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卢塞纳·吉拉尔多

　　“过去的我们处于世界边缘，但现在我们在其中心位置。”这是工程师兼人文主义者埃尔南·佩雷斯·德奥利瓦（Hernán Pérez de Oliva）于1534年向科尔多瓦（Córdoba）贵族陈述的理由，当时他提出了一项使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通航的紧急项目。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命运的转变，前所未有。”确实，西欧人在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全球边缘化地位感到焦虑之后，现在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现身陷一种不可避免且动态联系的世界网络中。他们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其他大陆的人们经历了同样的突变。在大西洋的岛屿和沿岸，人们经常发生新的暴力冲突，欧洲探险家、奴隶和传教士们在14世纪首次遇到了与以前没有过记录的人群会面的震惊，从而引发了相互发现和适应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导致大多数人得出“人类是一体”的结论。

　　在工业化时代之前，欧洲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全球化经历了缓慢、多向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逐渐相互了解，断断续续地相互交流。首先，陌生人之间的对话状况百出，要以手势、面部表情和声音作为辅助。笔译和口译人员在每一次交流中都同时充当调解者的角色，有时会由于误解加剧或判断失误而引发冲突，导致不利影响。以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为例，他的同伴路易斯·德托雷斯（Luis de Torres）通晓多国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此外可能还懂阿拉米语等语言。当他试图用欧洲语和亚洲语徒劳地盘问当地人时，当地人却在无动于衷地吸烟——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多么吃惊。不同文化的最初接触往往放弃了相互理解的尝试，而以暴力和死亡告终。系统化的策略——逃跑或自我隐藏——我们把它与今日所说的“与世隔绝”的人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策略还没有被广泛采用。从幸存者的角度来看，适应不可避免的情况通常是最佳选择。远道而来的新人就住在那里，没有回家的希望。例如，阿兹特克人设想的可能性（交换礼物，然后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离开）是行不通的。对财富和权力的炫耀并未阻止欧洲侵略者反而吸引了他们，梦想比现实对侵略者的影响更大，想象中的胜利比实际成就更多。一种源自航海的骑士文学中虚构的英雄主义模式，把冒险家们捆绑在一起。葡萄牙民族诗人卡蒙斯（Camoens）1572年的作品《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siads）是他从亚洲航行归来后不久写作的，它改编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捕捉到了这种精神：“扬帆起航。这是至关重要的。能否生存？那得靠功德了。”

　　传统的基于海战和“征服与占领土地”的战争叙述，无法编码所谓全球化的DNA。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关系的惯例来追踪它。分散各处的文明相互交换文化特征并得到发展，直到在某些方面逐步趋同。在这样长期融合的背景下，这种关系缓慢地，有时是痛苦地，但通常是和平地在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建立起来。这一过程虽然不可逆转或者说至少还没有逆转，但仍然是反复试错的过程，不时会被颠覆和意外事件打断。

　　这是一个更大的全球环境变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微生物、动物和植物在以前支离破碎的大陆之间交换，永久地改变了现有的景观和生命。从16世纪开始，除了信奉教条的思想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令人信服地看起来完全“纯净”或“原始”，没有任何东西是纯粹的“人类的”或仅仅是“自然的”。全球链接的网络已经“腐蚀”了它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我们所有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祖先来自别处。

　　此外，对异国情调的迷恋产生了新的或新近扩展的欲望、消费和上瘾习惯。例如，中国的物产影响至远，出现了墨西哥的瓷器仿制者、波士顿的茶党、阿姆斯特丹的大黄（以前是中国药典的秘密）种植者。语言的局限性因此显现出来。你怎么能向一个从未见过菠萝的人解释菠萝是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巧克力、咖啡或茶成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愉悦的手段、求婚的必需品，或者在后来成为工人的廉价消费品，那它还会有回头路吗？

　　无论如何，世界范围内近代早期的思想革命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出现了可以彼此了解的庞大的组织框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以及共同接受的翻译规范，在巨大的交流沟通空间或领域中，思想和制度得以孵化、复制和部署。全球帝国与其说是通过煽动冲突，不如说是通过建立共同体来提供这些先决条件。最终，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通常会找到方法将他们帝国的子民在共同利益、合作冒险、相互依赖的网络、忠诚的焦点、婚姻联盟、致富的机会，甚至共同的情感、信仰和意识形态上联系起来。

　　文化是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它使所有其他形式——经济的、技术的、科学的和生态的——成为可能。我们需要牢记这些事实，因为我们试图超越以往对全球史的偏爱。以往的全球史叙述是天定的、线性的、进步的，是一个将欧洲投射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过程，仿佛从14世纪到19世纪发生的事情，是一段进化的插曲，是优越的文明战胜了野蛮，或者是“选民”——这可能是唯一重要的部分——战胜了假定的野蛮。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定义自己是文明人的“中心”广泛分布在全球各地，而他们眼中的“边缘地带”则是低人一等的，可以被征服或剥削。他们遭遇的结果并不总是如征服者或殖民者所期望的那样。所谓劣等文化通过生存展示了人类的韧性。克里奥尔（Creole）社区出现了。白人变得土生土长。非洲人的定居点和城市所反映出的几内亚或安哥拉的生活方式在美洲成形。中国企业在马尼拉和墨西哥的业务蓬勃发展。美洲的土著或亚洲的首领、最高统治者出现在欧洲要求他们的权利。北美欢迎印度商人和中国穆斯林，并培养了混血的美国人。所有这些和其他人类的新奇事物反映或创造了社会、文化和生活的中间形态。

　　其结果是，随着大都市中心的成倍增加，地缘政治呈现出新的面貌，培育了前所未有的混杂人口，并创造出新的边缘地带。新中心通常都有自己的赞美者，他们把这些地方书写为有利于培养美德的地方，其由上帝指定，并通过“朝圣者”、圣人或英雄的存在或遗迹来升华。我们可以称其为竞争性的多中心主义，这是文化融合的影响之一，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旅行得足够远，有时在某些地方不一定要很远，你可以遇到土著天主教神父、黑白混血的独修隐士、光照会的麦士蒂索人（mestizo）成员、富有魅力的新教牧师，以及佛教和伊斯兰教改宗者。以不同的方式，政治混乱在欧洲的“复合君主制”中共存，这种君主制将不同的领地和领主结合在一起，效忠于一个共同的王朝；或者，尽管统治者的政策是排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影响，但在中国，国家在满族的统治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多样化；或者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地方领主的自治权发展到了惊人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沿着各自独特的路线发展起来。

　　基督教世界

　　全球性事件促使思想家们对新的重大问题做出回应。在欧洲，基督教在16世纪四分五裂。特伦托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年）将天主教改革变成了一场反宗教改革，这使新教脱离教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除非使用武力。与此同时，分裂主义将新教徒划分为多个不断繁衍的教派。相互竞争的魅力和灵性激增，而在遥远的异教世界中发现了以前从未被发现的广阔世界，这在神学家之间引发了长期而复杂的辩论，为哲学家们揭示了令人困惑的新奇事物。1577年，西班牙腓力二世（Philip Ⅱ）政府向新大陆的官员发放了被称为“地理关系”（Relaciones Geograficas）的调查问卷，其目的是汇编系统化的数据。这些问题包括“当地人的理解、倾向和生活方式，他们是否有不同的语言或某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在异教时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奉献、仪式和风俗是好是坏”。令收到回函的官员大吃一惊的是，有些异教徒对权威和神性毫无概念。对有些人来说，过去似乎并不存在，除了眼前呈现在感官上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从西班牙人的角度来看，同样使其感到奇怪的是其他社区没有财产概念，或者没有反对食人和**的自然法则。

　　绘有征服阿兹特克场景的可折叠屏风是很受欢迎的装饰物品。在这里，它们总是展示着菲律宾和日本艺术品对17世纪墨西哥的影响。西班牙的君主制极大地扩展了对新大陆居民开放的贸易范围。[解说信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阿玛拉·索拉里（Amara Solari）教授和马修·雷斯托尔（Matthew Restall）教授]

