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自古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在此为政做官者决非等闲之辈。当官不做事在常熟地盘上站不住脚，但当官者在此块福地上做事又非易事。事要做，且又要把事做好，这是常熟人对其父母官最重要也是基本的要求。
常熟人做官做得最大的是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晚清状元、两代帝师、光绪皇帝的“总理大臣”翁同和。
翁同和做的官不可谓不大。但这位“常熟相”对做官苦衷的感受也是最深刻的。
在当地有一关于“翁同和三了墨债”的传说，说的是这位“维新变法”的旗手被西太后一纸贬回老家后的事。翁是清末有名的书法名家，他虽被贬受制，但仍有不避嫌疑者前来求字。翁一概回绝。不过有三笔墨债他无法了却回绝。一是袁世凯所求，二是本地一赵姓乡绅所求，竺是重修常熟古刹的主持僧所求。这三笔债对当时处境的翁氏来说都很难处置。一日，翁氏召集翁家全体后辈，众议此事。论第一桩墨债时，有人说：“袁世凯目前是慈禧青睐之人，不可得罪。”有人则说：“袁属奸雄，于国于家都有罪有仇，不能应他。”有人言：“是否可以字中藏谜，暗含讽刺。”经讨论，大家认为第二种意见最好。翁同和微笑道：“我不善奉承，不畏权势，也不做文字游戏，决不给袁世凯题字。大家意见和我一致，我感欣慰。此笔墨债就此了结也。”论第二笔墨债时，有人说：“赵氏与我们同乡，情面难却。”有人说：“赵姓乡绅刻薄待人，霸田占产，名声不好，我们怎能与此等人相往？”翁同和听后沉思片刻，说：“我在京城多年，不甚了解赵氏的所为。既然他是这等恶绅，我们翁家确不需与其交往。”说完，翁氏哈哈大笑：“想不到今天我不仅了结一笔墨债，且还得了一次教益。”论第三笔债时，后辈们意见一致：常熟为历史名城，主持僧修古刹是善事，理当为其添彩。翁同和十分高兴地一叫：“好！”即刻令人磨墨展纸，提笔疾书。三笔墨债如此了结，翁老大学士感慨而道：看来行善事实事最合人心，而得人心者需办合民意之实事也。
承先祖美德与传统，是常熟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也是为政者必不可少的一种涵养。
虞仲、言子、翁同和这三人之所以在常熟人心目中具有崇高威望，正是因为这三位先贤为后人开创了勤业、好学、廉政的风范。当今数十年来站在常熟政坛为民作父母官的那些共产党干部们，正是因为他们不仅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营养，同时又从民族祖先那儿继承了优良的风范，并使之成为具有自我特色的行为准则。
百姓们公认，常熟有今天繁荣富民的景象和潮起潮涨、蒸蒸直上的市场经济形势，是因为干部们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的作风与劲头所致。
我把常熟干部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智慧型的实干家，一类为实干型的智慧家。而常熟之所以从古到今一直高高矗立于中华民族的强盛与繁荣之林，这与他们始终有这两大类型的为政者是密不可分的。
当今的常熟更是如此。
智慧型的实干家和实干型的智慧家，相补互替，相映互照，共同烘托起了常熟的昨天和今天的辉煌。
那心中有首“小城兴市歌”的市委书记江浩，是属于智慧型的实干家。而实干型的智慧家则在市长唐伟置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展示。
智慧型的实干家可以把自己心中的宏伟蓝图化为富国强民的现实。
实干型的智慧家则可以把人民盼望的现实化作自己心目中的宏伟蓝图。
市长唐伟置属于后一种干部。
因为他首先是位来自人民、来自农民的干部。从他为官那天起，百姓心目中愿望的事，就是他为之倾心倾力的事。
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有农民般的挚朴感，有兄弟般的亲近感。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说他的血脉、他的肉体以及走过的每一行足迹，都经常熟父老乡亲们亲手培植与抚摸过的。他说他是常熟人，他说他所做的想的都是常熟的事、常熟的人。
他的一切属于常熟、属于常熟人民－这大概是这位常熟市长所拥有的最大的力量源泉和最坚实的根基，最崇高的信仰与追求教
