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汲清与陈传骏是在患难中结的婚。1937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会议，之后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地质考察与学术交流。当年10月回到南京，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上海，黄汲清作为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他率全所员工，辗转到长沙。在长沙他与陈传駿正式结为夫妻。嫁给地质郎的陈传骏，从此也跟着过上了到处颠沛流离的地质之家的特殊生活。从结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几年里，黄汲清不是出国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陈传骏除了那无时无刻的挂念外，就是抚养三个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随丈夫的单位与工作的变动而无休止地搬家。在结婚的头10年里，陈传骏带着孩子，绕着南京一重庆一北京来回搬家，不下10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带着孩子的陈传骇已经记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妇时期是怎么过的。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解放初的那次从南京逃离老家四川的路上，为了孩子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不被天上飞机轰炸的栖身处，她竟屡次拉下髙贵的脸皮，像乞丐似的流着泪向别人苦苦哀求。

　　解放后，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的黄汲清当时身兼数职，一天忙到晚。陈传骏为了能让丈夫一心扑在为国家找矿的事业上，毅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书职业，当起了一名家庭主妇，专门服侍夫君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平日里，她为夫君的喜而喜，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当黄汲清心宽体胖时，她跟着也心宽体胖。只要丈夫日日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个儿女无不称他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文革开始，黄汲清作为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外加特宇号国民党X特务被揪出来后，一向很注意营养的黄汲清黄胖子的全家斯了高薪。他从300多元的一级教授待遇，变成了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两人的30元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几口人，咋个活法？经济的窘境和精神上的打击，使陈传骏遭受了并不比大师轻松多少的严重摧残。丈夫在地下室关押的日子里，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撑着弱不禁风的身子焦虑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半天一天地等着，那时的她，多么期待能瞅一眼几十年相依为命的老头子，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

　　陈传骏没来得及用那微温的身子为瘦得肋骨根根凸起的丈夫暖窝，1969年九大后，林彪的一号令又把京城搅得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刘少奇等走资派被遣送走了，国民党大特务黄汲清也没有逃过这场台风。名日疏散，可对那些被疏散对象与他们的家人来说，都知道这是一次生离死别。黄汲清的―女两儿得知后，挽着那瘦得皮包骨头的父亲，哭得好凄惨。一向爱流泪的妻子此次一反常情，她不掉泪，也不说话，只是那双积满怨伤的眼睛久久地发呆着。儿女们吓坏了，商量着如何瞒着她悄悄送走父亲。谁知，临上火车前，陈传骏卷起行李，对儿女们说：家交给你们了，我跟你们爸爸一起到江西干校去！就这样，她用那颗伟大的仁爱之心，伴随丈夫度过91000多天喂猪生涯。1972年，黄汲淸被落实政策回京，时年68岁。那时，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了。黄汲清摇摇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对儿女们说的：没有你们的妈，今天你们接回的该是我的骨灰盒了。

　　陈传骏今年88岁，比黄汲清小3岁。我第一次到他们家采访，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噩耗，他们知道告诉她这噩耗就等于终结她的生命。我望着这已是耳聋、眼花的耄耋寿星，心里好难过。不过，我从心底与她全家人一样，希望永远给她带去欢笑和老头子还在医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伟大常常使自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为大师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叹！

　　关于黄汲清这位大师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他的学生，当年随老师一起当猪倌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黄蕴慧有过一段叫人看后发笑又心痛的回忆：那是1970年春季，**的风暴，将我和黄汲清先生等一起送进了江西峡江县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具体地点是江西峡江县坑西村。自1971年夏天开始至1972年春天结束，在坑西村地科院所的养猪班里，我们成了同班同学。每忆起那段时间，一个身穿蓝色旧中山服，头戴旧帽，脚穿高筒雨靴，拦腰捆扎着一个硕大的蓝色粗布围裙，手中挥舞着大竹扫帚，一天天扫着猪圈，围着群猪奔波的瘦弱老人的身影，总会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际，挥之而不能去。这老人终日无言无语，总是静悄悄地，细致地完成着自己分内的工作。该喂猪了，老人也不例外地得去挑猪食，重百十斤的两个木桶，压在老人的肩上，颤颤悠悠地、步履艰难地挑啊挑的，然后倒在猪食槽里，呼唤猪儿来食。当时，有谁敢帮助他呢？又有谁敢改变这种情景呢？这老人是黄汲清老师！这时的黄老师已近70岁了，与我当学生时在南京钟山上看到的那个矫健潇洒的身影相比，差别是何等大啊！这差别当然不纯粹是年龄上的。