　　在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向世界传福音时，基督教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欧洲充当了教理和实验的试验场，这些教理和实验在之后转移到其他地区的公共生活之中。许多观察家将美洲原住民和卡斯蒂利亚农民归为一类，即简单、质朴的生物，智力有限，因此在法律上对其行为不负责任。为了使他们免于重大的判断错误或行为失范，他们需要监护人或道德引导者的监护。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扩张似乎是法律干预和比较道德民族志的一次大规模实践。它使监察员在不同的社会中寻找或设计出相似之处或共同之处，从而使异类的方式变得容易理解。探险家们总是问：“这个或那个结构、部落或风俗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它们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墨西哥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在他著名的《科尔特斯信札》（Cartas de relacion）中提到，特诺奇蒂特兰的大寺庙有塔楼，看上去就像一座清真寺。

　　▲ 《出岛风光》（View on Dejima）， J. M. 范莱茵登（J. M. van Lijnden）绘，C. W. 米林（C. W. Mieling）据此彩色石印。长崎湾一个人工岛上的荷兰贸易哨所，这是日本在江户时期唯一允许与西方直接贸易的地方。

　　同样，新大陆的居民必须努力了解新来者，即便只是为了抵御攻击。例如，一些玛雅人似乎把西班牙人当作另一群来自墨西哥中部长期存在的入侵者。在日本的丰后，日本商人和传教士发现自己被当作“来自印度的人”。也许应对新来者的最佳方式是适应并管理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而带来的影响。这在流动的边界上相对容易，因为那里的本地权威是分散或低水平的。智利的阿劳干人（Araucano）或大平原的科曼奇人（Comanche）学会了部署骑兵和使用火器，迅速缩小了与入侵者的技术差距。他们不能被征服，因此，他们能以彼此尊重、共同利益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互惠互利为基础，与西班牙帝国谈判讨论双边关系。在加以必要的修改后，一种类似的妥协在日本盛行。在驱逐或消灭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侵略者，并扼杀了日本向天主教的早期转变趋势之后，幕府利用1634年在长崎湾建造的人工岛出岛收容位于领土边缘的荷兰商人，这是因为外国人不被允许亵渎日本的“圣地”。

　　宗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对于征服者来说，宗教为他们惊人的成功提供了一种巧妙的解释，同时还向其提供了来自福音派的辩护，这种辩护在早期得到了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仲裁者——教皇——的认可。1455年，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Ⅴ）把从穆斯林和异教徒手中征服的西非土地交给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o Ⅴ）和他的继任者。1493年，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以及已发现和待发现的大西洋其他岛屿，授予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他们同时具有传教的义务。另外，对于新帝国的土著居民来说，宗教为他们提供了占有和开拓土地的选择余地——从表面上看，这是强加给他们的。因为受洗礼的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地位截然不同，例如，对于横渡大西洋的非洲奴隶来说，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除了那些基于同为上帝子民而享有的权利——在奴隶船只的舷梯脚下向奴隶喷洒圣水，或者向他们提供教义问答，然而做这些之前根本不必征求他们的同意。

　　▲ 萨尔瓦提世界地图（Salviati Planisphere），绘制于1525年。这张世界地图展示了“托德西利亚斯线”（Tordesillas Line），这条线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理论上商定的划分各自在大西洋航行范围的子午线。在实践中，无法精准地确定它。地图没有按照惯例画出想象中未开发的区域，而将它们留为空白，以吸引未来的探索。

　　回到欧洲，关于天意的构思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各地。地中海各城邦，尤其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黑死病之后繁荣起来，但这似乎孕育了异端邪说和任性的邪教。腐败和分裂侵蚀了教皇权威和宗教秩序。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于穆斯林土耳其人之手，这个东方基督教最古老、最受尊崇的国家被彻底摧毁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骗子、假先知、假圣徒和女巫出现，威胁要把黑暗王国强加于人，而卑鄙自私的基督教统治者则无视上帝的意志，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神圣的使命与教徒的职守促使每个人“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早在1517年，在奥斯定会士（当时的身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于维滕贝格（Wittenberg）发表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前，一种天意论和改革的情绪就已经席卷了西欧，更遑论末日论。印刷术的普及、书卷主义的兴起、对经文不可控的获取和重新解释、《圣经》译本的增加，以及支持白话礼拜的运动：所有这些都刺激了新的奉献形式。在16世纪和17世纪，传福音者专注于以前被忽视的目标：城市穷人、精神贫困的乡下人、与世隔绝的偏远社区，甚至是世界遥远地区的奴隶和新教徒。欧洲的再基督化表现在一系列努力中，包括宗教裁判所的如下行动：“锤击”女巫（正如迫害者所说）、铲除不信者，并与根深蒂固的流行文化做斗争，包括占星术和算命，比如公开对上帝的不信任或不恰当地优先服从迷信或异教徒。

　　统治者日益增长的权力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既是贡献，也是结果。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只要不抗衡或损害世俗权威，君主们就会偏爱虔诚的客体。如果各国感觉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对抗教会——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在这方面，就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欧洲在宗教改革后的态度分歧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得多。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本土精英们讨论接受还是拒绝基督教的方式，可以与德国君主们关于是否接受新教以及如何实施“教随君定原则”（统治者的宗教决定被统治者的宗教）的决策相提并论。在所有情况下，当真理为权力服务时，它最容易被识别出来。

　　灵修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效法基督》[3]（Imitatio Christi）拥有众多的读者就说明了这一点。奥斯定会士托马斯·厄·肯培（Thomas 删 Kempis）于1471年完成了该书的手稿，后来付梓发行。他是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某个新团体的成员。托马斯的目标读者是僧侣和修士，但这本书在那些想要发展“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平信徒中很受欢迎。从任何意义上讲，一个更具煽动性的例子是，1498年，一位弥赛亚式的修士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在佛罗伦萨的西格诺里亚广场被烧成灰烬，在同一个地方他曾经燃起一堆堆虚荣的篝火，把包括化妆品和据说不合适的书籍在内的奢侈品焚烧殆尽。他主持的宗教仪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教众，聆听他谴责人文主义所珍视的一切，以及对美第奇王朝、**和教皇的谴责。不久之后，在西班牙，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Cisneros）发起了一场严苛的天主教改革，强制执行戒律，质疑道德标准——一些宗教人士对自己的誓言漠不关心，宁愿逃往非洲与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不愿抛弃妻妾。这样做的效果是暴露了缺点，同时也实现了改进。社会问题助长了宗教情绪。在人口重新增长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时期，许多教会体制内的成员的世俗消遣引发了丑闻和不满，而国家权力（财政、军事和官僚制）的增长，也加重了其臣民的负担。一些新教徒，如在德国与其同时出现的再洗礼派教徒，为诸如废除战争、废除货币和财产共同体这样的理想所吸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 在绘于1498年一幅的匿名油画中，孩子们在佛罗伦萨的主广场上玩耍，生活如常，而萨伏那洛拉的柴堆里堆满了处决他的燃料。

　　虽然美洲有未被同化的原住民，但也有许多处于低特权和低繁荣水平的欧洲人，他们同样没有信仰的指导。敬虔的阶层和机构试图推广新的宗教思想和实践，向未被传福音的人传福音；对未被传福音的人来说，这是为了深化其皈依。的确，人们很容易认为，新教和天主教的改革，都是神圣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的各个方面，目的是根据精英阶层关于秩序和纪律的观念，来对抗和改造一种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大众宗教形式。特伦托公会议宣布：“所有的迷信都必须被镇压。”因此，人文神学家解释说，圣徒的角色仅限于享有特权的代祷者。每一个奇迹都是上帝单独创造的，关于神的介入的主张必须是保守和怀疑的。异教似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1553年，波尔多（Bordeaux）的一位耶稣会士抱怨说，他在附近的乡村发现了一些“从未做过弥撒，也没听过一句教义”的人。1615年，同一教团的一名成员对他的许多同伴想要在亚洲或美洲当传教士感到困惑，“这里有那么多人不认识上帝，甚至不相信祂的存在”。1693年，瑞典波罗的海某省的总督下令摧毁某些石头和树木，以防范异教徒，并“为了不留下任何可能被迷信滥用的东西”。