市长比共和国早诞生三年，这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童年的不幸。他从小是个孤儿，苦难在他生命的根基里深植着，而也许正是从小的苦难才使市长更比别人懂得珍惜什么是爱和应该怎样去爱别人及为别人着想。他从小聪慧，可他因为是孤儿便注定了命运给他更多的不平。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是学校的尖子，但却不能念完他渴望念完的高中。他无权埋怨亲戚，他们已经给予他很多很多了。高二辍学后，他便当农民——对所有农家的弟子来说，种地并不是什么人生转折，每一个农民的弟子都是在有能力做些事时就已经开始参加种地干活了，但可贵的正是那些在种着地又发奋图强的人。年轻时的市长便属于这一类。他没能力靠谁来送他再进大学，但他却在田间地头学完了省农学院的大学课程并取得文凭。25岁时他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3年后当了公社党委副书记，一年多后又任正书记。1983年起便进了常熟市级班子，先是组织部长，又是市委专职副书记，又是市长兼副书记。
像其他我所接触的常熟干部一样，他同样不谈自己任职为官期间的功绩，他只谈他对工作的感受。
这感受便是一颗人民公仆的心，一颗百姓并不都能在表象上看得见的市长之心。、、他说知道在常熟这样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以及（沙家洪》革命烽火炼就的英雄土地和人文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富庶的地方，当一名完美的人和得人敬的领导干部谁都难做到。但可以做得问心无愧。
我问怎样才算间心无愧？
他说那就是蜻绝在位一天，想的做的都要从一百多万市民的利益出发。玩花架子的干部可以玩得腾龙驾雾，但老百姓不爱这样的干部，老百姓喜欢为他们办实事做实事的人——“这就是我的工作标准。”他说。
你看看常熟城，过去可不是这个样的。今天，街像街，道像道，楼房是崭新的，建筑是美感的，有水、有山、有绿、有现代化……这就是我们的新常熟。
城市是两个文明的载体，也是多种经济成分的综合体，是各种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地方。同时她又是先进生产力的摇篮，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市场市场，就得有个像样的市与场。五年前，我当市长的第一天起就对自己说，你这个市长如果不把常熟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抓实抓好，你就不是个称职市长。可当我们着手对老城区“开刀”时，由于涉及一些道路与设施的改造，有人就不理解，会当着你的面骂，也会有人背着你告状。在这种情况下你既要去耐心细致的说服，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工作做好。几年后，当一座崭新的城市出现在人们面前时，百姓们就感到当初你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是对的。可在这几年间的从不理解到理解到支持的过程，你作市长、市领导的，就得靠实实在在的埋头苦干，才能慢慢获得人们对你的理解与支持。
你看到我们的服装城了吧？那是个多么繁荣的购物天堂！在那儿的经营者都可以赚大钱，可是你当领导的就不能把私心伸到那儿，你的责任就是培育、管理好那块夭堂。你花出了那份培育、管理的心血，你不但不能参与经营者获得的实惠，你常常还得受一些“窝囊气”。而在这个时候你还不能退却，必须把该做的事做好做圆满。他说前年他和市里同志到服装城现场办公，发现有处消防系统不够完备，就提出要改造一条商业路线。于是正在这条路线范围内的一些生意做得红火的人就不干了，上百人跑到我家里堵在门口闹。一句话，他们不想动窝。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决定铺设消防路线是为大家做生意创造更好更安全的环境，你们今天闹，想让我改变决心，那么有一天服装城真的因为你们那一处出现了火灾，首当其冲受害的是谁呢？难道是我市长？不，是你们，是你们这些辛辛苦苦的经营者！你们想清楚了没有？我们是为了谁在做这样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后来闹事的人都不闹了，说市长我们全力支持你、支持服装城的改造工程。
他说求实、办实事有时少不了会得罪一些人，但不求实、不为百姓做实事，最终到头来会得罪更多的人，连自己也会一起赔进去。这几年来，常熟的工作能有长足的进步，就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坚持了求实作风的结果。