　　养猪班的活计是肮脏而繁重的，为了一百多头僵猪，每天要满山遍野地打猪食、河沟里捞水草、集市上拉谷糠、煮猪食、拌饲料、挑猪食、喂猪、扫猪圈、起猪粪……连我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都不知是怎样过来的，更何况一个年近七旬的瘦弱老人！

　　养猪的同时，还是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黄老师在劳动的时候是要受人监督的。记得在一个大暴雨刚过的午后，猪班里只剩下了班长、黄老师和我。这位班长忽然心血**，非要三人全部出动去稻田田埂边和小沟里捞水草，理由是要抓住机会改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让他好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暴雨过后的田埂是泥泞而易摔跤的，一个近70岁的老人如何能胜任？虽经我再三恳求：留下老人看家，我和他同去，但这位班长不同意，说：就是要改造他！那个时候，领导的意旨是不能违抗的。于是，三个人，三副箩筐出发了。硕大的箩筐压在一个瘦小的老人身上，走在泥泞而狭窄的田埂上，自然是颤颤悠悠、颠颠簸簸、东倒西歪的，我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也一样走不稳啊！于是，年轻的班长就大声吆喝：大家瞧啊！这就是每月300多元工资的大反动学术权威的能耐和嘴脸，什么也不会干，只会吃！一路走，一路喊，在田里操作的善良农民都笑着，看着我们，但却无任何人响应这辱人的话语。下田间小沟里捞水草就更糟了，路滑，水深，而黄老师却一直在用他那颤颤悠悠的身躯，跟着班长的命令，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实在让人不能容忍了，我不得不鼓起勇气，催促班长让我们回去，問时也催着黄老师往回走。蛉的黄老师却不敢啊，依然是听日子班长的吆喝，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做出了抗汉。自动往西走，打道回府。这样，三个人才挑着空担返回了褚淛。现在想想，那时有些人，为什么总想置人于死地夹？

　　我佩服黄老师，蒽服他即使在那艰苦的养猪班里，也从没有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更没有向任何人乞求过帮助和怜悯，而总是默默地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搞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直到他调回北京，又从一个养猪人变成了地质大师。

　　每忆起这些无法解释的往事，总有一股股酸涩的感情涌上我的心头。世界级地质大师和养猪人，究竟谁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更大呢？

　　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或许大家还没有听过哪个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超过地学界的。

　　地学界的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具体的围绕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更多的已经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李四光曾在总结中国地质史时这样强调：地质科学的政治性比其他科学显得，巧强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一笔者注虽然我不怎么质科学，但从辞海上我查到了它的解释：所谓地质科学就是人们研究和探索以地球奥秘为主要对象的一门自然学科。为什么一门自然科学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性，而且是特别的强烈？我不明白，我只好去讨教地学史专家。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潘云唐副教授等人给我讲了地学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使我对李四光的话有了相对明晰的认识。同时，我又深深地为地学领域所特有的那些斗争史而震惊。因为一旦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深人到一个科学领域，这种结果的残酷程度更令人痛心。科学就是科学，本不该有那么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人科学领域，科学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其实，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以及学科本身的正常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然而由于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范围的学术争鸣，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之争，甚至发展到你荣我耻，你死我活的门户之争、政治之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确，新中国的成立，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从客观的历史角度分析，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应该说是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的虎门销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等几乎是没有停顿过的各种斗争后才站起来的。无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是最波澜壮阔的和彻底的一次革命斗争。新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几千年来民族祖先遗留下的巨大物质与自然财富，那么我们的共和国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地步。