　　作为一般的有组织宗教的典型，天主教当局通过控制对神迹和遗物的认证等方式，加强了他们对宗教仪式的垄断，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例如，1622年3月12日，格列高利十五世（Gregory ⅩⅤ）一举封伊西德罗·拉夫拉多尔（Isidro Labrador）、斐理·乃立（Philip Neri）、亚维拉的德兰（Teresa of Avila）、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和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为圣徒。其中，最后两位是耶稣会士，他们分别是耶稣会的创始人和英勇的传教士，但他们在即将展开对中国的宣教时就去世了。第一个是一个已婚的平信徒，他会求雨和寻找水源，他在马德里（1606年最终成为西班牙的首都[4]）的城镇和宫廷里有许多奉献者，这使他成为当地的守护神。圣德兰结合了女性、作家和教会博士的不同寻常的特质，她改革了加尔默罗会，并发展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信仰形式。在她的生活中，她解释了自己信仰的第一步：

　　“房子的旁边有一座花园，那是我们玩隐士游戏的地方。我们堆起那些容易砸到我们身上的石头来建造用来祈祷的小庇护所，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布施——但那并不多，也不经常。我为自己的祈祷寻找独处的地方，我祈祷的次数很多，尤其是念诵《玫瑰经》（Rosary）。和其他女孩一起，我们喜欢扮演女修道院的修女。”

　　佛罗伦萨的圣斐理·乃立和圣德兰一样有组织头脑。他放弃了效仿圣依纳爵·罗耀拉在亚洲传教的计划，决定留在罗马以增强那里的信仰，随后他在罗马创建了祈祷会，并设计了一条穿越城市七大教堂的朝圣路线。其遗体安息之处的教堂被称为“新教堂”。通过认可一些圣徒，该教堂帮助建立了受欢迎的模范行为；然而，一个附带的效果是滋养了对遗迹的崇拜，这可以引导虔诚的情感和奇迹，但许多批评者认为这是迷信，甚至是魔法。无论如何，在普世教会（即中央集权的教会）看来，这类宗派是值得怀疑的，它越来越决心以牺牲当地的虔诚为代价来促进对基督和圣母的崇拜。

　　巴洛克式的文物收藏品介于虔诚和迷信之间，类似于天主教的“引擎室”，流行的宗教和改革后的宗教在这里“隆隆作响”，马德里的恩卡纳西翁修道院（Convent of La Encarnació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16年，当时西班牙王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给了修女们一张床，在那张**她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费利佩四世（Philip Ⅳ）。文物库是一个大而方的房间，经通道与宫殿相连，两旁排列着神圣的场景和令人崇敬的遗迹，其中包括保存在玻璃柱中的比亚努埃瓦的圣托马斯（St Thomas of Villanueva）的手臂，以及圣腓力（St Philip）的手臂。一个银十字架上有一块木十字架（lignum crucis）的碎片，这块碎片来自“真十字架”，上面还有一些钉子；一根传说中用来给耶稣喂醋的棍子；一块擦过耶稣面容的布；还有一块来自耶稣坟墓的石头。尽管为了向公众献礼，文物库展出了来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低地国家的700多件圣徒和殉道者的遗物，但最珍贵的是盛有圣潘捷列伊蒙[5]（St Panataleon）血液的小瓶，每年的7月26日和27日，它都会“奇迹般地”液化。

　　公共礼拜形式的改变影响了私人生活。在16世纪下半叶，对重婚、违背诺言、通奸和其他放纵习惯的起诉引起宗教裁判所的频繁关注。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揭露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欺诈性的皈依基督教的主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审讯者的重点转移到了对迷信和魔法的调查上。在这些活动中，黑白混血儿和自由的黑人家仆作为“巫术专家和爱情魔药的施咒者”招致很多怀疑。与此同时，在英国，天主教徒遭受了同样系统性的迫害，而在日内瓦，加尔文（Calvin）成功地消灭了其教义的反对者。弥贵尔·塞尔维特（Miguel Servet）曾两次受到谴责：一次是在法国被天主教徒焚烧，另一次是在日内瓦被加尔文主义者焚烧。1553年，塞尔维特对三位一体的否定和对成人洗礼的拥护导致他被处以火刑。

　　尽管欧洲的精英们像控制流行宗教一样致力于协调全面的福音化，但新教脱离教会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是，在德国、法国、瑞士、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的部分地区，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地方和地区教派成倍增加。在那里，宗教改革通过在王室领导下建立特殊的国家分裂教会模式而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施这一计划的亨利八世（Henry Ⅷ）在1521年被教皇利奥十世（Leo Ⅹ）承认为“信仰的捍卫者”。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没有发生过如此激进的事情，尽管在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分别宣布在位君主为“天主教徒”“最信教”“最忠诚”的门面背后，统治者与教皇在世俗和精神权力方面有着持续的摩擦，并且从未被完全消除。在法国，向天主教自治形式的转变在1682年达到顶峰，当时皇家法令建立了所谓“高卢自由”（Gallican Liberties），坚持“教皇有义务尊重王国的规则、习俗和法律”。

　　但自相矛盾的是，耶稣会士对教皇的特别誓言也许是教会和国家之间冲突最清晰的象征，即“恺撒的东西归恺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依纳爵·罗耀拉设想，这一团体是他自己职业军人经历的一个投射。在那里，像无限的战友情谊和自我牺牲这样的美德将加强于耶稣会士的学校，以及耶稣会士越来越有效地转向的使命。

　　作为教皇的士兵和全球天主教完全合格的代表，耶稣会士招致许多新教徒的敌意。然而，对党派的夸大歪曲了导致宗教仇恨的分歧。大多数关于宿命论、信仰救赎和恩典本质的激烈辩论，在学术界的神学家和法学家之间展开。几乎每个欧洲人都同意，这个世界或多或少是为了苦难而存在，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从死亡开始的。甚至在欧洲的“其他”基督徒（东正教）中，辩论和改革也与西方教会的痛苦遥相呼应。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西里尔·卢卡里什（Cyril Lukarisch）曾访问过威尼斯和波兰，或许对日内瓦也有过最直接的了解，他试图取代“骗人的传统”，代之以信仰和《圣经》的指引——为此他在1638年遭到暗杀。不久之后，一群激进分子说服沙皇阿列克谢（Alexei）禁止大众信仰和异教音乐进入宫廷。新的活力注入了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旧观念，而东正教的“老信徒”则以一种反映了16世纪拉丁基督教改革基本特征的分裂拒绝了改革主义者的议程。

　　全球范围内的皈依

　　在秘鲁，当利马的罗莎（Rosa）于1617年去世后，总督的警卫不得不反复干预，以保护她的尸体免受过度虔诚的送葬者的侮辱。如果被允许，送葬者会在急于夺取罗莎的衣服碎片作为遗物的情况下，将其衣服脱光。罗莎最终于1671年被封为圣徒。秘鲁的黑人圣徒马丁·波雷斯（Martin Porres）是猪和猫的治疗师、护理员和保护者，手持扫帚是其标志。他于1639年去世，但直到1837年才被圣徒化。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民众的忠诚度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与1531年显圣于墨西哥当地人胡安·迭戈（Juan Diego）面前的瓜德卢佩圣母（Virgin of Guadelupe）一样，这些美洲圣徒代表了天主教在全球范围内雄心勃勃的新维度。在164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冠分离之前，西班牙的费利佩四世（Phillip Ⅳ）配得上“地球之王”（Planet-king）的称号，他用巴洛克式的灵性来表达他对上帝的好战信仰，因为他面对的是拥有不同信仰的敌人，包括在巴西的荷兰新教徒和来自富裕的特尔纳特苏丹国的穆斯林传教者——后者于15世纪80年代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他们的后代在那里仍然被称为“摩尔人”。除了一些荷兰海外企业外，大多数新教传教士进入这一领域的时间都较晚，但也有例外。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iot）认为阿尔冈昆人（Algonquian）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之一，他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建立了“祈祷之乡”，在当地牧师的带领下，他们在各种专注而又不懂礼节的会众面前阅读《圣经》。

