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査大队和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技术人员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了两口基准井即松基一井，松基二井，由于地质部的深钻设备不够，因此决定由石油部负责施工。结果这两口井虽然获得了一定地质资料，但未能达到喷油的预期目的。于是第三口井一松基三井的设计与施工列人了议事日程。

　　这是一次万人瞩目的钻井。成功与否，对当时整个松辽平原的找油队伍的士气影响实在太大了。其实北京方面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消息，尤其是曾在黄汲清面前说过事不过三的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

　　必须找出两个条件比较好的构造，才能保证万无一失顾功叙又一次电示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

　　关键时刻，能征善战的长春物探大队广大技术人员显示了自己的神威。他们通过沿区域大剖面上的地震电法工作，准确和快速地完成了两条西北一东南向的短剖面和两条东北一西南向的剖面并组成测线网，从而为确定基准三井圈定了一个名垂千秋的背斜构造。这个构造位于附近一个名叫髙台子的小村庄，因而被技术人员命名为高台子构造。1959年4月11日，经地质、石油两部共同确定的松蒽三井，正式开钻。石油部调来了一台最新式的进口深钻一乌德3200米型大钻机。为了做好两手准备，地质部长舂物探大队又在大同镇长恒构造的一处隆起，布下基准井3地歧部没有深钻装备1韩景行带领的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技术人员便用自削的土设备上马战斗……主战场松基三井，此时此刻集〒丁地质、石油两个部门的精兵强将。为保证石油部的乌德大钻机快速下伸。地质部调来一台千米钻，在松基三井孔旁打一口1000米深的辅助井，专门代替乌德取出1000米之前的岩心。如此布置后，不用取岩心的乌德果然进度神速。可就在此时，井下的严重情况发生了：松基三并钻至900米深度时，由于施工技术原因，孔偏达6度，最后勉强钻至1461.76米时，再也无法继续下钻了！

　　这可咋办！机台上，有的钻工一边用拳头敲打着不争气的大钻机乌德一边大哭起来乌德乌德，你真缺德啊……

　　有了前面两口基准井的失败，松基三井在整个松辽找油人心头的分量太重了！它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可偏偏它又如此不争气！

　　怎么办？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北京。深夜12点。石油部余秋里部长被叫醒。

　　北京。凌晨两点。地质部何长工家的电话铃响了。

　　老黄，碰到了这种情况该如何办？

　　黄总，能不能死马当做活马治？

　　这一天从凌晨4点一直到第二天下午，黄汲清的家里和办公室就没有断过电话。

　　我要了解现场的情况才能作出决定。黄汲清让总机话务员挂长春长途，喂，小韩工程师吗？你把岩心的情况给我说说，越详细越好……

　　老黄，怎么样？何长工又来电话了。

　　我看可以提前试油！黄汲清回答。

　　那好，我跟余秋里同志联系一下。

　　就在何长工与余秋里联系时，康世恩副部长已经抵达松基三井现场。

　　部长，井反正打不下去了。我们试油吧！垂头丧气了好几天的钻工们一见自己的领导来了，纷纷请求道。

　　不不！现在试油万万不能！陪同康世恩一起前来的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按照规范，基准并必然按照设计要求打到底，直到终孔后才能自下而上地开始试油。

　　现在孔偏很大，无法再钻怎么办呢？康世恩问米尔钦柯。

　　那就在旁边再打个孔。

　　康世恩没有反驳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一甩军大衣，跑到工人中间，悄悄说道：我一会儿带专家离开这儿。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的想法对，你们完全可以大胆地干！

　　行！有部长这句话，工人们还有啥担心的！

　　了月13日，工地上的钻工们就开始在松基三井完成钻探的地下1357米至1382.4米之间的3个油层进行射孔。此间，渗水的原油从孔内渐渐涌出……经过20天如此来回的提捞，孔内涌出的水越来越少，油却越来越多。

