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登封市规划局副局长的孙玉生记得很清楚，他是2007年12月26日被抽调到登封市申遗指挥部工作的。市申遗指挥部下面成立了工程组，市规划局局长曹宏伟牵头当组长，孙玉生是副组长之一，他们还从规划局带过去了两名技术员。
工程组人不多，硬任务却有5项。其一，规划设计，包括施工图设计。要施工的工程量非常大，可想而知施工图的设计任务有多繁重。其二，技术指导。其三，质量监督。其四，工期控制。其五，所有工程的竣工验收。
接到任务之后，工程组的同志们坐下来讨论，大家一起梳理工作思路。文物本体的保护，外部环境的整治，这两个方面究竟要做哪些规划？
嵩山历史建筑群文物保护的总体方案当时已经做出来了，它是郑州市人民政府和郑州市文物局委托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设计的。但是这个规划设计仅仅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接下来要做的是每一个文物单体保护的专项规划。依据这个单体保护规划，再做修建性的详细规划。比如这个文物的中心保护区域是多少啊，控制地带是多少啊，控制地带之内的哪些是搞绿化的啊，哪些是搞建筑的啊，哪些是路啊，路多宽啊……这些内容都要在详细规划中一一体现出来。
按照逻辑顺序，必须尽快拿到文物单体的保护规划，然后才能依此设计详细规划，最后才能设计施工图。
文物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要考虑文物本身，还要考虑和旅游开发的结合，考虑周边环境如何才能与文物本体达到和谐统一等等。而这一切对于指挥部的领导、对于工程组的所有同志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不懂就学，登封市申遗指挥部的负责人率领工程组的几位同志采取了走出去的方式，到国内申遗成功的地方参观学习。怎么对文物本体实行保护，怎么对环境进行整治，大家都需要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下一步才能决定如何聘请专家，参与具体的工作。
他们先后去了福建的土楼、广东开平的碉楼等地，详细地听取对方的介绍，没有整治前啥样子，整治以后啥样子，为啥要这样整治……孙玉生印象最深的有一条：文物周边的环境整治必须达到“古朴”这一标准。因为文物本身是古老的，你不能把周边环境搞得很新很洋。比如种了好些名贵的花、名贵的树种，那都与“古朴”二字背道而驰，都是不符合要求的。在文物的周边环境里，需要种植的是那些能体现乡土气息的树和草。
参观学习几天之后，从2008年元月7日起，工程组就开始编制施工规划了。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互联网查询，通过朋友打听，通过省、市规划设计部门等多种渠道，了解和掌握了那些国内对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比较内行、比较精通的单位。这些单位主要是上海同济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建工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西安古建设计院、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去西安，一路去北京，与这些单位展开接触，谈意向，签协议。
孙玉生算了算时间，元月10日一定要动身出发，不然就来不及了。市申遗指挥部对规划组提出了时限的要求：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设计必须在40天之内完成。这样的要求非常严苛，但也是无奈之举。3月初是一年中植树绿化的最佳季节，错过了时令，植树无法成活，绿化达不到标准，环境整治也就泡汤了。
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限，规划组给自己先做了个时间规划：元月10日动身出发，联系设计单位；元月15日签订设计协议；元月31日设计单位完成规划设计；2月初在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开始施工设计，2月底前完成全部施工设计；3月初，施工队伍进场施工。
真是环环相扣，一环也耽误不起啊！
去西安的是一组，孙玉生这个组去了北京。孙玉生带着人元月10日准时出发，到了北京就四处奔走，和北京的那几家设计单位谈意向。你要求15日签协议，31日规划设计就要全部做出来，没人愿意接受啊！尤其是大的设计院，尤其是设计方面的大腕、大家，人家才不愿意接呢。人家手里的活儿很多，你这几十万、百十万的设计费难入人家的法眼。
可是，孙玉生他们又特别想请大腕和大家，大腕和大家有经验，设计得好，做出来的东西容易被专家组通过。对方不想接，孙玉生他们就厚着脸皮坐在对方的办公室里，和人家慢慢地磨。清华大学最后答应接了，不过人家许诺的时间是两个月。
两个月不行，两个月之后黄花菜都凉了。但是任务还是想让对方接下的，让对方把任务先接下来，然后再细谈，再在时间上做努力。清华大学这边把协议签了，北京建工学院那边也把协议签了。于是，来北京的这几个同志又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蹲守北京建工学院，孙玉生带着另一个同志在清华大学蹲了下来。
孙玉生和助手吃住都在清华大学，每天都去陪着那些搞设计的人。其一，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各种有关资料；其二，是给他们搞服务，有了跑腿的事，孙玉生和助手赶快去跑，不让他们花费时间；其三，是无形中起到督促作用，该加班就加加班，该加点就加加点。
孙玉生和助手在北京一蹲就蹲到了大年二十八。家里这个打电话，那个打电话，该过年了呀，家里还啥都没弄哩。农村跟城市不一样，家家都置齐了年货，你一家之主在外面不回来，家里啥年货也没弄，家人能不埋怨你吗？
大学也该放假了，孙玉生他们可以回去了。火车票、汽车票、飞机票，没一样能买着。孙玉生连忙托郑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老乡，请他跟北京站联系。对方答复说，只有等到农历二十九的晚上，才可能拿到关系票。
孙玉生等不得，他只好再托人，买到了大年二十八下午4点钟的大巴汽车票。他是半夜12点钟到的郑州，虽然已经是大年二十九了，可是登封市委副书记、登封市申遗指挥部的副指挥长常继红还在郑州协调有关申遗的事项。孙玉生下了长途汽车，立刻赶到宾馆，就规划问题向常副书记作了汇报。
听了孙玉生的讲述，常副书记急了，她认为必须采取特别措施，加快规划工作的进度。于是，常继红当即与登封市长吴福民电话联系，建议请郑州有关部门做交叉设计。这也就是说，北京方面的规划设计甫一出炉，就在等待评审期间，郑州这边立刻做延伸的施工设计。
登封市政府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郑州市申遗指挥部的赞同。他们做出了决策：从郑州市规划局、郑州市园林局、郑州市林业局、郑州市文物局各抽调出一位副局长和两名工作人员，等春节一过，就驻扎登封，为施工设计服务。
与此同时，郑州市申遗指挥部又决定从郑州市规划设计院、郑州市园林设计院分别抽出两到三个设计人员，直接配合登封市申遗指挥部规划组。
来自郑州的这支队伍，大大加强了登封规划组的力量，也使得后续设计得以顺利展开。如果整体方案出来之后，再请北京、上海方面的专家来做施工设计，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外地专家对登封本地树种缺乏了解，反而不如登封自己来设计更为妥当。
只要有了北京方案的整体规划布局，下一步的具体设计，比如种柏树啊、种椿树啊、种楸树啊……这些属于嵩山本地的树种，登封方面完全可以自己安排。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果断的决策对于申遗环境整治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