　　在一段时间内，方济各会和耶稣会在日本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遵循着古老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将领主转变为基督徒，以便继续将他们的追随者和臣民基督化。到1630年前后，迫害随着幕府将军的担忧而周期性地发生，然而基督教在藩国和潜在的叛乱领主中还是得以传播发展，有超过10万人受洗成为教徒，这引发了人们对外国渗入的不安。当基督教传教士首次出现时，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他们似乎是潜在的制衡佛教神职人员权力的有用力量；然而到了16世纪末，他们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入侵的先锋队。1597年，22名日本本土殉道者，包括一名年长的武士、一名木匠和一些儿童，连同三名耶稣会士和一名方济各会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1639年起，天主教就被宣布为非法，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

　　▲ 墨西哥塔斯科（Taxco）圣普里斯卡教堂的圣玛尔定·包瑞斯（St Martin dePorres），一如往常被描绘成一张黑脸，手持扫帚，回忆自己是如何开始在多明我会当仆人，然后才被当作一个信教的兄弟。

　　在中国，类似的皈依策略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可以关注的地方领主：相反，国家是强大且高度集中的。耶稣会士在那里最初的乐观态度是毫无根据的，除非像他们在果阿和印度的其他葡萄牙飞地取得了误导性的成功，中国的信仰紧随着国家信念。1552年，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近海去世，早在他准备秘密上岸时，便希望中国的皈依将是未来在日本的成功的神圣预兆。但是，尽管耶稣会在农村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极高皈依率，但传教总是人手不足；使官吏和朝臣皈依的案例极为罕见，而在皇室成员中成功传教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事实证明，皈依者很难摆脱祖先崇拜、佛教信仰、一夫多妻制和纯粹的迷信，他们倾向于将这些视为与转变后的信仰相一致的习俗。1583年认真发起这项使命的耶稣会数学家和制图师利玛窦（Matteo Ricci）穿上儒士服装，并以其对儒学、西方科学以及艺术、天文和制图的精通迷住了高级官员（尽管因为他在地图上将中国描绘得太小且不够位居中心，导致官员中起了**）。他为中国的咨询者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关于天主教的介绍，并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之前建立了一些基督教社区，但他的耐心策略最终还是归于失败。1644年，清军入关，提拔了那些在钦佩西方技术的同时避开野蛮宗教的继任者。随着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的展开，罗马的怀疑给耶稣会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场争议中，批评者指责传教士与异教做出了非正统的机会主义的妥协：例如，他们使用中文里的“天堂”一词——它意味着物质的地方还是崇高的原则？一些耶稣会士倾向于支持类似于圣徒崇拜的祖先崇拜，这种崇拜与基督教兼容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ⅩⅠ）在1704年以谴责这些教义结束了辩论。二十年后，中华帝国的当权者禁止进一步的基督教改宗。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交流或随之而来的争议的结束。相反，多亏了耶稣会的报道，中国渗透到了欧洲的想象之中：在仰慕者看来，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知识模式；而在怀疑者看来，中国代表着一种回避模式。当中国的天主教福音传播试验步履蹒跚时，荷兰的新教徒们在摩鹿加群岛和西里伯斯岛[6]（Celebes）发起了他们的努力，在那里他们为当地贵族的儿子建立学校，但收效甚微。

　　在美洲，基督教的传播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这是西班牙帝国的典型方式。当时城市开始充当文化中心，影响辐射到各地。在墨西哥，对前阿兹特克领土的征服在1521年结束，热心好战的神职人员的出现带来了真正的改变。方济各会士为数百万当地人施洗。他们颁布教理问答，建造医院和神学院，打算在那里培训当地的神职人员。在制定转变战略的乐观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为此目的在新西班牙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设立了圣克鲁斯学院。

　　一种天意论和乌托邦主义的氛围标志着基督教在中美洲和新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开始，这些地区有着大规模的、悠久的本土宗教传统。这些资料是在神职人员的指导下汇编的，他们想知道他们是如何以基督教的术语和形式重新塑造融合实例，使当地人从古老的符号、概念、神圣空间和邪教中转变过来。辩论十分激烈。对耶稣会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de Acosta）来说，阿兹特克至高无上的首领蒙特祖玛（Moctezuma）的去世以及对印加最高领袖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处决，损害了基督教的成功引入，因为他们的皈依本可以促进其臣民的皈依。他认为，传教士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酋长及其家属，剥夺其“尊严和权威”或使其沦为奴隶是错误的。关于土著贵族的适当地位及对其转变手段的辩论，一方面是开放同化，这开启了征服者与土著血统的妻子间的婚姻；另一方面是对叛乱和不服从的恐惧，这引发了周期性的起义。

　　双方都有一些基本假设。即使原住民可以被归类为完全的人类（这并不是所有观察者在最初都知道的），但有必要使他们适应人类的全景，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标准评估其文明：勾选的框越少，情况就越糟。欧洲没有人愿意将中国人或印加人排除在文明之外。但是，许多人分散在森林中或草原上的人群的情况则尚不清楚。食人族属于低需求群体，可能是合法的战争和奴役的受害者。1537年，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在敕令《崇高的天主》（Sublimis Deus）中宣布，美洲原住民完全有资格接受基督的信仰，基督徒的任务是“通过传教和树立良好的生活榜样”来教导他们。稍早前，特拉斯卡拉（Tlaxcala）的多明我会主教弗雷·胡安·加尔塞斯（Fray Juan Garcés）宣称，“印第安儿童和摩尔人一样，对天主教信仰没有顽固或不信任的念头。他们比西班牙人更善于学习”。

　　即使被普遍接受，至少在西班牙帝国，土著有资格受到自然法的保护，不能被合法地伤害；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需要向基督教过渡。其结果就是建立了截然不同的社区——分别被称为“印地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共和国”，它们拥有平行的法律和机构。在这个体系中没有种族隔离或不平等，相反，神职人员的本意是保护原住民的纯真不受移民的腐化——在数代人受到犹太人和摩尔人的影响后，移民自身的基督教信仰就是不完美的。对于好的牧羊人来说，为了羊群的安全而建造围栏是有意义的。印第安的法律充满了反对“传染”的戒律。然而，这两个社区的相互依存和通婚是畅通无阻的。欧洲妇女很少，特别是在智利这样的边疆地区，异族通婚或包办婚姻所生的孩子成为父母无可置疑的继承人。

　　在卡克塔（Caquetá）担任传教士的耶稣会士何塞·塞贡多·莱内斯（Jose Segundo Lainez）打扮成戴着羽毛头饰的当地人。

　　传福音的速度和环境各不相同。以秘鲁与墨西哥的不同为例，对于前者，征服者之间的内战扰乱了早期的殖民社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50年。总督政府花了更长的时间才站稳脚跟。总的来说，那里的神职人员并不认同墨西哥方济各会士的乌托邦主义。然而，激进的传教士教会不得不与反宗教改革中出现的教会竞争或共存。宗教团体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根除偶像崇拜的工作揭示了早期传福音方法的缺陷，这些方法是基于粗略的教理讲授的大规模洗礼。耶稣会士建立了模范程序。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和利马这样的城市，总督有自己的法庭，教团有大学、学校和神学院，这些机构都为两个“共和国”的贵族子女服务，并为耶稣会招募新兵。在其他地方，他们通过维护管理良好的生产性庄园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更远的地方，在巴西边境，从巴拉圭到委内瑞拉，或者在从索诺拉（Sonora）到得克萨斯州遥远的北方行军中，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宣教，彰显了福音传播的长度和范围。在1767年被驱逐之前，耶稣会士一直驻扎在前线。