　　至9月26日，终于人们期待的黑色原油如巨龙一般从千米地下滚滚地喷涌而出，在大平原上蔚为奇观！

　　松辽大地沸腾了！

　　北京的地质部机关、石油部机关沸腾了！

　　还有中南海……

　　传骏，油！油！出油啦！这天，黄汲清下班回家，脚刚跨进门槛就冲着厨房里正在忙碌的老伴嚷嚷起来。

　　老伴吓了一跳，围着灶台左右前后瞅来瞅去，很是奇怪地：哪儿出油呀？

　　松辽！松辽出油啦！黄汲清一边乐一边将老伴一把从厨房里拉出来，然后从包里取出一张地图铺在饭桌上，喏，这儿出油啦！

　　老伴这才恍然大悟：就是前些年你说有油的东北那块地方？

　　没错没错。可过去我一直是预测，现在油真的从地底下冒出来了！龟儿子哟，听说那油冒得老高老高啊！黄汲淸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嚷着，有油了！这下我们不缺油啦！噢，油浪滚滚。爸爸，你别嚷嚷了好不好！大儿子突然从自己的房间冲出来，双手捂住耳朵叫了一声，然后又转身把房门砰的一声狠狠地关上了。油，油，油，我听到这个字就烦！里屋，儿子又愤怒地喊了一句。

　　这个小子，他发啥子神经啦！黄汲清不知咋回事，方才的兴头一下子没了。

　　老伴顿时捂着脸，低声抽泣起来。

　　出什么事了？快说呀：黄汲清急了。

　　大学没录取他，学校说他思想右，把他分配到京郊昌平的一个山沟沟里。老伴长叹一声，指指旁边两个已经打好包的行李，说，这不，明儿一早他就得去那儿报到。

　　说他思想向右？他才几岁呀！黄汲清火了。前年反右时他就因为说实话吃够了苦头，有人差点给他戴上一顶永世不得翻身的右派帽子。后来虽然何长工拔刀相助，可如今漏划大右派的阴云仍无时无刻不在头顶上晃悠。儿子才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思想右呢！不可思议。

　　黄汲清有三个子女，一女二子。老大是女儿，叫洁生，老二是儿子，起名为浩生。最小的也是儿子叫渝生。三个孩子都生在重庆，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急与动**年代，黄汲淸用浩劫余生四个字取谐音给儿女起名，意在让后代记住这段不寻常的岁月。要说命运，大儿子浩生算是最不好的了。当年生他的时候，黄汲清夫妇刚从南京迁移到重庆北碚，日本人的炸弹成为小浩生的催生婆。半岁时，一场肺炎差点使小浩生夭折，幸亏父亲到一位留洋回国的医师那儿要回了一个药膏。小浩生自幼聪明，十二三岁就给当大科学家的父亲装了台小收音机。黄汲清一生关心时事政治，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就是通过儿子的那台小收音机知道的。1954年黄汲清全家搬到了北京，正在上初中的浩生听说北京四中好，一考便被录进了四中高中班。他的目标是成为未来的清华大学学生。浩生继承了父亲的血缘，学习成绩好，说话办事直爽，是班上的学习课代表，共青团员。后来反右斗争的风暴也刮进了学校，团组织让每个团员写交心材料，浩生对当时两件事看不惯，一件是学校操场上摆满了小锅炉，让学生上课时间去炼钢；一件是有位教课很好的物理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他把对这两件事的看法写进了交心材料，并交了上去。1959年元月，高考开始，浩生充满信心地报了清华无线电专业，并且考了很不错的分数数学得9100分，这个分数黄浩生本人当时不知道可是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字，而一些分数比他低的却榜上有名。浩生急了，问班主任是怎么回事。班主任瞥了他一眼，说了一声你也想进大学呀就再没理他。后来母亲得知后找到了学校，班主任很诡秘地说：你这孩子，就凭他的思想，哼，好在学校没在高中生中划右……母亲听后卟了一跳，这言外之意是，倘若上面发话对中学生也可以划右派，那黄浩生肯定是头一个。就这样，漏划大右派的右派倾向儿子，最后被分配到京郊昌平当了一名山区教师。

　　噢，他们让年轻人说实话，可说了又整他们，这是什么玩意儿！黄汲清又要骂人了。然而，我们的这位可以弄清楚几千米地下奥秘的科学大师，除了骂一声什么玩意儿之外，他对当时的政治气候不仅十分无可奈何，而且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从那时起，大师的心中一直十分痛苦和忧郁。他很少说话，事实上别人也不怎么让他有说话的地方和机会了。

　　1960年6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大庆油田原油的火车，从萨尔图站驶出松辽大地，宣告这个新发现的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油田开始为共和国腾飞正式出力时，黄汲清这位油田的发现者，此刻抱着瘦弱的病体，从附近的一家小粮店背冋一小口袋面粉，准备为他正在山沟里挨饿的儿子寄去……

