德拉注意到，苏尼不仅刮了腿毛，也刮了胸毛。钱德拉决定，等有了机会，他也要在谷歌上查查这个。

　　“好吧，爸爸，”苏尼叹了一口气，说，“是的，我有疑问。是的，我孤独。是的，我悲伤。是的，我不完美。但是，你对我说，我不快乐，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跟你道歉，”钱德拉说，“我累了。我欠考虑。”

　　“我一直在努力，”苏尼说，“我创建了一个优秀的企业。”

　　“你干得不错，”钱德拉说，“你挣的钱甩我八条街，这是实话。”

　　“这不仅与钱有关，”苏尼说，“我相信我做的事情。”

　　“我也相信。我只是希望你朋友够多，不用把所有事情都藏在心里。你瞧，我有时候也感到孤独。那就是我想说的。”

　　一个小时后，他们离开游艇会，回到了公寓。钱德拉在那里打了个盹儿。等他醒来时，苏尼正在蹬客厅里的健身自行车。钱德拉给他自己倒了一小杯白兰地。那瓶白兰地是他在免税店里买的，原本打算等他回去时送给门卫负责人莫里斯。

　　“我从没见过你的工作场所。”他对苏尼说。

　　“你会见到的。”

　　“我们还可以去澳门。我从没去过那儿。”

　　“嗯，”苏尼说，“我们可以去。”

　　“也许它会显现。”钱德拉说。

　　苏尼继续蹬着，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

　　“那我应该说什么自我肯定的话呢，苏尼？”

　　“我以前告诉过你了，爸爸。肯定你内心深处的欲望。只要确保每天说它们就行。”

　　电话响了。苏尼从自行车上一跃而下，用粤语回答道：“喂[5]。”然后，他说：“啊，嗨，妈妈。是呀，他在。他刚喝了点儿酒。好的，没问题。”

　　苏尼把电话递给钱德拉。

　　“嗨，珍妮，”钱德拉说，“你好吗[6]？”

　　“查尔斯。”

　　他一听到她的声音，就知道事情严重。

　　放下电话后，钱德拉瘫坐在沙发上，脸埋在手里。“爸爸。”苏尼不停地喊他。过了几分钟，钱德拉才能够抬起头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再想起苏尼上小学时读的几本书之一《选择你自己的冒险》。它们包含着这样的段落：“龙张开翅膀向你走去。如果你想用你的手指把它的眼睛抠出来，请翻到八十六页。如果你尖叫起来，转身就跑，请翻到九十二页。”等你翻到那一页，你会发现你死了，或抠出了龙的眼睛。龙消失不见了，你意识到它原来是一幅全息图。就这样进行下去。

　　这似乎就是生活。这和你作的什么决定无关，因为结果是由别的某个人决定的，他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力。谁能够预见到艾滋病或埃博拉病毒？或者，谁能够预见到，有人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二驾驶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谁又能预见到，钱德拉的小女儿，那么美好，那么可爱，五岁时为模仿她心目中的女英雄艾米敳约翰逊，常常戴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格的飞行员护目镜入睡，居然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由于吸食冰毒，贾斯敏被逮捕了。她一直在偷她母亲的钱。等到这些钱也不够了，她就和两个同伴夜闯一家汉堡加盟店，洗劫了收银台。她现在面临着破坏、闯入、轻微盗窃罪指控。

　　珍妮说，贾斯敏那样的女孩子一般不碰冰毒这类毒品。那是穷人的毒品，但贾斯敏最近交了一些狐朋狗友。“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在哪儿认识他们的。”珍妮说。

　　“这么说，她成了个……”钱德拉说。“瘾君子”这个词他说不出口。

　　“我们认为她有问题，”珍妮说，“没错。”

　　苏尼帮他找了一个航班。飞机半夜起飞，意味着他刚好还能赶上。他必须在圣弗朗西斯科转机。他们一起打的去了机场。让钱德拉感到轻松的是，苏尼没有让他说他的自我肯定。苏尼说的无非是些陈词滥调：“不用担心”“她不会有事的”。这些话从苏尼嘴里说出来，几乎让钱德拉老泪纵横。

　　他们在机场拥抱了一下。“到了那儿就给我打电话，”苏尼说，“你多保重，爸爸。”

　　“谢谢你，苏尼。”钱德拉说。苏尼用手指冲他摆了一个手枪姿势，但他还是猜不透它的意思。

　　“不能多待一段时间，太遗憾了。”

　　“我也觉得。”

　　“你也保重。我担心你，苏尼。我忍不住。我担心你们大家。”

　　到了安检处，钱德拉转过身来，觉得自己会发现苏尼已经走了，或正在用苹果手机打电话，但他的儿子却在笑着冲他挥手。钱德拉试图把这一场景印在他的脑海里，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但刚上飞机，他的思绪就转向了贾斯敏。他一如既往地忍不住责怪自己，只是此刻，他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一次，的确是他错了。

　　[1]阿克巴(1542—1605)，印度莫卧儿帝国统治者。

　　[2]原文为意大利语“vado direttamente in palesta”。

　　[3]印度教的礼拜。

　　[4]印度教的一个节日。

　　[5]原文为“Wai”。

　　[6]原文为“Lei ho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