　　佛教和穆斯林使团

　　基督教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与其他宗教相遇，这些宗教的文化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并经历着改革运动。在中国和日本，得益于改革家云栖祩宏和憨山德清，佛教成为一种友好的宗教，可以在私人和家庭范围内修行，而非佛教徒的专利。虔诚的信徒开始向佛陀祈祷，吃素食，穿藏红色袈裟。在18世纪，彭绍升将冥想和精神祈祷推广为普遍可用的技术，而不是像欧洲改革者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做的那样。在稍早时候的日本，契冲重新编辑了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为读者提供精神指导。本居宣长将这本书作为提高道德水平的读本，如同新教徒对《圣经》的应用。日本的基督教禁令促进了佛教在贵族、商人和农民中的传播。

　　佛教最强烈的传教推动力在1570年前后来自蒙古。被誉为“青城”的呼和浩特由俺答汗建立，作为地方首府，其治下的区域从黄河一直延伸到西藏的边缘。俺答汗皈依了佛教，但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治上。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力，并在与中国西部边境其他统治者的竞争中推行文明开化，他弘扬佛教，建立佛寺，并赞助了经文研究。在俺答汗的要求下，西藏的统治者和佛教机构的守护神达赖喇嘛于1576年和1586年访问了蒙古。一些风俗习惯经历了彻底的改革。人牲和血腥仪式被禁止。翁衮是能唤起神灵的偶像，它们被焚烧，并被佛像取代。贵族们纷纷皈依佛教，来自贵族家庭的年轻僧人们也及时投身于翻译经典的工作中。内齐托音一世证明了中医和藏医比传统的萨满医术更具优越性，在他的努力下，佛教在17世纪30年代渗透到了满洲。当清王朝于1644年接管中国时，佛教的扩张速度加快了，因为统治者认为在他们新征服的帝国中，僧侣是和平的盟友。新神和旧迷信融合在一起，焚烧翁衮并没有削减他们所象征的自然崇拜。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融合随之而来，流离失所的灵魂居住在佛教圣地和艺术品中。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和非洲的扩张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贸易、传教、圣战和王朝婚姻。商人和传教士——自从伊斯兰教建立以来就是这样的情况——联合起来开拓了转变宗教信仰的路线，虔诚的穆斯林在这条路线上作为代理人、官员、小贩和异教统治者的海关官员工作。无论他们定居在哪里，圣贤和神秘主义者紧随其后，热衷于传播先知的信息，驱散不信者带来的黑暗，或在必要时用火灼烧异教的污点。苏非派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他们在传统上对情感力量和造物神圣性很敏感，因此能够很好地使异教徒的情感需求与之相适应。当葡萄牙航海家在16世纪探索印度洋时，他们发现苏非派已经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站稳脚跟。后来，面对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基督教存在，强大的苏丹的支持让苏非派得以继续工作，特别是在爪哇中部。在同一时期的西非，穆斯林商人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在那里一夫多妻制帮助他们扩大了网络范围。与《古兰经》的教师和学者一样，由当地领袖领导的伊斯兰教派也激增了。1655年，一位居住在尼日尔河岸边的大师为“法律、《古兰经》解释、先知传统、语法、句法、逻辑、修辞和韵律”课程做广告。他的学费与学生的资源成正比，他的方法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比较语言学的方法。

　　▲ 拉萨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由流浪的喇嘛在19世纪50年代末绘制，这是英国边境官员埃德蒙·海（Edmund Hay）所收集情报的一部分。

　　融合与混合的结果

　　在全球化时代，宗教作为其不可避免的结果，从其起源地和原初文化中传播开来。从那时起，关于如何保持其“纯粹”特性的争论就一直在继续。如果今天我们以里约热内卢、果阿和威尼斯为例，具体地观察狂欢节，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大斋节前夕同时举行，但又似乎在很多细节上存在分歧。准备朝觐或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都试图重演先知最初禁欲主义的自我克制模式，但又在不同的地方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在每一个保存下来的仪式和保守的传统中，都有变革的种子；每个社区都会做出调整，以反映自己的认同感。因此，在最近的许多研究中，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将这些宗教传导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体系上。例如，新大陆的土著人、混血儿和黑人都有自己的联谊会，他们的献身精神反映了他们特有的希望和挫折。在英国，贵格会信徒从17世纪内战的折磨中脱颖而出，以其独特的寂静主义风格寻求内部和平。巴西或古巴的逃亡奴隶社区可能会保留他们祖先过去在非洲的习俗和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习俗和信仰与基督教元素融合在一起。例如，约鲁巴人（Yoruba）的女神耶玛亚（Yemayá）与圣母马利亚，或上古神明与圣凯莱布[St Caleb，又名埃勒斯班（Elesbaan）]，或圣巴西略（St Basil）。千禧年主义在许多新的宗教发展中产生了涟漪，从渴望世界末日的激进新教徒，到等待“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的精神方济各会士，再到美洲本土的先知，他们希望类似的圆满会恢复他们古老的权力和自由。也许有些矛盾的是，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全球宗教中崛起的时代，文化的许多方面也在世俗化，而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智识的一种新形式——却表现出更强的文化适应性和更广泛的吸引力。

　　西方科学与启蒙

　　根据传统的解释，现代科学始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科学革命”。从全球的观点来看，构成这个术语的两个词都值得怀疑。一种以观察为基础，并由以前边缘的或未经实践的验证方法来加以确认的，对自然进行分类的新方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算不上是革命性的。这也不是一场以牺牲其他东西为代价、支持科学的“革命”。科学花了很长时间才变得世俗，科学家也没有取代神职人员。科学和宗教相互独立的观念虽然经常被提出，但直到19世纪才流行起来。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大胆问题的可能回答逐渐导致一方面是来自理性和实验数据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是来自启示所宣称的真理间的对话。像尼古拉斯·斯丹诺（Nicolas Steno）、哥白尼、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这样杰出的人，都曾质疑过地球的年龄、其在太阳系中的地位、原子论的证据、运动的物理学、微积分的范围以及光学的工作原理。没有人怀疑宗教衍生真理的价值。相反，从文艺复兴开始，贯穿他们和同时代的科学家思想的始终是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可以通过观察来认识自然（包括人类自己），从中推导出普遍规律。

　　现代科学的出现既是全球文化交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是欧洲扩张的结果，因为它发生在对从16世纪初到达欧洲的海量资料的动态反应过程中——这些资料以前是未知的、无法分类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一令人惊叹的现象在世界的另一端同时发生，并在如何辨别真伪方面产生了新的共识。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约翰·洛克讲述了一件逸事（莱布尼茨和休谟也提到了这件事）：暹罗的统治者曾经花了整个下午与荷兰的一名大使交谈。“有时，”这位大使报告说，“水温降得很厉害，人们可以在上面行走。它结冰到如此坚固的程度，甚至连大象都能在上面行走。”国王断言道：“之前我相信你给我讲的所有奇怪的故事，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明智而诚实的人。现在我确认你一直在撒谎。”在他看来，冰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就像在欧洲一样，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学术氛围对接受未经经验证实的消息是怀有敌意的。这当中文化偏见起了作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儒家复兴使西方人很难对他们产生好感。根据朝鲜大儒李退溪的说法，西方人应当与野兽和鸟类相提并论。那些从古代文献研究中习得谦逊精神的官员，很难认同17世纪晚期欧洲人普遍存在的相对无礼的举止。