　　儿子，爸爸很对不起你。从小到大，爸爸从没有管过你的学习、生活，可万没有想到，爸爸却把右的思想带给了你……一直到临终，黄汲清总感到自己这一辈子惟一做了一件对不起儿X的事就是自己有意无意把自己右的思想传染给了大儿子，宵得大儿子上不了大学，几十年一直待在山沟沟里。

　　大师在自身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时，还不止一次怀着这样的负疚感，给大儿子浩生写信念叨着自己的不是。

　　采写此处时，我很想知道大师这位大儿子的后来情况。黄汲清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家的大公子前几年从昌平山村返城后住在父亲家，后来因拥挤又搬了出去独住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来到离紫禁城仅百米之远的南池子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底左侧的耳房里，找到了黄浩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代中国名院士后代的家：两间平均不足10平米的、顶棚散落着烟尘的小屋，除了两张床和两个供黄浩生备课」子写作业用的桌子外，中间便是一条人对行需要侧身的窄道。黄浩生现在是北京某高中的数学老师。他的右腿已残，只能支着拐杖走路。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也说不清，说是20多年前在昌平山沟里教书时就慢慢患上了，近几年更重些。1983年落实政策回城，因为不能上楼梯，故这所中学成了他惟一的选择，因为全北京市只有这所中学全是平房。

　　黄浩生老师告诉我，他在京郊昌平的一所山村中学待了24年。那时他才18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幻想，这是一个人学习、深造的黄金岁月，但他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从大都市的高楼深院中，突然被抛至遍地石头、土路和青蒿的山坳里。难道这就是我今后永远生活、工作的地方？刚去时，他悲观、失望过，时常在夜色苍茫的傍晚，独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面对夕照的晚霞偷偷流泪……他埋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采访时，他抬起一只手给我看，那上面是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时黄浩生所在的学校不通电，每天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当年擦灯罩时划破的。

　　也许是父亲的血统关系和父亲在困难面前那种乐观精神的影响吧，黄浩生在命运的巨大打击下并没有沉沦。当他站在讲台前面对穿着破烂但充满稚气、渴求知识的上百个农家娃儿的天真的眼睛时，他感到心灵在升华，感到有责任把科学知识给他们，带领他们在数学天地里畅游，这时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义一尽管有时是痛苦的，但却异常珍贵。

　　1978年，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四中党支部给黄浩生纠正了毕业时的政治结论。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大数学专科。1985年，44岁的他又通过自学考上了北师大本科函授班。每逢星期日，他一早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肩上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书本、讲义和一只印有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搪瓷杯瓷杯用处很大，既可喝水用，又可在中午泡方便面，他与一些与他儿子同龄的年轻人一起听课、做作业、考试……47岁时，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一当了一名大学生。这个梦，对他来说，整整迟了30年。也许是血管里流的毕竟是书香门第的血液吧，他说，他渴望学习，要不是当时已到47岁，又有家庭的繁重负担，他还想去考研究生、博士……

　　如今，黄汲清的这位大儿子还是每天拖着残腿坚持到校上课，他已是这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像他父亲一样对事业异常执著。

　　我问他对自己的父亲怎么看？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山沟里待了几十年而记恨过父亲？黄浩生直率地说：如果说我继承了父亲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父亲18岁在北洋大学上学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也真奇怪，18岁的我在四中上学时如果当时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关心的话，也不会在后来遭此厄运了。而那时的我却偏偏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后来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对这些，父亲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责任。相反，我倒要感谢他，是他的刚强性格、面对任何困难而不屈服的乐观向上的气质、探求真理、勤奋好学的家风影响和遗传给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没被淹没，并努力像父亲一样，执著追求自己的事业……

　　是的，在这方面或许儿子永远无法与父亲相比。黄汲清是大海，是高山。当大海和高山被无情地填塞和淹没后，那种灵魂的摧残与肉体的折磨，只有高山大海自己清楚。

　　历史自有公论：中国地学的丰碑本不属一个人。

　　1964年4月20日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长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大庆油田。在这之前，大庆油田一直属于保密范围。