求实是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精神思想的核心遗产。可求实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对它的理解本身就是有个求不求实的间题。现在许多人都在说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在实践中为什么同样差不多的条件有的就搞得好，有的就进步不大呢？或者有的听起来发展很大，国民生产经济指标也直线上升，可人民的生活、当地的变化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呢？说倒底，还是不求实。咱们苏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之一，党和全国人民给予我们很大的期望，我们这儿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样的动力和压力面前，是浮夸的赶着潮地前进，还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自身特点，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本身就是两种思想、两种作风和两种工作结果的考验。市长说他和常熟市委、市政府的同事们，一直坚持不走赶浪潮、赶风头的事。这样做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可能被视为保守，甚至视为能力问题。但通过一定历史阶段的验证，我们坚持的是对的。这就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前些年，我们周围有人为了迎合一些不合客观规律的时髦，提出了什么“一年经济指标翻一番”、“一年建设一个新啥啥”，这种明显的浮夸可在一定范围内不仅十分吃香，而且常常被当作是一种经验。结果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我们常熟市委、市政府这几年就是坚持不在任何时候做这样的“风头草”、这样的“墙上画”。我们提出，任何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从当地实际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每做一件事，每迈一步路，不是看它的短期效应、传媒效应，而是要看它的长期效应、实际效应。而所有这些标准的归结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否对当地的人民、对当地的整体发展事业有作用。我们今天自豪地向人们介绍我们的“常熟精神”，就是因为它的核心与最终目的，基本实现了上述我们想往实现的目标。
他说求实在很多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人会说你没水平，有人会说你太胆小，甚至有人会说你过于平庸。作为一市之长，当听到这样的话时，你是头脑发热还是沉不住气？假如你头脑发热，你就会丧失求实的作风；假如你沉不住气，你就会干出些违反客观规律的事，到头来害的是谁？还不是百姓！还不是当地的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个长期的过程，．看一个领导宝、一届政府的功绩，不能只看在他在任的那几年，还要看他不在任的那几年，对当地整个社会进程倒底是否有很好作用。常常是某一届班子在自己在任的期间似乎很辉煌、很进步，可过后几年、几十年再看他那个“很辉煌”、“很进步”时，可能给人留下的是无数隐患，无数阻碍历史的因素。与其图这样眼前的“很辉煌”、“很进步”，还不如从现在起，像迈台阶似的一步一步把步子迈得更坚实一些为好。
一个市长，或者说一个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此。他说我从政几十年特别是这些年当市长后，这种感受越来越深刻。他说他常对下属讲，你们不要在60岁退休时在自己是虚岁还是周岁问题上，跟组织闹个没完，你早知道这样就该在平时几十年工作中多为大家、多为革命干点实事。他说他对“有职不用，过期作废”这话有自己的不同理解，如果出于私利，就不对。如果把这话用在为百姓为国家和集体事业上，这话就能使自己的工作生命得到延长，对革命作出更大贡献。为官一任，就得守土有责嘛！
他动情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跟泥土打交道，对常熟这块热土充满感情。人生毕竟有限，当官生涯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能为父老乡亲们做点实事、好事，这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当自己有一天退下来时，看到自己曾经为这块热土上的父老乡亲们做了几件好事时，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常熟的百姓们，你们听到市长的话了吗？过去你们可能听到或者根本就没有听到过，那么现在你们就来好好听一听矿过去你们或者认为他工作做得很不错或者因为有些你们并不全然了解内情而认为市长他得罪了你们，那么现在你们都该明白了，他市长为什么那样做了而不是像你们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了！