　　当时，“崇古派”和“尚今派”的争论最为激烈。对前者而言，美德存在于过去，而与之匹敌的唯一方法就是模仿过去；对后者而言，进步必然使新事物更优越。这场论争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早，并到1688年突然变得激烈起来。当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在其《路易大帝的世纪》（Age of Louis the Great）中大胆提出，如果荷马碰巧生活在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的优雅时代，他的伟大就会超越从前。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他表达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比希腊和罗马更具优越性。尽管荷马的捍卫者做了坚定的回答，但尚今派宣布崇古派的象牙塔已经倒塌，并发表讽刺文章嘲弄他们。崇古派早在12世纪初就反唇相讥——尚今派是“巨人肩上的侏儒”，而这句话在这场争论的新阶段被重复使用，当时历史、文学、科学和政治思想的实践者之间的相互敌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欧洲其他国家的辩论家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在西班牙，支持创新的人反对那些坚持“任何新东西都有害无益”的人。在英国，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他1704年的讽刺作品《书的战争》（The Battle of the Books）中加入了这场论争。在这部作品中，他想象着古代和现代作家分别创作大量书籍，在夜晚来到皇家图书馆，并相互攻讦。

　　从被称为启蒙运动的精神开始判断，斯威夫特的告诫是无效的。在18世纪，理性、科学和实用主义主导了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价值观。这绝非偶然，在加速进行全球旅行和探索的时代，新思想、新技术和组织人力的方式都受到了考验。研究者们在研究自然时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并期望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制图学的进步通过三角测量法和数学的手段（包括纯理论型和应用型）以及显著改进的仪器，改变了世界地图。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的航海天文钟，它解决了经度的问题。新的关于发明和发现的新闻传播方式在受过教育的公众中形成了——其影响力与发明和发现的放肆程度以及引起惊讶的能量成正比。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加入学术团体、启蒙学院以及非正式的沙龙和咖啡馆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公报”“商报”和类似风格的报纸和期刊刺激了传播，表达了日益膨胀的舆论。

　　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信心是启蒙运动的基础，同时这也保证了明智的政策能够确保“公共利益和效用”。人类正处于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中，这要归功于那些与专制君主和蒙昧主义的基督教相抗衡的启蒙原则。1788年，也就是伟大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harles Ⅲ）去世的那一年，航海家何塞·巴尔加斯·庞塞（Jose Vargas Ponce）在他的《麦哲伦海峡航行叙述》（Relaton of a Voyage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gellan）中极力主张这些观点。他解释说，频繁的航行改善了航运路线。浅滩和暗礁在海图上绘制得很清楚，精确的观测和测量使船只保持在正轨上。旧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创新使“以前一直存在的危险消失了”。这多亏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我们甚至有可能预见并躲避可怕的风暴。用作者的话说，伟大的探险家和他们的发现“完善了地理系统”。众所周知，这颗星球不可能进行重大修改，剩下的任务是消除残余的不确定性。要实现对地球的完美统治，人类只需要达到“真理的最后一个顶点，并纠正我们的前辈留下的未完成的东西”。然而在私下里，怀疑比比皆是，巴尔加斯的言辞几乎掩盖不了指向最终结果的问题。“以艺术来供应自然的不足”并不像巴尔加斯所说的那样容易。另外，也没有人能否认地理和制图学的骄人成就。

　　▲ 约翰·拜伦（John Byron）在其环球航行中所描绘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巨人（1763年），船员的身材相对矮小，这是一种荒谬的夸张。

　　我们称之为“启蒙地理”的东西，体现在对地球表面真实形态精确且越来越接近完整的表现上，它是始于英国和法国的科学机构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1660年，以建筑师兼天文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为主席的十多位学者举行了会议，英国皇家学会就此成立，其目的是“促进物理数学的实验与学习”。他们采用的贺拉斯（Horatius）的座右铭“Nullius in verba”，意为“不随他人之言”，暗指经验高于权威。这些成员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专业人士。他们每周都开会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从自然史到炼金术，从化石到彗星，从球体到恒星。他们在1662年开始出版论文集，在1665年创办了《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在皇室从一开始就给予的资助下，学会能够清楚地表达各种各样的利益：学术、教育和商业——包括贸易公司的利益，这确保了与探索有关的话题始终是最受青睐的话题之一。

　　在欧洲大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巴黎，包括于1669年建立天文台以及在三年后建立皇家科学院，在一定程度的官方控制下，两个机构都致力于改进和校正地图和海图，这使它们有别于英国的相应机构。先驱者之一让·皮卡尔（Jean Picard）是一座修道院的副院长，据说他的职业生涯是从园丁开始的。1645年，在担任伟大的天文学家伽桑狄（Gassendi）的助手时，一次日食激发了他投身科学的灵感。他使用透镜来测量折射，并部署最新改进的摆钟来确定子午线之间的间隔。1679年，他开始出版《时间的知识》（Connaissance des Temps），一系列按日期排列的经纬度表格。直到1766年英国的《航海天文历》（Nautical Almanac）出现，它才被超越。相关钟表的制造者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是笛卡尔在荷兰的弟子。1655年，在提出“地球是一个球体，两极微扁，赤道隆起”的理论之前，他发现了猎户座星云并调查了土星的卫星。1669年，法国学术院聘请了萨伏伊（Savoy）天文学家让-多米尼克·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他是来自博洛尼亚（Bologna）的天文学教授，也是开普勒的继承者，专门研究太阳视运动和其大小变化。此外，他还改进了根据日食时间差异计算经度的方法。

　　然而，正如在学术界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竞争随之而来。卡西尼与皮卡尔对峙，并且冒犯了惠更斯。在卡西尼卓越而自负的领导下，法兰西学术院集中精力收集数据，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绘制法国和世界地图。在巴黎天文台西塔的三楼，卡西尼绘制了一幅七米宽的世界地图，上面以十度的间隔刻有经度和纬度。每当重要地点的坐标出现可靠的报告时，相应的数据就被添加到网格中。由于天文台的局限性以及无法通过实地测量来核对天文检测的数据，其结果有所失真。然而，作为一个基于经验原理可量化、可验证的项目，这项事业在科学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卡西尼向前往圭亚那、埃及、加勒比海和遥远的大西洋的探险队发出指示。在马达加斯加、暹罗和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向他发送了数据。国际合作是先决条件。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在好望角作出了贡献，让·德泰弗诺（Jean de Thvenot）在果阿的观测也派上了用场。当“太阳王”路易十四来查看地图绘制的进度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在地图上大步流星地走着，用脚指着不同的地方。

　　地图学和勘探所产生的问题逐渐政治化，因为它们激发了国家之间的各种竞争。为了解决这些有关地球大小和形状的难题，专家们从理论转向实践，采用了天文学、力学、地球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新技术。1615年，当大地测量学之父威理博·斯涅尔（Willebrand Snell）着手完善对地球球体大小的计算时，他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球体。然而，法兰西学术院的工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因为地球表面不同位置的度值存在明显差异，地球可能会向两极膨胀。与此同时，根据牛顿运动定律预测，由于旋转轴向外的推力，地球一定会在赤道处凸出来。随之而来的英法竞争对论证牛顿的论点极为有利，18世纪30年代，在法国的领导下，科学家于拉普兰（Lapland）和厄瓜多尔分别进行了艰苦的考察。前者由皮埃尔·路易·德莫佩尔蒂（Pierre Louis de Maupertuis）领导，后者由夏勒·马里·德拉·孔达米纳（Char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皮埃尔·布给（Pierre Bouguer）、路易·戈丹（Louis Godin）和约瑟夫·德朱西厄（Joseph de Jussieu）领导，并得到了两位来自西班牙的科学天才——海军军校生豪尔赫·胡安（Jorge Juan）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Antonio de Ulloa）——的帮助。由此产生了一个似乎可以概括所发生的事情的说法：“新地理学”起源于对地球并非完美球体的证明。

　　期望愈演愈烈。例如，到17世纪中叶，每个人都在试图解决如何确定海上经度这一极为严重且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不知名的偏远海域的海运贸易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为了保障航运安全，航海员必须能够根据海图上绘制的内容确定自己的位置。现有测量距离的方法产生了模糊且不一致的结果。自16世纪以来，欧洲君主开出丰厚的酬劳，奖励任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从理论上讲，可以用钟表作为一种简单的验证方法，比如在正午时分，在观察点与出发港之间或在约定的子午线上记录滞后时间。但是，直到17世纪60年代受过普通教育的英国工匠约翰·哈里森发明了必要的创新技术之前，能够达到所需的最佳精度，并能抵抗轮船运动的精密计时器似乎超出了钟表匠的能力范围。此后，计时器故障的危险就困扰着航行，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并经常检查。