　　我们的最高当局选择了这样一个年份向世人透露一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接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的：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而且更硬气了。1见美国。特里尔毛泽东传364页。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的六七年间，中国这个诞生不久的共和国，在入为和自然因素的交替袭击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身后，是六万万7民的饥荒与贫困；在前面，是东南西北全方位的反华包围圈。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兴奋的事件之一。1964年的这一年中，中国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毛泽东欢欣鼓舞的事，即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

　　大庆油田和原子弹，为毛泽东相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来自前后的沉重压力，共和囷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

　　如果说原子弹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以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一切反华反共势力进行较量的砝码，那么，大庆油田则可以比做社会主义共和国奔向现代化强国的列车轨道。

　　毛泽东看重大庆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奖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的有功之臣，绝不亚于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在石油系统，毛泽东褒奖了余秋里、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在地质系统，毛泽东褒奖了李四光。应该说，毛泽东对石油部、地质部这两个亲兄弟的褒奖是公平的。但是，由于后来的历史走向，出现了激剧的政治运动，这种公平则随之也暴露出了严重的不公平隐患，最后也导致了后来出现旷日持久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

　　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的开始几年里，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质部其实从未因谁功劳大谁功劳小出现过公开或者背地里的摩擦。这种名利之争，在科技工作者里面，也不曾出现，至少黄汲清等一批大师从没想过什么个人的名与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和崇高情操。只是后来的政治势态发展，迫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起来捍卫自己应有的尊严而已。

　　人来到这个世上，谁都有维护和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然而，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尊严，却付出了不堪回首的代价。

　　**，是他们经历的最漫长、最黑暗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都得不到保证的岁月。那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做臭老九，或者干脆让他们靠边站。

　　黄汲清被划归为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

　　1964年，黄汲清60岁。文革开始，黄汲清62岁。黄汲清压根儿就没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一直尊敬的李四光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李四光。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这面红旗髙高飘扬了几十年。

　　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世纪面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中国在20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属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于是这就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算是一种奉献。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一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伟人的接见了。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那机会就更稀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记载，仅1964年一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两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厶之后的若干年间，毛泽东见李四光必夸他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在谈大庆油田时，毛泽东必提及李四光。

　　李四光是文革中成百成千的科学大师中极少几位没有受到批判和打击的科学家之一。

　　文革开始前，大庆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文革后，大庆更是一面鲜红的战旗，大庆离不开李四光，李四光随大庆宣传的升温而升温。大庆作为中国建设时期广大人民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榜样，永远值得提倡和升温。然而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就不该无止境地随大庆精神的升温而升温了。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大师们彻底想错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与鼠为伍的地下狱室。在棍棒和飞机式面前，身材魁梧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子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

　　这位当时不足40公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受到渗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是由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浣的生杀大权。在文茧开始的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乂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这位地质矿床学家叫孟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一一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新矿种一一香花石矿的发现者。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的**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坠楼而死。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想过像谢家荣、孟宪民两位好友一样了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造反派们不允许地学界失去批判和打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不停地升级的飞机式与批判大会上，才能体验到那种革命的快乐感和胜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与打击的对象，这种斗争就没劲儿！就不过瘾！

　　黄汲清被关进了一间特设的地下狱室，从此开始了长达180多天的长时间逼供审……

　　—次又一次的提审，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被打晕批昏了的黄汲清反倒越来越清醒：干吗要死？我没有错！我的学术有什么问题？没有呀！大庆油田是个例证！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学大庆吗，相信党和人民不会把功臣当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几小时逼供、见不着太阳见不到光线，只能吃一个馒头或两个窝头的老人，在半年后竟然还能活着从几十级台阶下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黄汲清从地下狱室出来的时候，家人给他称了一次体重：39公斤。在这之前的40多年里，黄汲清说自己的体重没有少于65公斤。

　　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残吗？我不知道当年参与迫害大师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应当为这样的事而每天到教堂并站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忏悔一千次，否则天地不容！

　　莫哭莫哭，出来就好了嘛！黄汲清回到家，妻子陈传骏抚摸着瘦得像个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连抬眼的力气都没有的黄汲清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哪里知道这半年中妻子是怎么过来的。

　　我到中国地质科学院采访，当向有关人士问起那一段事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一下冷峻起来啊哟，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办公，每天从早到晚只要往窗外的楼底下看，就会看到陈老太太黄汲清夫人一笔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楼底下来回地走动，想找机会看一眼关在地下室的黄先生，我们告诉她说是不会见到黄先生的，可她不信，还是每天照常来，不管刮风下雨。那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后来我们都不敢朝窗外张望，怕看到她……