请听市长这样说——
他说别人无法知道他市长是怎么当的。当别人忙碌了一天后可以不管天塌下来照样蒙头大睡，可他说他不行，有时睡了一听窗外有消防警车响就紧张。一辆车过心头紧一紧，两辆三辆警车过就要到凉台上看一看，四辆五辆过就得穿衣下楼到现场……他说着急呀，怕出点不测的事！
请听市长这样说——
他说按任期他这一届还有一年，他说过去做的事由百姓去评说，他现在最想把“市第三自来水厂”抓出个模样，这个工程总投资4.8个亿，是从长江取水。第一期工程是解决市城区的用水，第二期工程是解决沿途乡镇的用水，第三期工程是解决全市一百多万人的吃水间题。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了，用水仍是重中之重的事，他说把这个基础打好了，加上已经起步的各项工作跟上去，常熟在下个世纪就能向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看齐了——那时他即使很老很老了，、常熟的后人根本没谁认识他了，他也感到由衷的欣慰。
常熟有个值得记住的市长。
常熟有很多值得记住的市长式的干部。
常熟有从二十年代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回老家的李强式的好干部；有革命烽火（沙家洪）中郭建光式的好干部，更有新中国几十年来为当地建设和发展立下汗马之功的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成百上千的好干部。
即便是现任的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中，我们也尽可找出甚至更为感人和催人泪下的事迹。
最早接待我此书采访的市委副书记徐国良，现在已作为苏州市乡镇企业局局长的身份在美国进行专业进修，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和有口皆碑的能力与水平，曾令许多来常的记者作家期望抢为“独家新闻”，可他不愿别人写他。他说他喜欢的是让下属让百姓念他好，这才是他最大的宽慰。还有金元康、储小平、戈炳银、王伟民等领导干部，他们每人分管一摊，各率一个战场，都有一曲曲动人的赞歌，在百万常熟人心目中盗立着一座座丰碑。可他们拒绝宣传自己，理由是，还是我干点实事好。
这就是常熟为政者的特色。
“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由这入个字组成的既富于时代特色、又深刻蕴含着地域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常熟精神”，不仅是几代常熟干部们在革命实践中共同凝结而成的思想作风精髓，而且也是常熟地域人文历史的灵魂所在。
某一召，在北京的一位熟人听说我在常熟，他夫人托我给他在常熟买一件“魁克牌”羽绒服。我便向常熟人打听这“魁克牌”羽绒服的生产厂家，可是好几个常熟人竟然并不知“魁克”羽绒服的厂家在哪个地方。
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魁克”羽绒服在北京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大小城市的市民中几乎无人不晓，至少它在北京不仅被各大商场推选为最畅销商品（羽绒服装第1名）和连年被评为“首都消费者喜爱的生活用品”这样的名牌服装，“魁克”广告在京城大小商场和公共汽车上也都能随时见到，然而出品“魁克”的常熟人却不知它的厂家到底在何处，这不是一个怪问题吗？
“一点不怪，因为常熟出的服装名牌太多了，像‘魁克’这样的厂家在常熟名牌服装生产厂家中只能算中小辈份，所以许多百姓并不一定都能说出它到底是在哪个镇哪个村。”市府一位官员的话解释了我心中的疑间，不过他的话从另一方面又使我吃惊不小：小常熟真的是藏龙卧虎也！
“其实，常熟市民们可能并不都知‘魁克’厂在哪儿，却都知道‘魁克’的厂长叫顾雪忠。”
我间这是为什么？
官员说，因为顾雪忠厂长在19％年8月16日出殡那夭钾伪他送行的人近至‘·魁克’，厂全体职工，远至北京、哈尔洪的“魁克‘明友，人山人海，轰动一时。葬礼是所有“魁克”人和来自全国各池的“魁克”朋友们自发组织的，在长长的送葬队伍里，悲痛万分的人们，发出的那一声声呼唤，似乎十里常熟山、万顷阳澄湖都在这样泣诉着：“好人，走得太早、太匆忙……”
顾厂长死时才49岁。常熟人说他是累死的，“魁克”人说他是为了“魁克”魂而又一次远行去了……
无论人们怎么评说，顾雪忠毕竟离开了他心爱的“魁克”和生他养他同样热恋着他的常熟之土。然而人们之所以以少有的隆重礼节为他送行，实在是因为他舍命办厂和务实经商的事，叫人不可忘怀。