　　地质科学事业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从20世纪初鲁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质学术著作，到1912年章鸿钊在孙中山的国民临时政府下主持第一个政府地质部门，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灝开设第一个地质调査科研机构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40多年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也包括李四光在内，还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和大师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质科学。尽管在旧政府统治时，他们找到的真正可以用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矿山与矿产地并不算多，但在学术上，在科学的找矿理论与方向上，不仅成熟，而且已经走在了国际同行们的领先地位6解放后，我们开发的鞍山、大同、淮北、包头、攀枝花、玉门、大庆……一大批著名的钢铁与能源基地，有几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已被地质学家们发现或者指出了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进人开发的塔里木油田，黄汲清在1942年就这样明确指出过：这里的油田的未来远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足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此外，在深处还可望有更好的油层。

　　包括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最初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他的那部地质力学奠基之作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发表于1945年。李四光的另一个著名发现一中国第四系冰川则比此更要早十来年。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在20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在前半个世纪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研究与探索阶段的艰巨使命，而在后半个世纪则是我们共和国很好地体现了团结和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在他们成熟的科学思想指导下，完成一个又一个矿产资源基地的开发与实践过程。

　　不计前人的功劳，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忘却历史的作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在地学人材与地质学科研机构方面，粉中国政府几乎是将旧政府的那班人马全盘接收过来的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从事地质科学工作的总人数不昆200入。研究机构主要是一个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下属十几个省级地质调査所，加上李四光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淠。这：；00來个人和几个科研机构，在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的历史转析关失，化乎全部留在了大陆，后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蒞成立的荦一个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及后来成立的地质部，其主要技术骨干与主要领导人都是这一批人。

　　这200来位地质科学工作者，为了完好地保存机构，迎接新中国成立，当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战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的好友、当时任所长的李春昱教授等人为保护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斗争史诗。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勒令各机关迅速撤离。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李春昱因为经常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所以有心不想随蒋介石的旧政府撤离。但是在国民党总统府鼻子底下，要把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赞勋、侯德封、谢家荣等几位调查所元老秘密商量。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留下，不跟蒋介石走。黄汲清当时在国外考察，李春昱无法与其联系。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来催促，到后来中统、军统的特务也渗到了调查所驻地做耳目。面对如此形势，李春昱等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当时要把机构留下来，连职工家属几百号人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外，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在混乱与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维持员工及家属生活，困难实在不小。

　　后来，李春昱向担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老友孙越琦借了两卡车斤大米，又发动大家储备了油、盐、咸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国民政府机构大批撤离之时，惟独地质调查所不撤显然太扎眼了。怎么办？此时，孙科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往广州，主管地质调查所的经济部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派人来催李春昱搬迁。再要想瞒天过海拖着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还有两位政府大员对地质调查所内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们不支持或到蒋介石面前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成泡影。这两个人就是孙越琦和翁文灏。孙不久就任经济部长，直接主管地质调查所。翁文灏则是孙科的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又是与丁文江一起把地质调査所创建起来的太师爷，对所里的控制力远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质调查所留下来，先得越过这两位神仙。李找到孙越琦，孙先是一笑，然后将他拉进里屋，说不瞒老弟，我也在做留大陆的准备。孙越琦后来确实留了下来，并一直服务于新中国。现在这位老人仍健在，据说今年已有103岁。李春昱从孙家出来，已见半天明媚。后来他又到行将离开南京的翁文灝府上。当时，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产党列人战犯，名列第五位，不暂时避一避是不行了。李问：难道先生要随蒋到台湾？翁摇摇头，很灰心地说我在蒋手下干了那么多年，要说有点成就的话，也只有地质开矿，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谈，做官我也不是那块料。到那边一块小地方又没啥地质开矿的事干，其他的我已不感兴趣了。顺其自然吧！先生，假若我们把调查所留下，你有什么看法？李春昱与黄汲清一样，是翁文灝的得意门生和老部下，他认为在决定地质调查所前途与命运的此时此刻，征求这位导师和创始人的意见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过李春昱心里也一直打鼓，万一老先生不同意咋办？翁文灏似乎看出了学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们不走是对的，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来了不会杀头的！李春昱是含着热泪离开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面组织几位心腹到长沙租了几间房子并挂起了中央地质调查所临时办公处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面组织本所职工在南京昼夜巡逻，以防不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旧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出财经工字第一号令，将这个地质调查所划归财经委计划局领导。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一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黄汲淸、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出国，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被委任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是尹赞勋和谢家荣。73岁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章鸿钊被聘为顾问。