　　陈传骏就是这样一位至诚至爱的妻子。

　　黄汲淸在生前不止一次这样对子女说过，他的一生如果没有爱妻的关心体贴，就可能没有事业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岁高龄。我采访黄汲清的子女，他们跟我说的一样：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辉煌一生！

　　大师一生中若有最庆幸的事，就应当数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

　　他们相识于1936年，也就是黄汲清从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国时。黄汲清那时刚过而立之年，正值大展雄才的年华。由于卓著的才华和恩师丁文江、翁文灏的厚爱，回国不久他便升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师和代所长之职，如此一位璀璨的科学新星，他的婚姻大事自然引起诸多人士的关注。那时候在普通家庭里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在高层知识分子界，郎才女貌则更为流行。大才子黄汲清理所当然地成了京城女知识界引人注目的对象。旧北京时，才女们最集中的地方数著名的北京女师大，这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有才貌的富贵家庭的小姐。说来很有趣，女师大当时有两位人称校花的学生，她们一位叫吴镜侬，一位叫陈传骏。前者比后者大几岁，两人都出身于名门贵族，都是人见人爱的娇俏淑女。1922年，吴镜侬嫁给了黄汲清的终身好友谢家荣，十几年后，陈传骏嫁给了谢家荣的终身好友黄汲清。谢家荣和吴镜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惜没有白发到老。黄汲清和陈传骏则更是一对如影随形天下难寻的恩爱夫妻。谢、吴夫妇两人的性格都属内向，而黄、陈两人则都是爱说、爱笑，性情活泼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恋爱，充满了罗曼蒂克。当他们的子女也有五六十岁时，他们对我谈鹎了他们的父母在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趣事：黄汲清提出到郊外的香山玩。好啊，明天就去！陈传骇欢呼起来。第二天，一对恋人搭车前往香山。一路上，陈传骏小姐欢快得像只小鸟，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到了到了。车至目的地，小姐一溜烟跳了下去，回头一看，情人不见了，左盼右顾，还是没人影，回车上一看，你道怎么回事？嘿，这黄大才子呼呼地正酣睡着呢！哎哎，你在做什么美梦呢？陈传骏推醒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嘿嘿，对不起，我刚才正好梦见了在德国黑森林与好友约会的事。黄汲清不好意思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

　　好你个黄汲清，你交代，你在外国留学期间跟哪个洋妞约会过！说！陈传骏小姐胸脯起伏地一把将黄汲清拖下车，非要他说个清楚。黄汲清一见此情，也急了：不是的不是的，龟儿子才约会嘛！那你刚才不是说在德国什么黑森林白森林约会的，一定好浪漫吧？黄汲淸笑了：嗨，那倒是约会，可那是我们几个地质学友约会呀！陈传骏沉下的脸这才放晴了，将一只纤柔的手伸进黄汲淸的胳膊，撒娇地说：那……你给我说说那次约会的事。一提起这，黄汲清就来劲儿了。那次约会是在1934年冬，正在瑞士浓霞台大学主攻阿尔卑斯山脉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研究的黄汲淸，接到了正在德国留学的老同学李春昱的来信，约他寒假去德国南部的黑森林相聚。一生爱旅行的黄汲清见信后欣喜若狂，在异国能与久别的好友相会本身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935年2月，正值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黄汲清践约赴会。到那儿后，又见到另两位北大地质系的高班学生，同在德国、瑞士留学的王恒升、乐森埒。四位青年学者，相会在异域的冰天雪地，童心油然勃发，情不自禁地抓起雪块儿互相对掷起来，雪仗越打越激烈，乐、王两人竟然抱成一团，翻滚在厚厚的雪地之中。那场面有太多的童趣、学子趣，爱摄影的黄汲淸忙不迭地举起相机，连连几声咔嚓，记录下了这难忘的黑森林雪仗图。那照片还有吗？陈传骏被这充满情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黄汲清得意了有啊，你回去就到我宿舍去，保证给你看！去你的，谁跟你到宿舍呀！陈传骏的脸一红，害羞道。后来这对才子佳人好上了。当时北京知识界还纳闷：怎么女师大的大美人都给穷酸的地质调查所的小子们给拐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