　　在18世纪初，两个显然不可克服的限制进一步束缚了科学：坏血病和疟疾。这两种疾病都使长途航行和热带探险变得致命，并因此阻碍了探索。奎宁树皮制成的粉末可用于治疗发烧，但尚无治疗坏血病的药物或预防措施。然而，这种疾病潜伏在许多表面上由暴力、叛变或对责任的绝望引起的海难报告的字里行间，通常难以察觉。1569年，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的探险家塞瓦斯蒂安·比斯凯诺（Sebastián Vizcaíno）指出，“没有任何药物或人类能够抵抗这种疾病，只有充足的新鲜食物才能治愈它”。1740年至1744年间，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在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詹金斯之耳战争”（War of Jenkins' Ear）期间环游世界。他夺取了马尼拉大帆船，但1900名船员中有1400人不幸遇难，这些船员与他一起经历了坏血病、脚气病、失明、“白痴行为、疯狂和抽搐”。死亡率激起人们的警觉，并引发了系统研究。在此过程中，具有加勒比海航海经验的海军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在一次海上航行中尝试了12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包括海水、硫酸溶液以及大蒜、芥末、辣根、奎宁和**没药的混合物。所有的受试者都吃同样的食物：早餐吃加糖的粥，中午吃羊肉肉汤或布丁配船上的饼干，晚餐吃大麦加葡萄干，米饭配红醋栗或炖肉。一名病患每天在空腹的情况下喝1品脱（约568毫升）稀硫酸溶液和苹果酒。另外两个人每天只吃两勺醋和稀饭。最严重的患者喝的是海水，一对患者每人每天收到两个橙子和一个柠檬。其余的还有芥末混合物。根据林德的说法，那些吃橙子和柠檬的人恢复得非常好，可以毫不拖延地重返工作岗位。更神奇的是，两人都没死。林德已经证实了一种预防措施，与库克船长在18世纪60年代推行的严格的船上卫生措施相结合，帮助控制了坏血病。

　　除坏血病外，天花是唯一一种屈服于科学进步的疾病，这是接种疫苗的结果。接种疫苗是亚洲民间的一种习俗，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在她的丈夫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期间学会了这一方法。在其他方面，尽管16世纪的内科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追随者们发起了支持实证主义的运动，但医学仍然深陷希波克拉底和盖伦（Galen）古老教义的泥潭，对医生而言，杀人的可能性与治愈的可能性一样大。然而，其他科学继续取得进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包括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于1783年分离出氧气，以及拉扎罗·斯帕兰札尼（Lazzaro Spallanzani）于1768年观察到微生物生长：通过质疑自然发生论，斯帕兰札尼似乎恢复了对神圣创造者的信仰，并预见到19世纪细菌理论的发展。

　　与此同时，著名的《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Encyclopedia (Reasoned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Arts and Trades)]，在1751年至1772年间以十七卷文本和十一卷图编出版，谴责“发现的热情”是这个时代过度热衷的行为之一。该项目的法国编辑兼策划者德尼·狄德罗坚称：“远程探险催生了新一代的野生游牧民——这些人看到了那么多陆地，最后却不属于他们。他们是生活在海洋表面的两栖动物，没有根，也没有道德。”狄德罗是启蒙运动中备受赞誉的旗手，他是启蒙运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世俗主义和对当权者的批判的代言人。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欧洲探险家从他们在遥远的海洋中遭受的所有灾难中返航，却谴责他们所目睹的奇迹，那么他们将被视为明显的失败。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撒了谎。这就是为什么从文艺复兴时期起，“高贵的野蛮人”的概念在西方人的脑海中变成了一个虚构的人物——从过去假想的、据说已经消失的黄金时代投射出来的人物，西方人认为他们在奥里诺科河畔、汤加的海滩或阿拉斯加的冰原上看到了这个人物。在1719年出版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捕捉到了这个概念，并叙述了其主人公如何从食人族手中拯救了星期五，让他成为自己的仆人，并把他改造成另一个自我。库克船长在1779年死于夏威夷海滩上的刺伤，去世前他曾说渴望成为“第一个看到世界的人”，这种渴望与亘古以来笼罩在旅行文学中的神秘感是分不开的，这让人们无法把目光集中到所谓惊喜之上。探险者的真实性总是令人怀疑的，尽管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阅读他们的文字，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透过足够强大的镜头我们可以纠正各类失真。

　　▲ 伦敦萨瑟克区（Southwark）阿尔比恩广场的利弗里亚博物馆（Leverian Museum）的内景。在其藏品于1806年被拍卖之前，它一直是欧洲最吸引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品展览之一。其建造者阿什顿·利弗（Ashton Lever）从库克船长的探险中收集了许多物品和标本。

　　东方启蒙

　　开明的欧洲公众也被中国的新奇事物吸引——瓷器、茶叶、纺织品、漆器、烟花，甚至是园林，在欧洲兴建茶馆或宝塔变得非常时髦。带有中国风格的瓷器和壁纸围绕着皇家宫殿和贵族府邸的居住者。日本和印度在装饰方面的影响力不相上下。荷兰特使恩格尔伯特·坎普费尔（Engelbert Kampfer）批评了日本刑法的严厉性，但也肯定了日本的低税率，从而激发了人们对日本制度的好奇心。后一种因素成为启蒙经济思想的一种困扰。对亚当·斯密来说，征税“或多或少是邪恶的”，因为它侵犯了自由并扭曲了市场。就孟德斯鸠而言，他认为日本是东方专制主义罪恶的客观教训，而伏尔泰则指出，日本国家的法律也许要归功于有利环境的影响，这似乎体现了自然的法则。对他来说，印度是一个更好的典范，婆罗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立法者、哲学家和神学家”。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也为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具有异国情调的形象，并提供了欧洲模式的替代方案。例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或莫扎特的《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通过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对东方慷慨而敏锐的赞扬相结合，预见了19世纪的东方主义。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奥斯曼帝国宗教宽容、尊重法律并鼓励贸易。然而，总体而言，对苏丹的专制、臣民的温顺和政治腐败程度的负面反思超过了正面评价。

　　总的来说，欧洲人似乎比亚洲人有更多的东西要向亚洲人学习。耶稣会士也许会指导中国皇帝学习欧几里得的作品，但他们几乎没有影响标准中文课程的自我吸收。虽然中国的皇帝钦佩耶稣会的天文学家、制图师、画家、钟表匠、水利工程师和炮手，但对西方模式的接受是有高度选择性的。1793年，英国大使满载着令人惊叹的地球仪、精密计时表、科学仪器和原始工业器物来访，但乾隆皇帝却认为大使不愿磕头是野蛮的行为。随后，乾隆皇帝在国书中写道：“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由于荷兰人的存在，日本对西方科学的某些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尤其是植物学和解剖学。荷兰人是唯一被允许进行贸易的欧洲人，尽管有严格的限制。儒家思想的复兴催生了一种反主流文化，这种反主流文化推崇经验论，甚至在大师石田梅岩的案例中，也推崇一种模糊的人人平等理论。在朝鲜和越南，经验主义者也反对中国强大的影响力，但来自西方的直接影响微不足道。