　　被列入战犯名单的翁文灏此刻流亡隐居在法国。半年后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因为翁在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国之后再没有重新回到他心爱的地质事业上。黄汲清曾向中央建议让翁当地质图书馆馆长之职，但没有得到同意。后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1954年12日，翁文瀕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71年1月27日，病故于北京，终年81岁。

　　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在反右时，也戴了顶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一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黄汲清是，老夫子章鸿钊是，被迫害致死的谢家荣、孟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了那种书卷气。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上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近这些大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德风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那种黄里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的一个50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籍与资料的书架。开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当时我很惊诧，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平日里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都绝不会是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讲述的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老伴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200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黄汲淸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回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工作还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父亲身边除了老伴，还有一个孙儿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1200来元的工资。在80年代初，父亲的工资600来元，后来是800来元，那时还能对付。到90年代后，他的工资加院士补贴涨到1200元，可抠着花还是月月空。黄汲清有不少弟子，过去几十年里，只要到他家，就甭客气，逢吃饭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后来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弟子心里不好受：留下吃一顿就等于添恩师一份愁呀！这几年社会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会、研讨会等等，黄汲清是国内外有名望的大科学家，所以请他当什么评委、名誉主席的多得很。明白人都清楚，这些都不是白当的，只要去会场上坐一下，露个面，或者根本不用去，电话里应一声，别人就会送上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几千元！黄汲清不干，他找来助手，说：给我在报纸上发个声明，凡是这一类东西，我一律不参加！助手告诉他说这样的声明报上不好发。他就说：那你就告诉所有来函来电的邀请者，我黄汲清绝不当评审院士，助手照办了。可经常到大师家的助手，知道大师家的生活窘境5有时想说服他适当地参加一些不是蒙人的评审会。大师一听就摇头摆手，说我也不是反对专家去参加评审工作，可是一拿人家的钱物，你心气就短了，心气一短你说话谈意见就会受影响，最后评审出来的东西就会不真实，就会误人误事误国家呀！从此助手再电不提了，而大师的生活依旧那样清贫。80年代，在大学教授和名名声的专家中流行当博导博士研究生导师！这博导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还根据你所带的人数给于待遇呢！于是有人一下就带几个甚至十几个博士研究生。论黄汲清的资格，当博导的博导都不成问题。本来嘛，他的许多学生此时早就是博导了。可大师就是不愿带。他说：过去师傅带徒弟都是单传，最多带两个，这才能严师出高徒。

　　一下子让那么多年轻人到你身边，你一个星期上不了两堂课，这不是不负责任嘛。我不干。再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书本上的东西教学生呢？在大师去世前两个多月，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举行的何梁何利奖颁奖会。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奖，颁奖者是李鹏总理。临出家门时，大师有些发愁，因为他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颁奖台的黄汲清，穿的是一件黄里发白的旧羽绒大衣。这是儿媳在好几年前给他买的。100万港币的奖金拿到手时，何梁何利奖出资人中的一位女士悄悄走过来对黄汲清说：这钱不算多，老先生您拿着它享享福吧！大师当时一笑，没有说话，回到单位，就把这100万元奖金拿了出来，设了一个黄汲清地质学奖励基金。

　　当我为大师这样为国家、为世界科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却生活贫苦而不平与惊叹时，我更对他及他好友的那种书卷气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很可爱其实也很珍贵的书卷气是否太少了！当人与人之间发展到除了金钱便一切换取不回的时候，是否也预示着社会的基本人伦与民族美德开始进人沦丧的危险境地！

　　我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熟读四书五经，也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沿着四书五经所规范的道德与哲学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不过，有一点我似乎已从他们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书卷气的人，凭着他们刚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吃亏便是他们无可逃避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