顾雪忠的“魁克”羽绒服像许多常熟名牌服装一样，其生产地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常熟赵市镇师桥村。“魁克”起步于1971年，那时没有什么牌子，只有十来个小裁缝抬出七八台缝纫机放在一起就算是个“厂”了——苏南地区最初的乡镇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从那起，大伙就推举顾雪忠做“厂长”。“魁克”人说他们的厂是顾厂长像抱孩子似地抱大的。七十年代他们为国营单位做加工，八十年代独立设计生产，九十年代他们打出了自己的名牌产品。“魁克”人说，25年间，顾厂长天天上班最早，下班最迟。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日，一年四季只有春节两三天时间，是属于他与家人和亲朋好友可以在一起放松闲暇的时光。前年他妻子因车祸摧难，他送走妻子的第二天就上了班。他说“魁克”是他全部的生命和工作意义。那瞬息万变的市场，就像战场一样，作为指挥官，他需要每天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才能把市场运作好。多少年来，为了随时应付和处理厂里、销售市场上涌来的各种问题，他连床都不睡，只睡沙发。他说沙发上起来方便，不用脱衣，也不用穿衣，不耽误事。日久天长，家人有时让他睡到**，老顾反觉得十分别扭……
1995年8月的一日，顾雪忠觉得自己再也无法从沙发上站起来似的。到医院一检查，他的一只肾脏早已坏死一年多了，医生惊诧池说：“能拖着一个死肾照常起早模黑工作一年多的，恐绝无仅有。”手术后，医生吩咐他必须彻底休息3个月，可顾雪忠待稍能活动，就在病床头忙开了。医生怎么劝也没用，他说“魁克”就像一支远征的军队，要使它在千里之外的各个战场上取胜，我作指挥官的就得天天研究战局，随时决定战略战术，如此“魁克”这支远征军方能在市场上百战百胜。
顾雪忠办厂务实，每一道工序，每一个质量，就是车棚里不该出现的一盏“长明灯”，他都要过问，甚至为一件很不起眼的事会把职工批评得直哭。可“魁克”人服他、敬他、更爱戴他。
顾雪忠经商也务实。无论从羽绒厂，还是面料厂，还是各大商场，都说老顾信誉好。北京晚报每年搞“读者评报”，总爱找“魁克”的老顾赞助做“杯”，京城的报人也说常熟的老顾人实办事也实，与我们办报的宗旨相吻合。“魁克”成为名牌后，为了扩大生产，投入了大量资金，有一阵全厂应付款高达1500多万，但没有哪一家上门催老顾的，业主们相信老顾胜过相信自己。“魁克”就是靠着顾厂长这种务实作风、务实精神，从一个无名小厂，到今天成为中国羽绒服装界一匹别人不敢小视的“黑马”。“魁克”牌的太空棉服、茄克衫、童装、真丝衫等系列产品，如今不仅在国内市场走俏风靡，且已占领一定的国际市场。
1996年上半年开始，顾雪忠身上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在他生命的最后3个月里，他甚至在因病魔折腾得时不时在地上打滚的情况下，坚持为“魁克”占领市场而拼博着。4月，他到西双版纳开订货会。白天趴在桌子上给客户介绍“魁克”产品性能特色，晚上就在地板上打滚………。
5月，他到“魁克”的主力市场北京。当客户来见他时，他只能跪在地上跟人家说话。代理商们看着“魁克”老总的样直掉眼泪，而顾雪忠则强作笑颜地说：“你们代来跟我谈长魁克址约市场情况，我就比吃药住院还感觉好。谈吧，无妨公沙年我们君魁克轰在诸位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干得更漂亮……”．当时医生已经确珍他是恶性纤维性组织肿瘤，可他全然不顾，在全国各地的代理商面前依然侃侃而谈。谈“魁克”，也谈常熟服装特色、中国服装市场。一连三天，他找遍所有来京的“魁克，：代理商，仿佛什么病都没事似的”””“
6月，他动了大手术。他把病房当作经理办公室，每天照常让厂里的同志把一份份生产计划、服装款式送到他手中。
7月，躺在病榻上的他，只有说话的能力了。当领导前来关切地问他有什么需要交待的事时，老顾只是摇头，没说一个字，没提一个要求。可等领导们走后，他就不停地向厂里同事吩咐这吩咐那的没个完。
8月15日，这是“魁克”老板顾雪忠的短暂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在他弥留之际，他拼命地用手比划着，示意要笔和纸。可他不能写了。他又张张嘴，可他又不能说了。他异常痛苦地挣扎着。陪床的人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赶忙叫来厂里的一位副总经理。当副总经理凑近间他是不是有关厂里的事时，顾雪忠点了点头。“你放心，老顾，我和同事们一定把‘魁克’搞得更好。你放心吧，啊……”这位副总经理和在场的人忍不住失声痛哭，那悲痛欲绝的哭嚎震动了整个医院……
次日，中国驰名服装“魁克”的创始人、常熟赵市小镇上的一个村办企业家与世长辞。不几日，（常熟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用生命裁出集体事业》的长篇通讯，介绍了这位普通共产党员和市场经济弄潮人的卓越事迹。