　　怪兽登场：革命和拿破仑思想

　　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其著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如果不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法国可能先于英国走在工业时代的前列。在已不见于当今世界的有教养的贵族看来，革命是一场野蛮的暴行，剥夺了社会上有用的人和必要的机构。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两个术语都涵盖了难于兼容的特征和事件群集，不能轻易认为谁因谁果。启蒙运动推崇自然神论、自然主义，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与之相对，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及天主教盛行的世界，人们对教皇总免不了顶礼膜拜，以及人们怀着从巴洛克时期继承下来的那种心理习惯，对巫术战战兢兢，时刻警惕着可能朝自己投来的恶毒眼光。其成就包括废除酷刑，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米兰人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的经典著作《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出版），以及那不勒斯人詹巴蒂斯塔·维柯（Gianbattista Vico）的愿景，后者梦想着一个温和、理性的“人类时代”。即使在北方，在主要信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中，也有坚持不懈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能动性的无限可能性。但也有悲观主义者，他们不相信那个时代的“灵光”和名人。让-雅克·卢梭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抛弃了所有情妇，与所有朋友决裂，过着充实的生活。在1750年的一篇使他声名鹊起的获奖文章中，他否认艺术和科学改善了人类，并声称社会变革和文明败坏了原始的美德。他的追随者视北美五大湖的休伦人（Huron）为榜样，还有探险家和水手们眼中南太平洋的“野蛮人”，看到他们处于自然幸福的状态，其中包括——让我们牢记这一点——自由的爱。对于卢梭的追随者来说，社会是在遵循“普遍意愿”的抽象原则和“共同利益”的指导下，以共同的博爱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个体之和。凡是拒绝服从公意的人都必须“被迫自由”。后来的思想家会指出，个人的自由是不受他人限制的，但卢梭的激进主义仍然适用于任何想要援引它的人：首先是在政治冲突中，因为不公正、无知和腐败而剥夺了绝对君主制，然后是在更广泛的文化斗争中，据称是高尚的野蛮与腐败的文明对抗。

　　与此同时，一群自称“国民”的暴民于1789年7月14日攻占了巴黎的巴士底狱，这成为一场著名的伟大解放运动神话般的开端。卢梭将普通人定义为一种高贵的野蛮人，其天性的善良可以在“国民”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得到释放，这种影响正在发挥作用。在那个关押犯错贵族的监牢——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是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财务亏空早已异常巨大，就像皇家金库的巨大亏空一样，这自然是由于管理不当造成的巨额耗费，此外还得加上干预美国独立战争的花费以及庄稼歉收导致的普遍贫困。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召集了自1614年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法国代表大会“三级会议”。一场带有试验性质的不可预测的政治进程开始了。它分为四个阶段：精英内部的反叛，之后是温和与激进的阶段，再之后是极权主义的**。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法国引入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变化：“革命”（revolution）。

　　“革命”的拉丁语词根意为“转身或回头的行为”。抵达三级会议所在地的代表们带着一份表达不满的备忘录，很快就宣布他们是有权解释国家总意志的“国民议会”。紧接着就是宣告人民主权，而不是宣告神选国王主权。1793年1月21日，当路易十六在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面前被斩首时，前三个阶段是通过教会在民法下的统治、对神职人员和贵族的迫害以及最终废除君主制来展开的。由奥地利、普鲁士和西班牙组成的君主联盟对法国宣战，而最后的阶段开始了。在这一阶段中，革命的恐怖将更多的受害者推向死亡：贵族、牧师、士兵、工匠、农民。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紧急状态下，专断法庭不加限制地处理死亡案件，而共和国则在每条战线上击退入侵者。警察国家、有效的审查制度和国家恐怖主义是当时的即兴表现，这在西方是前所未有的。仅在1794年6月和7月，断头台就处决了1584人。

　　科学并没有萎靡不振：研究人员利用这个机会证实意识在人被斩首后还能存活7秒。同年，共和国成立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对土木和军事工程师的培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拿破仑·波拿巴成了革命者，他是来自科西嘉岛（Corsica）的炮兵军官，后来成为“强人”，在实现命运和历史的过程中自我反省，以救赎现状。1799年的一次政变使他成为军事独裁者。1804年，拿破仑称帝，不是靠“上帝的恩典”，而是由他自己亲手加冕的。他的陆战天赋在意大利和埃及的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他对海军、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的理解同样有明显的缺陷，在政治和战争中，其领导风格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

　　拿破仑以革命理想的名义动员了庞大的军队，在他占领的土地上，实行了将统一行政和军事纪律相结合的做法。他用几何和理性的界线重新划分地区，应用僵化的法律法规，将教会置于次要地位，建立官僚机构，以卑鄙的方式实施宣传，同时系统地掠夺被征服者的文化瑰宝。他揭开了英法之间漫长系列战争的最后篇章。在法属加勒比海地区，他试图重新实施奴隶制，尽管1794年的革命者已经废除了这一制度。只要时机适合，他就会背叛朋友和盟国，包括不同时期的奥地利、俄罗斯和西班牙。在1814年第一次失败后，拿破仑被监禁于意大利厄尔巴岛（Elba），但他设法逃脱，并在最后的“百日王朝”中恢复了对法国的控制。1815年6月18日，他的运气在比利时的滑铁卢（Waterloo）耗尽了。在战斗的第一步，他与敌军的右翼交战，试图让敌军指挥官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投入他的预备役。接下来，可怕的法国骑兵正面攻击中右翼的英国、荷兰和德意志军队。最后，普鲁士增援部队在左翼出现，高喊：“毫不留情！”随后，他们压倒了法国预备役部队。威廉·利克（William Leeke）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来接受了神圣的命令，当他作为第52轻步兵团的少尉参加战斗时只有17岁。他在回忆录中回忆道：

　　“站在那里被炮轰，无事可做，这是士兵们在交战中可能发生的最不愉快的事情。我经常试着用我的眼睛跟踪我们自己的枪炮所射出子弹的路线，这些子弹正从我们头上射出。看到一颗子弹从你头顶掠过比看到一颗子弹从空中朝你飞来要容易得多，尽管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

　　▲ 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是海地革命最著名的领导人，他的形象出现在1802年的一幅广受欢迎的版画作品中，这使他在被捕入狱前成为法国的英雄。

　　▲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和乔治·鲁热（Georges Rouget）所作《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拿破仑竟然直接从教皇手中拿下皇冠给自己加冕，然后将同样的皇冠戴在妻子的头上。

　　他和拿破仑一样，一生都在追忆着那段经历。拿破仑一生追求荣誉，却没有平静地隐居在英国乡村，而是被迫在遥远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上度过被流放的岁月。

　　浪漫主义

　　如果说有历史规律，那可能就是周期性的变化。根据这一规律，生活中的一切都会以和开始时几乎一样的方式结束。因此，困扰文艺复兴的问题（如何阅读自然之书，包括人类的行为和动力）再次挑战了启蒙运动。到19世纪初，一种新的感性已经形成，传统与创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交融，抗拒理性的奴役，顺应情感，顺应自然，在荒野和野蛮状态中发现超越人性的美……这种情感被称为“浪漫主义”，它与艺术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彰显了个人情感和随之而来的创作自主权。正如伟大的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所指出的那样，理性的沉睡尽管乐观又自信，但“会产生怪物”。根据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说法，这些怪物可能是政治上的——比如革命，他害怕看到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它们可能是宗教的变形，如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所谓工业革命中机械化的开端也产生了明显的偏差。19世纪初，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摧毁了纺纱机和织布机，威胁到工人的工作和生计。

　　▲ 爱德华·恩德（启duard Ender）绘。“旅行者之王”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他疲惫的助手艾梅·邦普朗（Aim Bonpland）一起在奥里诺科河（Orinoco）旁的“丛林小屋”。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标本和科学仪器看起来就像是战利品。

　　然而相反的趋势依然存在，在价值观上具有普遍性，并吸引了陌生人。普鲁士的“旅行者之王”亚历山大·冯·洪堡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为了写出《宇宙》（Kosmos，试图描述整个世界），他走遍了各大洲。这项工作从1845年到1862年一点一点地出现在印刷版中，用作者的话说，目的是“认识到多样性的统一性，理解上一个时代的发现所揭示的所有单个方面，分别判断单个现象。不会放弃它们的整体性，并在外观的掩盖下抓住自然的本质”。他不仅重视观察而且还去了解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他那个时代的伟大遗产是承认了两者不可分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